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6日星期一

张祖桦: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遗产——兼评宗凤鸣新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近日,有朋自香江来,捎回宗凤鸣先生的新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文中引用简称“宗书”),使我得以一睹为快。赵紫阳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中的贡献已为世人所熟悉,而他关于政治改革的思考与探索却鲜为人知。宗凤鸣先生通过记述他在1991—2004年间与赵紫阳在软禁中的上百次谈话,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使得我们可以据此进一步地探讨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遗产,从而为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累积坚实的政治资源。
   
一、政改的目标是实现民主、法治和宪政
   
1987年1月,胡耀邦被中共党内的保守派以阴谋与政变的方式搞下台。胡的战友赵紫阳被推到代理总书记的位置,担负着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直接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此前,赵紫阳亲自组建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委托鲍彤成立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着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和步骤。

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结束之后,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常委会的委员们举行记者会。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走到记者中间,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采访。一位记者问赵紫阳:“您现在考虑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改革,政治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改革在紫阳心目中的地位。
   
1989年“六四”事件后,已被政变除权的赵紫阳面对保守势力的围攻,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此前媒体上披露了几种版本,宗书首次披露赵本人提供的权威版本)中仍然义无反顾地说:“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当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宗书17页)了解中国政治内情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层对于政治改革一直存在很大分歧与争议,保守派主张坚持党的绝对统治,借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政治改革,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基本价值的主流文明。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则主张对党的领导方式以及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开放舆论,加强监督,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
   
赵紫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必须跟上。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美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宗书18页)赵紫阳在与宗凤鸣的谈话还说道:“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的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必须变成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才能向前发展,才能顺应世界潮流。”(宗书387页)
   
宗凤鸣先生在全书的结束语中评论道:赵紫阳是中共高层提出中国要走上民主与法治的第一人。赵紫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通过认真学习反思之后,能将民主、法治与宪政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了政治理念的超越。他提出:“议会民主是今后必走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顾准是先知先觉者。但实行政治民主需要有个过程。”“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是有一定道理的。”(宗书231页)
   
赵紫阳还在谈话中说道:“在英国不搞人民民主而是搞宪政民主,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力。顾准也是不主张搞人民民主,认为大民主一定会产生无政府主义,而主张议会民主。搞人民民主也容易被野心家夺取个人权力利用。”(宗书345页)赵紫阳关于民主、法治和宪政的主张跳出了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的论争,高屋建瓴地为中国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与目标。
   
二、从中国实际出发,使民主运转起来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是近来学界频繁使用的两个术语。前者指的是对制度进行革新,以提高其绩效。后者说的是,制度的改变有其既定的轨迹,历史的惰性对制度的变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循环,恐怕是每一个改革者所为之殚精竭虑的。”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特别崇尚权威,民主的元素则非常稀薄。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民主运转起来,是赵紫阳先生晚年着重思考与探索的问题之一。起初,赵紫阳的基本想法是,把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这样做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据鲍彤回忆,“十三大以后,中共中央多次讨论反腐败问题,反腐败成为赵紫阳关心的焦点。赵紫阳希望通过反腐败,在中国建立起民主与法治。”“赵紫阳很有这样一个理想,就是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把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在学潮高潮的时候,赵紫阳讲过,他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赵紫阳本来的意图是,既然全国人民都如此关注反腐败问题,那我们实现民主就有了动力,我们就可以把人民代表大会、各民主党派、学联、学生会、工会、报纸新闻界,大家都集中在反腐败和民主和法治问题上,大家都来搞民主,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实践当中,逐步把一些制度建立起来。”(VOA中文部2005年1月22日报道)也就是说,赵紫阳筹划以反腐败来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但是把着力点放在制度建设上。紫阳当时计划在党政分开、朝野对话、社会自治、舆论监督等方面广泛推行渐进式民主改革,企图藉此改良一党专制政体。尽管只是一些设想,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但这一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在漫漫长夜中对“专制”与“民主”的换位思考。思考的重要结论是:(1)必须废除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必须采用普世性民主价值,走适应民主潮流之路。他说:“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看来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可以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这两个结论说明,赵紫阳已摆脱共产主义专制观念而服膺于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主义价值。这是从专制到民主的决定性思想转变。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赵紫阳在软禁中对如何在中国实现自由与民主作了大量进一步的思考。1993年4月3日,他在与宗凤鸣的谈话中说道:“在一党制领导下,应开放舆论,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进行公开监督。香港是殖民地统治,政治上是集中的,权力是不能分享的,但人民是自由的,报纸是开放的,可以公开批评任何领导人,也可以游行示威,对政府及领导人予以制约监督。”(宗书84页)他在1995年11月4日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政治改革,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言论、结社自由,进行公开监督。”(宗书184页)
   
