2019年2月11日星期一

劳工维权给习近平的“中国梦”蒙上阴影


北京——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人都在举行静坐,要求支付他们的“血汗钱”。出租车司机包围政府办公大楼,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建筑工人威胁说得不到工资就跳楼。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降至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数以千计的中国工人举行小规模的抗议和罢工,回击企业扣发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的做法。当局的回应是采取对抗议活动严加控制的持续行动,最近的举措是上月底在南方城市深圳拘押了几名知名活动人士。
   
     这些抗议活动凸显了经济急剧放缓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带来的挑战。习近平一直在大力推进“中国梦”,也就是他对更富裕和更公平社会的标志性愿景。
   
     随着中国家庭阖家团聚,庆祝中国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许多工人表示,他们难以支付食品、房租等最基本的开销。
   
     “再也没人关心我们,”46岁的周亮(音)说。他上个月参加了深圳一家电子厂外的抗议活动,他说这家工厂欠了他两万多块钱的工资。
   
     “我为公司付出健康,”他说,“现在连一袋大米都买不起。”
   
     追踪抗议活动的香港倡导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去年记录了至少1700起劳资纠纷,高于前年的约1200起。这些数字只代表了中国各地纠纷的一小部分,因为许多冲突都没有得到报道,习进平也加强了有关的审查。
   
     自去年8月以来,当局已拘留了150多人,与前几年比较有大幅增加,被拘留的人包括教师、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以及领导了一场反对工厂虐待工人的运动的左翼学生。
   
     这些动荡让执政的共产党处于很不自在的地位。自毛泽东时代起,中共就一直在树立自己保护普通工人的名声,但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中共官员在捍卫工人权利问题上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
   
     随着抗议活动的增多,习近平一直在想方设法让工人们确信,他了解他们的困境,习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
   
     “你们工作很辛苦,起早贪黑、风雨无阻,越是节假日越忙碌,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他2月1日出门来到北京街上向快递工人祝贺新年时说,这个拍照活动在官方媒体上得到了重点展示。
   
    

    
     但专家警告说,如果他不做更多帮助工人的工作,公众对共产党和习近平的“中国梦”的信任可能会受损。
   
     “如果教师拒绝教书,卡车司机不再送货,建筑工人停止建设基础设施,追逐梦想将会变得很困难,”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亚洲政治的助理教授黛安娜·傅(Diana Fu,音)说。
   
     动荡也影响到了比较新的行业,包括提供食品外卖和拼车服务的公司,工人们抱怨工作太艰苦,工资太低。
   
     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面临着各种不利因素,这使得他向高科技经济平稳过渡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都在下降,房地产市场景气不再,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仍在持续。
   
     政府说,去年经济增长了6.6%,是1990年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许多专家指出,房地产销售下滑和工厂活动放缓等问题表明,实际的增长率可能更低。
   
     随着经济预测令人更加清醒,习近平一直试图通过敦促企业按时支付低收入工人的工资来缓解紧张局面。中国国务院表示,希望在明年之前消除拖欠工资的现象。
   
     劳工抗议在中国很常见,为了避免旷日持久的冲突,地方官员通常向企业施压,要求解决纠纷。但企业现在可能更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它们面临寻找资金的困难。
   
     习近平扩大了中共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监督权。这个中共控制之下的工会本应为其3亿多名会员调解纠纷,但它却往往站在管理层一边。习近平还解散了非营利的劳工倡导组织,这些组织曾经给工人提建议,并帮助他们进行集体谈判。
   
     在今年1月底深圳的一次打击行动中,当局拘留了五名有经验的劳工维权人士,指控他们“扰乱公共秩序”,中共经常用这个模糊的罪名来打击其批评者。
   
     现在,由于不能求助于独立的工会、法院或新闻机构,一些工人正在为解决纠纷采取极端手段。
   
     33岁的王晓(音)是一名建筑工人,老板在东部省份山东的一个项目上欠了他相当于15000元的工资,他多次向老板要这笔钱,已经厌倦不堪。所以,他一周前诉诸社交媒体,威胁要从负责该项目的公司总部大楼跳下来。
   
     “一爬到楼顶上一闹,那给钱就快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王晓没有把威胁付诸行动。)
    尽管有政府限制,但活动人士在组织跨省抗议活动上取得了一些成功,这通常是借助社交媒体。去年,中国各地的起重机操作员协调了一场五一劳动节的罢工,有来自至少10个省份的数万名工人参加。
   
    

    
     但在这个经济不稳定、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习近平已把强调社会稳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在上个月的一个“防范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呼吁省级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加倍努力,扩大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控制。
   
     《中国劳工通讯》宣传总监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说,中国领导人正在“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确保不会再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
   
     中国领导人把劳资纠纷视为潜在的政治威胁,对示威活动尤其敏感,因为今年是中国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者的30周年。
   
     习近平尤其想压制大学校园里劳工维权活动的复苏,这些活动包括由精英大学里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一场高调的维护工人权利的运动。
   
     这些活动人士用毛泽东和马克思的学说作为论据,声称中国接受资本主义的做法是在剥削工人。去年夏天,他们试图帮助中国南方的工人组建独立的工会,他们说,腐败的地方官员与工厂管理层串通一气虐待工人。
   
     当局对他们的抗议活动进行了多次镇压,导致与该运动有关的50多人失踪或被拘留。
   
     当局之所以对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做出如此有力的回应,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要求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物质的,研究中国动荡的傅教授说。
   
     “对政府来说,公开指出共产党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像是子女公开谴责生身父母一样,”她说。“这被视为对国家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公然蔑视和否决。”
   
     但大多数工人更关心的是他们如何勉强维持生计,而不是如何挑战共产党。
   
     今年50岁的宋祖河(音)在中国南方一家瓷砖厂包装瓷砖。他说,工厂已经三个月没发薪水,欠他约一万元的工资。
   
     宋先生担心无法支付妻子的医疗费,或为儿子提供资助。最近,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首关于自己困境的诗:
   
     打工苦打工累,
    回家过年没路费,
    我的打工生涯真是苦。
   
     今年,宋先生回到了中国西南部的老家,和家人一起过农历新年,一家人坐下来吃了一顿有鸡肉和蔬菜的简单晚餐。
   
     “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他说。“很辛苦”。
   
     编辑:博特 来源:N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