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4日星期四

茆家升:作家浩然为何拒不忏悔——十年后再谈浩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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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歌颂文革的《金光大道》(网络图片)

十年前即2008225日,备受争议的作家浩然先生死了。他生于1932年,算来已过古稀之年,是寿终正寝。不过现在看来,他死的有些不是时候,此话怎讲?我想他如果在文革之前就死了,他的人生应该是比较美满的。那时曾拥有众多读者的长篇小说三卷本的《艳阳天》已经出版,声名鹊起。尽管这部小说,也是歌颂农业合作化的,也应承担大跃进大饥荒数千万农民被饿死的一些罪责。但那时整个文学艺术界,都发了疯似的这么干,根本原因还是毛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带来的后果,不会过于谴责浩然先生的。那时浩然要死了,就不会成为文革时八亿人八个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唯一,也不会成为犯下反人类大罪文革四人帮首犯江青的座上客,就不会像一条哈巴狗一样,跟着江青去大寨舞文弄墨愚弄国民,也就不会奉江青懿旨去西沙写什么诗体小说《西沙儿女》,连浩然也承认是所犯四项错误之一,而被嘲笑至今。更不会与老舍之死有瓜葛,当然更不会成为四人帮组阁,内定的文化部付部长,从而文革后期被审查,抹掉人大常委的位子。尽管浩然自称没有官瘾,但你能左右局势吗。江青四次召见你,你不还是屁颠屁颠地跑去,还觉得很荣耀吗?

当然文革发生时,浩然才三十来岁,正是盛年,各种欲望正强着呢,不可能盛年早夭。事实是这些事终于都发生了,他自然也脱不了干系了。这样在那最黑暗最疯狂最没人性的文革期间,全民受难,包括作家艺术家们,大都在被批斗被凌辱,被勒令写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唯独他浩然这十年却风光无限,成为唯一的作家,此乃为何?人们有权利知道这唯一的作家文革期间,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是为虎作伥,成为一个加害者;还是能保留一点知识分子的良知,为国人做过一点点好事;或是再退一步,在形势所迫,你浩然虽无力改变当时环境,但还能明哲保身,不做落井下石栽赃陷害之类的恶事,你浩然究竟是哪一种人呢?还有一点就是文革结束之后,直到晚年,你对自己所作所为,是如何反思的呢?这些都是今天的读者们,依然感兴趣的话题。

再说如果浩然活到今天,也就八十多岁,是完全可能的。那又会是怎样的局面呢?我想在当下左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舆情下,样板戏能重拍重演,浩然先生定会再度辉煌,虽然不再会成为唯一了,那会成辉煌什么样呢?虽说我们不能对未发生的事,妄加猜测,但从已发生过的事去推断,还是可以见到一些端倪的,尤其是浩然自己的言行。比如近日我在《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双月刊8月出版)上,读到刘江滨先生的“浩然采访记”一文,先是看到文题就是一惊,浩然死掉快十年了,为何现在才刊出对他的采访?再一看内容,更惊奇了,此次对浩然的采访,竟然是199910月间的事,就是说是浩然死前近十年的事,据今已近20年了。巨著《红楼梦》也不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这篇三、五千字的短文,不会要花费十年到二十年时间才完稿发表吧。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对他的采访包括文章的完稿,一定是在浩然死前十年时。为何一直未发表,应该是不合‘时宜’;那为何现在能发表呢?也应该是现在合乎‘时宜’了。那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这十年到二十年前后,两个‘时宜’区别在哪里呢?

老实说在下正是读了这篇颇值-读的采访记,才感到浩然虽然死去十年了,但浩然代表的思潮却远未过去,当下正有卷土重来之势。文革时全国只剩下唯一的作家是浩然,决非偶然,浩然现象依然有认真研究的价值。它可能是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窥见,近二十年来文学艺术,乃至思想理论领域变迁的-角。

