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7日星期四

德国之声采访吴仁华:为历史留下纪录


     《德国之声》专访六四流亡者吴仁华,29个寒暑以来他只做同一个研究。八九民运时仅33岁,没想到六四那一夜改变了下半生。他著书揭开涉事官兵背后另一面,但研究也逼着他不断重回历史现场,造成心理和精神创伤。2个月前,他来到台湾休养,重新出发。   
     

    1.吴仁华近月移居台湾,他29年来努力不懈只研究一个题目:六四加害者和受害者。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33岁的吴仁华在中国政法大学做国学研究。当年4月17日,他和中国政法大学几百名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生命就此改变。1990年,他逃离中国开始流亡生涯,一次回乡探亲后就遭拒绝入境。在《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中,揭开参与镇压官兵的另一面。
   
    德国之声:过了29年,回想六四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吴仁华:当然还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六四镇压还有屠杀的记忆,包括6月3号晚上到4号清晨5点30分在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过程。另外就是6月4号清晨6点多钟时,我跟着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在经过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出口,那时有3辆坦克从背后追压学生队伍。当时压死了11名学生,受伤的学生也很多。这就是“六部口坦克追压学生队伍事件”。
   
    德国之声:搜集涉事官兵资料目前的成果?
   
    吴仁华:我总共搜寻了30万到40万解放军官兵的资料,经过无数的时间进行艰难的考证和搜寻,才确定有3千多名解放军官兵是六四戒严部队的成员,列出他们的名单。他们参加了六四镇压和屠杀事件,其中包括“六部口坦克追压学生队伍事件”的106二炮手。
   
   

    2.戒严首晚民众尝试阻止军队入城
   
    德国之声:有机会和他们取得联系吗?
   
    吴仁华:当年有20到25万的戒严官兵,29年过去,只有几名官兵站出来,写出自己当年的经历,其中有3名官兵从忏悔跟反对武装镇压的角度去说了自己的故事。另外有2名戒严部队的官兵,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只是简略地说出当年的经过。非常可悲,只有这么5个官兵出面。
   
    德国之声:这几位官兵说了什麽?
   
    吴仁华: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很难跟他们交谈也无法联系,只有部分在在互联网上有简单的沟通。表达忏悔的官兵其中,39集团军步兵1164的李晓明中尉,军衔算是最高的,资料很有价值。他提到1164部队的许峰师长当时消极抗命,没有按照命令抵达天安门广场参与镇压,最后被军方处理。但因为很难找到资料细节,我一直在寻找许峰司长的下落,只知道他被撤职,离开了部队。表达忏悔的还有54集团军的官兵张世军。
   
    另外我也发现29集团军的军长何燕然,还有28集团军的军政治委员张明春少将,他们因为消极抗命受到降级处分,调离野战军部队。张明春被处理后忧郁成病,不到一年就去世。
   
   

    德国之声:收集受难者资料有什么新的成果?
   
    吴仁华:关于受难者部分,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搜集死难者名单。在中国政府严厉的控制和打击下,她们的搜集工作非常艰难,但还是提供了一份六四死难者名单,现在共有202人。这只是当年死难者的一小部分。
   
    我认为受害者还应该包括受伤者,像六部口坦克镇压事件,北京体育学院的方政,两条腿都被碾压没了。包括北京航空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他也是被坦克碾压,整个骨盘粉碎性骨折。大概3年前,我们联络过他。他还在不断做新的手术。因为当年一直没有治好,又受了病毒感染,遭受了很大的磨难。当年中国留美学生,像是张亚来,他也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参与六四活动,屠杀过程中他因为中枪,失去了一条腿。像这种受伤者的数量比死难者更多。也要做六四受伤者的名录。
   
   

    4.民众在6月4日清晨协助运送伤者到医院。
   
    另外,受害者还包括六四事件以后,中国进行全国大搜捕、清算、审判。当中遭到伤害的人,名单更多更大。根据我掌握中国公安部内部资料,截至1989年6月25号,全国除了西藏自治区跟陕西省没有统计外,另外29个省市自治区,已经逮捕11013人。25号以后,中国还继续拘捕和逮捕。这些人都受害者,我也要做名录。
   
    德国之声:这样的工作听起来很庞杂。
   
    吴仁华:工作量非常大,难度也非常难。但是我觉得必须做下去,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纪录,还牵涉到六四屠杀这么一个侵犯人权的灾难性重大事件。如果没有加害者和害者的基本记录,这个历史纪录完全是不合格。
   
    德国之声:研究工作最困难的地方?
   
