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日星期三

依娃:我们一家人都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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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风格图片)

受访人:康明前,男,78岁,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百泉村人。因为父亲和兄弟涉案,1961年从甘肃省兰州西北大学肄业,回家务农。1978年后恢复工作,在武山县农中任教。多年前退休回家,陪伴妻子。
  
他的父亲是星火案人员何之明的房东。

 地点: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百泉村康明前家
 时间:2017434
 录音长度:65分钟

前记:这次採访,在武山我没有任何熟人,完全是按图索骥,一切线索来自向承鉴先生的《炼狱归魂 》和胡杰先生的《星火 》,到什麽地方、找什麽人、问哪些问题、问清楚哪些疑惑,我走之前都一一写下来。可是几十年了,很多地名都有修改和变化,就是当地司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谢家坡”在哪裡。

但是,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只要脚踏到路上,自然就会有人引领。比如寻找康明前先生,我下了车,和路边的一位老人家聊了聊,很无意的询问:“你知道康明前吗?是这个村子裡的吗?”“康明前就是我哥(堂哥),我领你去,他现在退休了,在家呢,身体也不好,老婆子身体也不好。”喜出望外中,我跟著老人在村子的小巷裡转来转去,这麽大的村子,如果没有人领,真不知道怎麽找人。

老人在一家比较陈旧的小院前停下脚,说:“这就是康明前家。”推门进去,一间小屋上面烟筒冒著青烟。老人家敲门进去,面前是一位大个子,头髮灰白,目光有神,相貌极好的老人,能看得出,他年青时一定是千裡出一的英俊男子,聪明过人。
 “您就是康明前吗?”
 “我就是康明前。”
 我上前搂住他的臂膀,就像搂住多年不见的亲人,忍不住泪眼扑簌。我曾经多少次在向承鉴先生的笔下看到的“康大伯的儿子康明前,就像我的兄弟一样,学习出色,却因为我受了很多苦。”此时,他就活生生的在我面前,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麽这麽难过这麽委屈。

依:康伯伯,向伯伯让我来看看你们,他现在年纪大了,想来也来不了了。
康:老向,好著没有?我去年还和他通过电话,他说想回来看看,可能也回不来了,快八十的人了。

依:向伯伯来不了,我就说,我替他跑跑,来看看你们,然后照点像片,让他看看,他看到了也高兴。也请你多介绍介绍情况,让我们年青一点的人知道这段历史。
康:那成,那成,我们这一代人活著,还有人清楚,我们一死光,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过去的事情,我现在给你怎麽说呢?多得说不完,苦得没有办法说,一提起那个,就让人心裡难受,太苦了。

依:康伯伯,慢慢说,我也不想揭伤疤,但是又很想弄清楚一些事情。慢慢说,我对那时候的生活、发生的事情也很有兴趣。当时何之明在这裡下放,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百泉村饿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你知道吗?

康:我们这裡就是百泉村,以前的百全大队。饿死多少人我没有统计过,反正饿死的人多。我的大伯是饿死的,就是我父亲的哥哥,去世的时候就是六零年,才六十出头些。饿的没有办法,就饿死了。他死的时候,我还在兰州哩,回来了人都不见了。大伯伯叫什麽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依:那时候这裡也“反瞒产”吗?就说农民自己私藏了粮食?
康:有,各处都有,人家有那个现场会反瞒产。我们这裡一个饲养员管著队裡五、六个牲口,就有点机会,偷了队裡十五斤黄豆,那个黄豆是给牲口吃的,他拿回家就埋到地裡,想慢慢给家裡人吃。结果队裡是翻箱倒柜家家挖,人家是计划好的,就说:“他是个饲养员,肯定把牲口的饲料给藏下了。”翻箱倒柜的人一进去就把这十五斤黄豆给找出来了。这个晚上他就上吊了。他姓李,奶名叫“鸡架子”,官名我还记不得了。当时还没有打他,人家证据搜出来了,他就害怕的上吊了。家裡搜出粮食是不得了的事情。

依:康伯伯,请你给我讲一讲你父亲当时被打入“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的情况?

康:我是三九年出生的,向承鉴还比我大一岁。当时,我是西北师大的,是五九年考上去的。你说,农村的娃娃上个大学多不容易,所以我学习是很用功的。到六零年我爸爸,就是我父亲就变成反革命集团了。

那时候,向承鉴还没有住在我家,那时候他在山丹哩。这裡下放了四个兰州大学的右派,何之明、杨先勇、朱鬆存、钱昌文,这是下放到百泉的四个右派。当时农业社就把这四个右派给整坏了,他们每个月给队上交上三十斤粮票,但打饭的时候和农民一样,就给打一马勺菜汤,清汤汤,根本就吃不饱。