先从二十年前说起。

那二十年前是个什么情况呢?应该说那是值得怀念的日子。自76年毛死后,上苍感念中国人受的苦难太深,给我们送来了几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一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转的什么?按乔石先生的概括,“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否定了毛泽东错误理论的理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消灭私有制,(尽管羊头还挂着,早已卖的是狗肉了)允许包产到户和发展私营工商业。还否定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恢复高考,使基层人员,有了一点平等兢争的空间,这也是迈开中国走向现代化重要的一步。当然邓也有罪错,除了对‘北京风波’应负主要责任之外,就是欲批还护毛,及废黜胡、赵,使中国失去了和平民主转型最好的时机,这里不展开讨论了。

二是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拓开了对很多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和历史真相的披露,其中就包括对1958年施行并大肆鼓吹的三面红旗运动,和继后发生的人祸大饥荒,数千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没有历史真相的揭露,不分清重要历史事件的罪错是非,就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胡耀邦先生敢为天下先,以 ‘敢下地狱’的大无谓精神,开创了极权时代的历史新篇章。后来虽然在‘两竿子’都硬的强权压制下,夭折了。但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适价值,已深入人心,苦难的中国终将会闯过历史的三峡,融入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当然胡耀邦最大贡献,还在为中国数百万四类分子脱帽,使其恢复自由之身,惠及中国上亿家庭。其历史功绩堪比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解放黑奴运动。从而也启发了学界对暴力土改和绵延数千年乡村自治结束的反思。

之三是赵紫阳顶着重重压力,艰难地推行政治改革,开始施行党政分家,倡导并引入了市场经济。西方学者法夸尔曾说,赵紫阳才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只是教父。应该说他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是合力的。比如邓曾说过,赵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不过北京风波之后,还有朱镕基总理,杀伐决断,胜利渡过亚洲经融危机。特别是为争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殚精竭虑百折不挠的努力,和继后温家宝总理的‘朱规温随’,从而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使中国很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艺术情况又如何呢?有人说那是1949年以来,乃至毛的《延安讲话》以来,共产党执政地区,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那是文艺本性渴望自由创作,与‘党文化’的禁锢,强化‘文艺为政治服务’大博奕,初见成果的时代。最典型的事件,应该是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以后不要再提了。因为它曾给很多人带来伤害,不利于文艺创作。这才开始冲出《延安讲话》的樊篱,有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创作的小高潮。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乡土文学、‘重放的鲜花’,交相辉映。以“收获”、“十月”、“当代”、“花城”、“清明”,所谓‘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各级文艺刊物,在各地蓬勃兴起。不仅新人辈出,甚至抬出了当时还活着的文艺界重镇人物,如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意识流派鼻祖北山老人施蛰存、学者型作家代表人物吴祖缃等。大师们的大作重新面世,加上国外各种流派各类经典巨著,借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春风,不断地被介绍到闭关锁国已久的国内来,国人们尤其是莘莘学子们,终于开了眼界,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什么只是洗脑宣传品的文字垃圾?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恶丑?

可惜曾经耀眼辉煌的八十年代,转瞬即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还是这位邓大人,在四次文代会上,公开说到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言犹在耳,转眼间又搞起‘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又祭起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阶级斗争破旗,民主与极权的博奕,自由与专制的较量,在强权的压榨下,又大步后退了,令人不胜唏嘘。

但是,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尤其是思想解放的熏陶,国人们已经觉醒了,不愿再做愚民了,认识到了中国是十三亿人的中国,不是权贵们经营的掠夺财富的大公司,也不是什么主义的试验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尤其是连年不断政治运动的惨烈教训,人们已经深刻体验到了极权制度的惨无人道,对民主政治,自由精神,人权保障,以法治国,乃至实施市场经的向往,已深入人心。它应该是中国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政治思想与舆情的大框架。虽然民主与专制的大博奕,或曰左右之争,也一直在路上,但极左势力已越来越不得人心。

那我们再看看这位自称在高校研究现代文学的刘江滨先生,在当下的环境下,为何能发表他二十年前发不出的旧文。它写了些什么,值得引发我们的思考呢?
刘先生文中直言不讳地说:“----他正是从读浩然的诗体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中,那种慨然正气,爱国主义精神,那种充沛淋漓的抒情-----,打动了他少年的心,萌发他作家梦的。”