    吴仁华:29年后,这个工作难度愈来愈大。但如果现在不做,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没有留下历史纪录 。中国政府一直把六四视为最大的禁区,控制程度超过前述提到的运动。在这种背景下。资料相当欠缺。不像我过去的国学研究或是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到图书馆、资料室找现成资料。花了无数时间收集资料,还不一定是完整的,要反复比对考证,像拼图一样拼出六四真相。
   
   

    5.六四镇压过后的北京街头。
   
    德国之声:为什么认为这工作如此重要?
   
    吴仁华:中国政府事后一直利用掌控媒体颠倒黑白,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不得不镇压,给开枪镇压提供合理依据。他们利用录像、媒体把军队开枪跟部分民众以暴制暴,把时间先后、关系因果颠倒。因此还原真相、留下历史纪录很重要。
   
    德国之声: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心情?
   
    吴仁华:长时间研究、收集资料。对我一个亲身经历屠杀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些资料让我悲伤、愤怒、激动。这么多年接触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从2010年到2012年,我几乎无法针对这个主体写出一个字来。很多想好的写作题目和研究项目,一旦打开电脑,脑中就一片空白。最近一年多,我也没有写出任何东西,也是因为心理因素,让我很痛苦。我很隐晦地在推特说现在处于修身养性阶段,其实是我必须再次跨过心理障碍,修复好心里受创伤的部分,才能重新出发。
   
    到台湾来,一方面是要做进一步资料收集,跟台湾学界交流。实际上也是要做休养。台湾毕竟是华文社会,交通方便、语言无碍。吃的东西,包括气候跟我的老家温州非常相似。既然不能入境中国回到家乡去做心理修整。我只能到台湾来。之后再开始预定的写作计画。
   
    我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乐观向上。虽然曾为了自己的健康生活、跟我的家人团聚,考虑过要放弃。但又担心没有人继续去进行。六四屠杀还有很多细节和关键性问题需要研究。
   
    资料搜集是很孤独的工作,受访时我说这是“一个人的战斗”,没有资源,没有基金会的支助,又是非常艰难的。我在北大古典文献研究第一门课,老师就说这个专业必须要耐得了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再艰难、再寂寞、再孤独的研究当中,因为专业精神,我能坚持下来。
   
    外人很难想像,这么多年来,接触这些资料,对我情感的起伏影响。无数个夜晚,我都是通宵达旦,在军人的网站上聊天室追踪他们的谈话。追踪中断的话,会错过最关键的话题。这么长年的,慢慢的对你精神伤害,我觉得很难说清楚,要让人去理解很难。
   
    《六四日记》图片集(1-15)
   
   

