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李怡:政治与司法



来源:苹果日报



犯案动机和阻吓性,近来常常被法官提到。

在多宗案件中,犯案者的动机不被法官考虑,认为只能以行为判刑,动机不能成为求情与减刑的理由。仅以常识来判断,这也是很奇怪的逻辑。如果动机不被考虑的话,那么误杀与谋杀为什么又有明显的区别2015年年一名巴裔小贩推跌一个食环署小贩管理主任,后者脑部重创死亡; 2016年这个小贩以误杀罪被判囚一年如果不考虑动机,他是否应判囚终身?

阻吓性,是要以判刑对社会发出讯息,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定。相信这会是一些地方司法裁决的考虑因素之一。但这只应该是公正司法的适量而且是微量的考虑因素,因为社会的秩序与安定,是整个社会的综合条件构成的:如果经济情况恶劣,人民求生无路,就往往不得不铤而走险;如果社会政治腐败,不公义的事频繁发生,当「砌生猪肉」发生在某人身上,那么就如十年前上海杀警案的凶犯杨佳说:「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

加重刑罚,施行严刑峻法,如果认为这可以对罪案起阻吓作用,但其实是以司法介入政治,让司法去执行政府的政治任务,不是一个司法公正的体制所应为。

最具阻吓性的司法,是中共国过去不时实行的「严打」,也就是「从严从重打击刑事犯罪」。大陆的「严打」有过几次,其中最雷厉风行的是1983年邓小平发起的「严打」他向公安部发指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在「严打」期间,各类案件一律从重从快处理。官方定义为「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轻刑化」政策,刑罚又要总体重于西方」。据报道,在当时「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有判死刑,有判几十年监禁。在1983年「严打」期间,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公正的司法,只应该按案件轻重依律依案例量刑,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发出什么讯息,那是政治,只能作参考,而不能作根据。若以司法来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那就不是法治,不是独立司法也。

当阻吓性成为判刑元素的极大比重,就是以司法作为政治镇压的工具。但实际政治效果却是适得其反。因为当公众不再相信司法公正,人心就更趋逆反,而人心不稳就是社会的乱源。

一位平时少谈政治的年轻人昨天给我的讯息:。「怎样都好,我自己感到很困惑和不安不明白为何一个非利己的行为可以换来如此不公平的惩罚......我在想六年里面,自己可以做到多少事。实践自己的路,帮助我爱的人。然后,心里会跟天琦的遭遇作一个比较。我知道这想法没有什么意思,但对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动力,去对抗不公平也好,为正义也好,去付出更多」。

这是天琦判刑带来的具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