那是五九年还是六零年,我在师大上学,放假回来, 我见过张春元一次。他下放是在天水,但是到这裡来过一次,和学生见面。人长得俊气,很精干,但是和我没有说过话。

当时我爸爸就在这裡,成份是贫农,这裡有一个梨园,我爸爸就给生产队看梨,就在地裡种一点瓜。那时候,我在师大哩,家裡再没有人,就我母亲一个,家裡有空房子。我父亲说:“就让娃娃们住在我家,我捡点落下来的烂梨,就可以添肚子嘛。摘上一个瓜给娃娃们吃,能填一下肚子,反正没有饭吃嘛。”

这些娃娃对我父亲也特别好,我父亲也很稀罕这些娃娃们。结果到了六零年的九月三十号晚上,人家是集体行动,把这些下放到地方的兰大的右派全部抓了。把我父亲也一起抓了。

依:你爸爸是个农民为什麽要抓?
康:我爸爸不识字,怎麽能是反革命?人家说你在照顾反革命著哩。正因为他是个农民,把他带到监狱裡面关了两年,就释放了。没有给判刑就关了两年,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政策。 我爸爸被抓去了,我也就不能读书了。

依:你那时候读几年级了?
康:我读大学三年级,马上就是反革命家属。人家西北师大把我考察了一次,考察的结果我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书我还能读,但是我自己不能上了,因为家裡就剩下我妈妈一个人了。这麽小的脚,前面有几分自留地,种上一点麦子,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给我妈妈帮个忙,这麽小的脚,拔上些庄稼抱回来。

我给妈妈说:“书我不念了,我回家来。”我就这麽休学了。(注:回忆往事,康伯伯眼睛裡充满眼泪,从此他的人生走向了另外一个轨道,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农民。)

依:从学校回来,家裡还很饿吧?
康:我回来几乎饿死了。我是六一年休学回来的,就在农业社劳动。六一年、六二年,我在这裡,这个大队书记对我特别的好,生产队有十亩地的高粱,他就安排我去看守那个高粱去,那时候偷的人多得很。我每天偷几个穗子回来,天天偷,就是监守自盗。结果大家也偷,把那十亩高粱给偷光了。

依:你偷得最多?
康:我承认我偷得最多。我偷上些高粱头放在背篼裡,上面盖上草拿回来,我妈妈把颗颗弄下来,放在炕上烤干,在磨子上磨碎,做高粱麵的搅团、拌汤,就靠这些高粱把我和我妈妈的命保住了,就这麽活下来了。还不敢让人看著,把高粱杆子在炕洞裡一烧,没有人能看见。

依:那个高粱吃多了肠胃会很涩?
康:它和白面不一样,吃多了大便不下来。

依:那你后来的情况呢?
康:我是个大学生,但是我不能给共产党工作,因为父亲是反革命。后来连我的孩子出门,小娃娃都喊叫:“反革命!反革命!”娃娃都不能当兵,没有办法,我就一直务农。我从兰大回来种地种了十几年哩。到了七几年,人家政策变了,师大给我了一个肄业证,我才有了工作。那时候人家教育局都批下来了,乡上的干部还不让我进校。杨书记说:“不能让他进来,他进来,我就去贴大字报。”县裡教育局的文件下发了,还不让我恢复工作。我有文化,能到学校当个老师教娃娃们,

依:你是哪一年开始工作?
康:七八年,在农中当老师,算是国家的编制,也是个安慰。

依:你以后找对象成家有没有受到影响?
康:没有,她家是地主,我是反革命,就刚好配上。那时候,我们的娃娃出门都被人家打,人家说打的是小反革命,用弹弓把我的娃娃打的头上流血。 把我的堂兄弟都影响了,都不让去当兵,

依:他们的杂志《星火 》是藏在李大爷家吗?
康:这个杂志我没有见过,是藏在李堡,就是向承鉴住的那一家子,藏在李泰来家裡。李泰来的爷爷李德明和他奶奶把杂志给藏起来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向承鉴,他和我父亲关系好。何之明在我们生产队,我和他关系比较好。这些娃娃有才华,文章写得好。李大爷、李大娘早都去世了,他们的女儿、女婿都去世了。

依:他们审问过你爸爸吗?有没有挨打逼供什麽的?
康:没有打,一个农民嘛,没有文化,不识字。监狱裡的人也知道他啥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什麽都不知道。等我爸爸回来,我就问:“他们问过你没有?”我爸爸说:“问过,我是什麽都不知道。”结果调查,我爸爸没有问题,就放了。他就是一个农民嘛。我爸爸出来以后还是在生产队劳动,给戴著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没有见过什麽文件。还是以反革命对待。

依:你的父亲是哪一年去世的?
康:我爸爸出狱后两年后就生了个病,在监狱裡的那个惊吓害怕,吃不上,身体就不行,不久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已经回家了。我爸爸刚抓的时候,我还上学著哩,但操的家裡的心,第二年秋天收庄稼的时候,我妈妈收不来,我就伤心了,老人家养咱后人干啥呢?我上大学出来,我就没有妈妈了。我就下决心从兰州回来了,不念书了。