    6.人民日报门前抗议
    1989年5月10日,北大学生柴岭(中)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前带领学生喊口号,抗议“四二六”社论。《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发表社论,指责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举行的学生游行活动,并将其定性为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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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学生绝食
    1989年5月13日,王丹、马少方、吾尔开希(由左至右)等绝食发起人带领绝食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接近一千名学生自愿参加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书,将民主运动推上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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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赵紫阳看望绝食学生
    1989年5月19日凌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他说:“我们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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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上车避雨
    1989年5月20日,70多辆联通式公交车停在天安门广场北部,为绝食同学避雨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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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李鹏颁布《戒严令》
    1989年5月20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颁布《戒严令》: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图为直升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盘旋,撒下宣布戒严的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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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飞虎队”
    1989年5月20日,戒严后,数百辆摩托组成的“飞虎队”风驰电掣地在长安街上行驶,为民主运动传递信息,其成员多为个体户和待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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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广场上的婚礼
    1989年5月21日,绝食团指挥部“批准”该团副总指挥李禄与其女友赵敏结婚,并在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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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污损毛像事件
    1989年5月23日,三名不明身份的年轻人把水彩颜料装在空鸡蛋壳里,扔到毛泽东画像上,当场被市民和学生抓住.。图中巨幅毛像遭泼污后被盖住,城楼下打出横幅“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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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记者会上宣布撤出广场
    1989年5月27日,绝食指挥部的柴玲、吾尔开希和王丹(从左至右)在记者会上宣布5月30日撤出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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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香港运来的物资
    1989年5月29日,从香港运来的帐篷架设在纪念碑和纪念堂之间的空地上,每顶约有五平米.。此外,当时的香港支援大陆民运物资联络站还向学生提供面包,卫生用品和药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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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绑架
    6月1日,保卫广场指挥部召开临时记者会,柴玲讲述,凌晨4时左右,她和封从德正在广场帐篷入睡,有人冲进来绑架。李禄等人闻讯赶来,她与封才获救。图中,封和柴正在演示被绑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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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广场四君子
    1989年6月2日,青年学者刘晓波、高新、周舵和台湾歌星侯德健“四君子”来到广场大学生中间,宣布展开72小时绝食。吸引大量民众到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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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缴获的枪械交给公安局
    1989年6月3日,学生和民众收集了一批军人遗弃的军鞋、钢盔、菜刀、匕首,并将其交给公安局。在6月2日和6月3日的晚间,中共的大量戒严部队便装徒步,集结在市内的人民大会堂,地铁车站,各个军事和政府机关的大院内。广大学生和市民在北京交通要道设置路障,围堵劝说前来戒严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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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六四事件
    1989年6月4日,凌晨6点20分,坦克扬长而去,烟雾弥漫。从6月3日深夜起至次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各地段与没有武装的学生与市民激烈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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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退党
    1989年6月4日,学生领袖熊炎当天愤然宣布退党,并号召“丢下幻想,准备战斗”。(作者:安静)
   
    德国之声:来台湾授课的观察?
   
    吴仁华:我在东吴大学和中正大学开设“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课程。当中有陆生来选课。尽管在台湾上网没有防火墙,他们对六四屠杀真相还是不了解。所以他们对这个课程感兴趣。他们虽然很好奇也想了解,但即使在台湾,他们还是有心理的恐惧。课程设计时,学校虽然有录影,但事先说好不要录听课者和提问者,但上课的陆生还是不敢提问。我感到有点悲哀。有陆生说有专门的人会负责监控或打小报告,就是“职业学生”,所以他们担心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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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之声:对香港和台湾,在平反六四上寄予甚麽期望?
   
    吴仁华:不应该抱有太大的期望。当然香港对于六四事件的反应比较强烈,每年周年的游行和维园的烛光晚会已经成为标志性的活动。对于海外华人和中国大陆民众来说都很关注。很多中国网民看现场直播,反应热烈。我觉得这些活动很有价值、有意义,但是纪念六四活动对于平反六四起不了太大作用。“平反”这个词现在争议很大,中国政府不可能给六四平反,一旦重新“平反”,后续很多问题抵挡不住。但重新“评价”的话,既不指望香港、台湾,也不指望中国共产党。指望什么呢?只能说指望中国大陆以后能出现新的政治反对运动,出现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当然是来自于民间,不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以后,或是民主转型以后,六四事件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德国之声:在可预见的未来吗?
   
    吴仁华:我只能说,不管3年、5年、10年、20年,总是有一天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曾经在推特上开过一个玩笑,毛泽东唯一的贡献就是以自己的死亡,证明毛主席“万岁”是个谎言。共产党永远执政也是一个谎言,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法做预测,只能说总会出现这一天。
   
    对我做历史纪录的人来说,我更不会去管3年、5年、10年、20年的问题。我只觉得必须抓紧时间去做。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成。哪怕10年以后中国民主转型,再想做研究,当事人都不在了。像是文革,中国官方都说有200多万死难者,但能找到他们的纪录吗?不可能做他们的名录了。所以我不管有多久,该做的我必须现在就去做,为历史留下纪录。
   
   

    22.八九民运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