那《西沙儿女》又究竟是一部怎样的文艺作品呢?浩然曾自述,从1974124日到1975917日,“被她(江青)利用,做过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影《井冈山》的创作。” 小说中,浩然因为引用了江青“庐山劲松”的照片,并塞进了“诗报告”中的名句“把侵略者赶出去”,被批评为对江青阿谀奉承,把江青隐喻为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

直到2014年,在中国作家网上,还有一篇文章,谈到《西沙儿女》,说它:“---在多数作家遭受迫害,被迫终止创作的岁月,只有浩然等极少数作家春风得意,这样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尤其是由于种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浩然写出了《西沙儿女》《百花川》等迎合高层要求、图解政策路线的文学赝品,让浩然备受诟病。” 文中所谓‘由于种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当然指的是如浩然所述,是奉江青令,代表她去西沙的。

小说《西沙儿女》一事的是非,本来是明摆着的事,而且自浩然本人承认是被江青‘利用’的错误之后,未再见有多少人继续纠缠着不放,人谁能无错呢?但是公然鼓吹《西沙儿女》是什么“那种慨然正气,爱国主义精神,那种充沛淋漓的抒情-----”,可真是少见。对此刘江滨先生也许会说,他也有发表异见的权利。这话也不无道理,当下连叫嚣为文革翻案,喊江青为国母的都大有人生,吹吹小说《西沙儿女》又有何不可。不过那些都是网上所言,在公开出版的纸质媒体中,恕在下眼拙,一字也未见。不过未来如何,就有些说不清了。

接着刘江滨先生又公然鼓吹,说浩然十年文革是一枝独秀,说他在污泥浊水中能洁身自好,保持政治上清白,人格上独立。还说写了浩然这样大名人,是他-生的幸运。刘先生研究现代文学,真是‘慧眼独具’。

其实我并不介意刘先生的意见,我所关心的是社会舆情的逆转,写浩然,鼓吹图解政策路线的文学赝品,曾让浩然备受诟病,今天又热起来,这样的文章,二十年后能在颇负盛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发表,会不会成为一项风向标而已。

我犹为关注的是采访记里这一段话:“------对于当时人们批评他(浩然)不肯反省、不后悔的态度,他这样回答,‘我写的东西都是记录当时生活的,人们的情绪、思想、那时的状况都写出来了,写出后后悔有什么用呢?只能往前看。农村就是那样过来的,不那样写怎么行,所以回头让我对写的那些东西后悔,我怎么后悔呀?我说不上后悔来。过去的就过去了,今天我若写《金光大道》肯定不那样写了,观念变了,人也变了,高大泉那样的人物,那时那个村不那样啊,大家歌颂的都是那样的人物。所以有人老是扭着让我后悔,让我写忏悔录,我忏悔不了。’”

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更值得深思的文字,因为它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它是‘党文化’,或曰自1942年毛的《延安讲话》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为党服务的高度概括。至今依然占据所谓舆论导向主流的位置,但文艺创作的本性,又是渴望自由的。它正是矛盾的症结所在,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

再说说十年前的事。

十年前即浩然死后一个月 ,笔者曾写过一篇几千字的小文:“鼓吹农业合作化的文艺作品是饿死农民的帮凶------从浩然之死说起”。

我为此文写了一个提要。

提要:执政者效法苏联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以专政强权加舆论一律,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对农村做彻底的剥夺,致使哀鸿遍野,饿殍遍地。面对如此严峻现实,以郭沫若、杨朔、柳青、浩然为代表的-线作家们,却在粉饰现实,编造谎言,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竭力鼓吹农业合作化,他们都是饿死农民的帮凶!

此文原先只在文友之间传阅,有好事者,把它挂到了网上,掀起过一些反响。转发跟帖很多,绵廷了很长时间。现在想来,并非在下小文有何高明之处,而是谈到了所有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的国人,都最关切的话题。那就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余人,主要是善良贫苦的农民被活活饿死!而当时中国只有六亿多人,这场人祸大灾难,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家庭,当然不包括参与作恶者。国人当然有权利知道,为什么在基本风调雨顺的年景里,有那么多人被饿死,那大跃进的三年,为何要放那么多客里空,亩产万斤到十万多斤的卫星,那么多的粮食,都弄到哪里去了?特别是这项竭泽而渔,对农民做彻底的剥夺,直至政社合一制度的确立,使数亿农民沦为现代农奴的农业政策,为何能在广袤乡村,迅速推广?还有人民公社大食堂倒底是农民的幸福家园,还是苦难罪恶的渊薮?等等?

