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6日星期二

戴耀廷:法律与大学精英请不要做张伯伦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

已有太多证据看见威权法治在香港步步进逼,政治检控、人大常委会无限释法来褫夺议员资格、传媒归边、文革式批斗、选择性执法等,实是罄竹难书。香港各个阶层不少地方已失陷了,但还有两个地方是威权政府誓要攻陷的,就是法庭与大学,它们一直是守护香港核心价值的最重要堡垒。过去,法庭与大学都享有高度自主权,在关键时刻都能发挥作用,有效抵挡威权政府进逼及孕育出坚毅的抗争者。

可以肯定,威权政府在过去一段日子,加大了力度,用各种方法把法庭与大学置于其操控之下。法庭与大学的领导层应是最直接感受到来自威权政府的威胁。但很奇怪地,我们发现法庭与大学最近做了一些事,意外地让我们觉得它们好像是背弃了过去一直尊崇的信念,反配合威权政府去打压抗争者。

几任的大律师公会主席都叫公众要相信法庭并没有受政治压力,不要批评法庭的裁决,即使有法官在判词中的取态及用字,竟与亲中报章一致。大学校长们发表联合声明,竟不是捍卫大学内的言论自由空间,反是重复威权政府的说话,申明反对港独,但只能说出是违反《基本法》,却说不出是违反了哪一条刑法。为何会出现这种改变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法庭与大学的领导层,正因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威权政府的进逼,像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面对纳粹希特拉的威胁时,采取了绥靖政策。这些法律与大学精英受自己过去的经历及所处位置的局限,与当年张伯伦一样,缺乏抗争的意志,故面对步步进逼的威权政府,他们第一步已否决了与威权政府开战以保法庭及大学的自主。

这些法律与大学精英认为威权政府只是要打压公民抗命及港独思潮,若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威权政府就会「收手」,不会再进一步压迫法庭与大学。他们认为若不想方法在这阶段满足威权政府的要求,那么威权政府是有能力进一步入侵,令法庭与大学的自主受到更大伤害。故为了保住法庭与大学的自主空间,他们只能牺牲这些少数人的权益,尤其是港独思潮,反正在威权之下,这些想法也没有出路。

但历史告诉我们,当年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最终是失败了,并不能遏止纳粹德国的全面侵略,虽的而且确是把战争发生的时间推迟了几年。但也可能因英、法的让步,令纳粹德国能在欧洲大陆取得了更多据点,也多了时间做全面进攻的准备。当战争爆发时,防线全面崩溃,差不多整个欧洲大陆都一下子落入纳粹德国的控制,只余下英国负偶顽抗。

面对进逼不可让步

因此,我希望香港的法律与大学精英们能看得到这历史教训,香港现在需要的不是张伯伦,而是丘吉尔。当然我不是要求他们实时与威权政府开战,而是要明白威权政府不会满足于消灭一些激进的反对声音。在激进的反对力量被灭声后,威权政府下一步就是要消灭其它较珉和的反对声音,再之后就要社会内所有声音都要受威权政府控制,即使是中立或非政治性的声音,也没有选择余地。

明白了威权政府的本质,就知道为了香港的福祉,也为了法庭与大学的自主与利益,面对威权的进逼是绝不可以让步的,一步也不能。退却一步,其实是容让威权政府成功取得另一个据点。如果以为牺牲一些人权利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自主或社会整体的利益,那就是太肤浅了。

在此时此刻,当威权统治已变成事实,我们未必要实时与威权政府开战,但必须在每一个范畴,都要更坚定、更聪明及更有策略地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守住阵地,不能退却,不让威权政府可轻易入侵。以威权的庞大力量,或许最终法庭与大学的自主还是会被干预,但起码也要令威权政府付出极大代价。与威权的抗争是长期的,故此这些努力还是有意义的,能为取得最后胜利打下重要基础。

文章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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