赵紫阳十分重视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他说“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司法独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官员腐败、防止权钱交易的有效办法。从我们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年,各级党委(包括中央)完全没有必要插手司法工作和司法程序。插手了,只会使党内有牵连的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对司法案件横加干扰,造成依法立案与定罪的障碍。”(宗书246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赵紫阳还主张借鉴美国的联邦制度,让各省享有充分的自治。他在谈话中说:“最好让各省自治,就是让各省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各自去发展,那就会形成穷省有穷办法,富省有富办法,各省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去发展。……美国之所以发展得快,也是靠联邦自治,各联邦成员都实行自治,根据自己的能力并发挥自己的潜力去发展。就是东方四小龙的兴起也如此。如果台湾、香港,在中国大一统的体制管制下,可能也不会腾飞起来。”(宗书112页)赵紫阳还清醒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但是若不同文化结合起来也不行,须要有个文化启蒙运动来清理中国这个基地。本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启蒙运动,要解决‘国民性’问题,但被民族危机淹没了。中国这块基地不清理,正如鲁迅所说,无论什么东西放到这个大染缸里面,都会变颜色。”(宗书317页)这和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前不久提出的“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民主是可欲可求的,但不会自己从天上降下来,而要靠中国公民在实践中去探索、去追求、去争取,需要从政治改革、制度创新、思想解放、文化启蒙、人权扩展、破除言禁与党禁等方面多管齐下、环环递进。赵紫阳的政改思想无疑是中国民主化的宝贵资源。
   
三、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
   
探索中国政治改革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元化还是多元化,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宪政学者萧公权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指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健全的,经常存在的反对党。”“必须发挥在野党监督功用,方能达到真正宪政的目的。”胡适先生在1948年9月4日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涵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渐进的改革。”
   
中国在民国时期实行的是多党政制,当时有许多政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社会集团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并且发挥着制衡政治权力的功能。但是在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不久,就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将其他政党打入冷宫,从而建立起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对国家与社会实行全能主义统治。不要说反对党,就连反对派、反对意见、反对思想都不容许存在。结果是万马齐喑、万民噤声,到“文革”登峰造极,社会经济濒临崩溃。“文革”后期,人们开始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当代中国走上歧途、历经磨难、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终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求解历程。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政治一元化和“一党专政”对于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封锁了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愿,扼杀了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并且使政治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遂至泛滥成灾、肆意为恶,使公民权利遭受践踏、丧失殆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和民间民主力量才立意要推进政治改革,兴利除弊,建立民主、法治与宪政。但是,一党专政乃是横亘在在政改道路上的最大的绊脚石。赵紫阳从接任总书记、接棒政治改革之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记述了戈氏1989年5月到中国访问期间与赵紫阳的会谈。书中写道,会谈中“我们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不行,应当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的参与;如果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上层的改革动力就会衰退。我的对谈者生动地回应了这一论断。”
   
赵紫阳说,他们(按指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避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速度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方针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业已确定。赵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重要的是“党政分开”。他同时还谈到多党制的问题。赵紫阳提问:“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
   
从赵的以上表述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领导层正准备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奋起直追,似乎在一党制下,人民群众也能够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不过,赵紫阳最后又说:假如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党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强调了两个“必要性”:第一,是确立公民宪法权利的必要性;第二,是确立民主与合法性之间最恰当关系的必要性,即合法性应当以民主为基础,而民主则应当立足于合法性之上。(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三十九章第四节)在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赵紫阳对此问题显然已有更为明确的答案。赵紫阳在1993年5月6日的谈话中说道:共产党“为了统一意志,必须搞舆论一律,不能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为了稳定,进行统治,当然不能允许有不同政见者存在,实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更不能允许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这就自然走上了独裁专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变成为‘驯服工具’的思想专政道路。”(宗书92页)2004年赵紫阳在与友人谈话中明确指出“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会产生腐败”,“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王扬生《叩访富强胡同六号》)一党专政必然是“党天下”、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党主立宪,党管干部,党管行政,党管司法,党管财经,党管媒体,党管文艺,党管图书出版,党管互联网,党管手机短信,党享有无限权力,党无所不能,党可以为所欲为、生杀予夺,却不受任何制约,这正是今日中国政治体制诸种弊病的总根源。赵紫阳说得好:“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不削弱不放弃党的部分权力,社会组织就发展不起来,不能形成力量对政府实行监督。”(宗书378页)破解一党专政,实现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乃是政治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治改革最关键、最重要、难度最大的内容。因此,赵紫阳的相关思索与见解,对于后继者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政治改革无禁区,关于政治改革的研讨更不是谁能够独家垄断的。宗凤鸣先生新书的出版,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改革史上的一件可喜可贺的重大事件。宗凤鸣先生新书的热销,反映出国人对于政治变革的关心与期待。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可珍贵的遗产,因为它能给予我们很多智慧和教益,帮助我们探索中国政治转型之路,“破解中国政治变革的窄门”。
   
2007年春节
《开放》2007年三月号

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blog.boxun.com/hero/z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