人们常说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再现,我们奉行的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面对如此严竣惨烈的现实,就应该有大量这类文艺作品问世,才能对得起这个时代。

可惜在整个毛时代,公开发表上映的,能反映这种严酷悲惨真实的文艺作品,一件也没有,没有一篇小说,没有一部影剧,甚至没有一首诗歌,什么也没有!

相反的,我们见到的听到的,满眼满耳都是歌颂农业合作化的种种文艺作品,说它们连篇累牍、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一点也不过份,都在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在唱‘金铺路,银铺路,不如人民公社路。’在画公社的稻堆堆上天,可以扯片白云揩揩汗,可以凑上太阳吸袋烟。

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学之母的小说,尤其是最能重现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那毛时代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小说,又都写了些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全都是发了疯的在拚命鼓吹农业合作化好,一千个好一万个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处都是梁三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高大泉(《金光大道》)式的英雄模范人物,正在和右倾分子、投机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特别是反动分子,(各类‘分子’都要单干,甚至土地分红)作坚决斗争,最后一定是取得伟大胜利,走上了集体化康庄大道,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

而事实的真相却是,原来作家们竭力歌颂的集体化道路,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灾难的深渊,他们塑造的所谓坚决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不是子虚乌有,就是颠倒了黑白,把一些投机钻营,品质恶劣坑害百姓的农村新当权者,涂抹捏造成英雄。这些新贵大部分是受害农民的直接加害者!二十多年前,曾有报告文学披露,许多名噪一时的所谓合作化带头人、劳动模范,原来是新恶霸------

在一片歌颂农业合作化的凯歌声中,中国数亿农民,包括以农业为依托的小工商业主和手工业劳动者,从上缴土地证失去土地所有权开始,到交出大型牲畜和农具,失去生产支配权,直到交出付出全部劳力心血,生产出的粮食,最后失去土地产品的支配权,从而彻底沦为农奴!就这样统治者也未放过数亿农民,竟然以办人民公社食堂形式,配合由毛亲自下令的所谓‘反瞒产私分’强制命令,挖地三尺,搜括‘余粮’,一步紧似一步,把善良贫苦的农民,逼入死境。这才有大跃进大饥荒饿死三千余万百姓惨剧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之最!

我在小文中,想问问鼓吹农业合作化的诸位著名作家们,特别是柳青先生浩然先生,你俩都有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经历,并且亲身体验了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你们如果是看不到以权力推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农村的空前大劫难,反而把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惨案,描绘成一枝花,那你们就是有眼无珠,是个糊涂人。这恐怕说不过去,别说作家们一个个都能明察秋毫,即使有一两个糊涂犯傻,还能全犯傻吗?即使一时犯傻还能终身犯傻吗?

诸位大作家都驾鹤西游了。使后来者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几乎都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研究的文字,使这一段历史诉说起来,非常困难。

可喜的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我们还是搜寻到了一些有价值的资讯。
任彦芳先生是浩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文友,常在一起作推心置腹的恳谈,他们称之为“神仙会”。下面这段话摘自任彦芳先生网上的近著《送别浩然------我们正年轻》。
   
1961年的中秋节,我和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北大同学诗人沈仁康,与作家浩然聚在一起,身上很冷,心里很热。这叫“神仙会”,都坦露胸怀交心。我和浩然,50年代初期一同写作投稿的文友。我写诗,他也写过诗,后来转成写小说,成绩越来越大了。他却很羡慕我们北大出来的。我听浩然谈,收获很大,在日记里记录下来。

浩然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去计较任何东西,只要埋头苦干写作,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我在农村见到的问题多了,有的干部就是地痞,欺压百姓。你照实写,谁给你发表!我呢,写自己心中理想的干部形象,正面歌颂,这叫树红旗的写作方法。这就解决了既写了现实,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是最大的幸福。
   
浩然说到政治上的成熟------世故。劝我不要太天真,把问题看的简单。说到让历史去证明你,就太晚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树大会招风,也只有树大了,风才拔不动你!我铭记下朋友之嘱,并愿共勉。

啊!原来如此!浩然先生果然是聪明绝顶之人,他发明的这种自诩为树红旗的写作方法,真是一大创举!
  
近年发现浩然对自己的创举,颇为自鸣得意。前不久读到了文坛大腕王蒙先生的大作《中国天机》,里面也说到了浩然,那也是一段值得关注的文字,摘录如下:“这是一个红彤彤的年代啊。所谓的“右派”,被打下了气焰,红彤彤的苗子如作家浩然正在蓬勃成长壮大。他不但写了大量清新活泼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而且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我亲耳听他讲过,有多少思想,就有多少生活。我分析,他的意思是说,你只有从思想上找准自己的立足点,你的生活经验才是有用的。另外他说,例如你在生活中碰到一个作风简单粗暴的农村干部,你千万不要去写农村干部的简单粗暴,而要反过来去着力塑造一个作风细腻、温和体贴的农村干部典型。例如你碰到个态度不好的商店店员,你当然不可以写社会主义的商店里有态度不好的店员,而是要写一个模范的英雄的与顾客心贴心的店员。浩然的倒写现实法举世罕见。这样的作品,弄不好会培养出倒读书的读者,看到先进人物就想到恐怕是够落后的啦,读到勇士,没准想到作者是不是又碰到一个懦夫?”
  
王先生的见解又高人一筹,他总结浩然的写作,是倒写现实法,比起浩然自诩的树红旗的写作方法,是各臻其妙。妙在有了如此高明的写作方法,可以解决许多文艺创作上的难题?!比如发生了矿难,或重大工程事故,死了很多人,你直写事故真相,写决策者领导人的罪责吗?那不行!那能符合‘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延安讲话》铁律吗?那写什么呢?可以写在抢救灾难时的英雄模范事迹呀,可以写死亡者勇于牺牲,或舍身救人的崇高精神呀,可以写执政者对遇难者和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怀,还能写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精神大发扬!这样岂不是可以坏事当好事办,丧事当喜事做!

那要是发生了像大跃进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大事呢?那就写人数是统计错误,是自然灾害,是苏修逼债!

那文革十年浩劫呢?那就写是艰苦探索,是发起者就是毛泽东,担心中国要出修正主义,是好心嘛。

那大饥荒时,几十万人冒死扑(边界)网大逃港呢?那就写这些人,是‘秘密赴港就业’。

有人说这岂不是弄虚作假,掩盖历史真相,欺骗百姓吗?那就说所谓历史真相,也是要讲阶级立场的。

真是好一个‘树红旗写作法’,和‘倒写现实主义’!何为‘倒写现实’?不就是公开鼓吹造假、欺骗、瞒天过海、颠倒黑白、粉饬现实。掩盖真相,且大言不惭,自欺欺人,又自鸣得意吗?

浩然式创作,是文学艺术的反动,贻害无穷!更可悲的是,这种恶劣的所谓创作方法,当下正有扩大蔓延之势!

而寻根究底,其根本原因,一切皆来自《延安讲话》,强调文艺必为政治服务,只能做党的喉舌,必须遵循的铁律结果!

回想起我在十年前,那篇小文中,曾对浩然的所谓树红旗写作方法,还曾义正词严地,进行过批判,说“这真是一段精彩绝伦的作家自白,好一个树红旗的写作方法!它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假大空瞒和骗的文字垃圾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什么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一块奉命写作的遮羞布。在这段话里你还能看到一点社会的责任与作家的良心吗?为了自己的所谓成功,弄虚作假、粉饰现实、指鹿为马都是他囊中之物,拿来就是!什么对历史负责,笑话,我还能等到那一天?那不是白了少年头嘛!是傻子才干的事!”

现在看来,真是书生的迂腐之见!事实证明,浩先生的树红旗写作方法,或如王蒙先生总结的倒写现实法,正越来越显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正被各界人士效仿采用。

浩然先生如果能活到当下,他还须要反省吗,还会忏悔吗?!
               
20182月初稿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