依:我听说还有一些农民被牵连到这个案子裡面,其中有你的亲戚或者认识的人吗?
康:有,有,还有我的哥哥刘武雄(也叫刘五雄)。我妈妈在姓刘的家裡生下的一个弟兄,他父亲死了以后,我妈妈就改嫁到我们家,就有了我。他就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一个妈妈两个爸爸的关系,他叫刘五雄,有些人叫他刘武雄,都能成,他和我父亲是同一个案子。当时是在武山的洛门开的宣判会。他被判了十八年。

依:他那时候多大岁数?请把他的出生、当时的家庭情况、怎麽牵扯进去的细緻的给我说一说?现在人们对杜映华比较了解,如果你不讲这个故事,就要被埋葬了。

康:我哥哥的事情曲折又複杂,我慢慢给你说。我哥哥是属马的,如果活著的话,也快九十岁的人了。还是个地下党员。解放以后,他就当了武山县潭歌区的区委书记,被判刑以后送到青海的都兰县,和何之明、杨显勇都在一起劳改。


四九年八月武山解放,这是到了五零年,我哥哥在工作中犯了一个错误,他受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清杰的指示工作。王清杰是当时的武山县县委书记,他们是同一个地下党。王清杰对政策也认识不清,有些公报私仇的现象,他把旧社会和他有矛盾的这些地主乡绅,就指示这些地下党去收拾。那时候刚刚解放,社会还比较动乱,这个王清杰就指示我哥哥拿上潭歌区的步枪,对他说:“你领上几个人,到刘家庄的刘七家抢去!”

当时为什麽要抢刘七呢?因为刘七家当时没有当家的人,请了大坪沟的先生管著家。这个管家和王清杰是一个村子的人,可能以前两个人就有很深的矛盾。王清杰对我哥哥说:“你们去看见王先生就给打死!”我哥哥就纠集了几个人。穿著共产党的灰军装,就到刘七家,但是那天晚上王先生不在,如果打死了,就是条人命。但是从刘家搜出来刚刚卖了麻的三百块白元(土语:银元),就上缴给共产党了。后来王清杰又让我哥哥抢另外一家子,我哥哥说:“都是同庄同村的,我不去了。”

结果过了几个月,县上说共产党都执政了,还抢人家东西,弄的治安这麽乱,就把刘武雄给抓了。他们说:“你一个共产党员,你还带头去抢人?”就把他拉到天水,判了刑,本来是要判死刑的。因为是受王清杰指示,王清杰就找了天水的李XX,李XX是天水很有名气的人。因为说了说情,就给我哥哥轻判了,在天水的一个劳改场务农园子,过了一年过就释放了。

我哥哥回来,区长也当不成了,也被开除党籍了,就开始劳动。他自己有家,有女人娃娃,没有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等老向他们来的时候,就和我哥哥熟悉了,他们关系非常好,能说到一起。我哥哥文化不怎麽样,但人聪明,嘴巴子也会说。还有一个右派,兰大数学系的钱昌文,是个好学生,他怎麽会被化成右派呢?五七年,兰大的副校长陈世伟组织了十三个学生,他是奔赴京请愿的成员之一。刚走到西安,中央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派当时教育部的副部长曾昭隆对兰大的学生团进行劝说,不要去北京请愿。这些学生在西安就得到了接见。当时西安交大的校长是费孝通,费孝通说:“兰大这些学生的意见我也同意。”他后来也被化成右派。他们奔赴京请愿的十三名学生都被化成了右派。我哥哥和钱昌文的关系特别的好,就是知己朋友样的。

老向来了以后,交往多了,关系也特别的好。具体怎麽样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在师大。但是逮捕的时候,就是一九六零年的九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哥哥和这些兰大的右派分子同时被抓了。

依:你哥哥被逮捕,他的家庭怎麽样了?
康:我哥哥被抓以后,家也就烂了。我哥哥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七八年才放出来。之前生了一个儿子,有羊羔疯病。我嫂嫂看我哥哥被抓判刑了,没有吃没有喝,家裡饿得呆不住,就领上一个女孩子,就外流到了陕西,可能跟了当地的男人,再也没有下落了。

  
依:你哥哥服刑期间,你有没有去看过?
康:我没有去看过,当时我也困难得很嘛,就是去看,也没有钱,拿不出个路费。

依:你哥哥被抓走了,你的妈妈一定很伤心,怎麽样都是儿子?
康:说起这个事情,我看我就有点......(注:康提起往事,非常悲伤,眼泪忍不住溢满眼眶。)
   
我哥哥在青海劳改的时候,也来过信,我也没有保留下来。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九月份,因为我老婆的哥哥在新疆劳改,劳改了十几年,吃不上,又挨打,人就生了不好的病,回来的路上死在半路上了,我就要去收尸去哩。他没有犯一点点错误,就是个地主出身,就让这个队的干部给害了。人死了,我得把尸体收回来。

我要去武威去收尸,我妈妈身上一共有四块钱,我妈妈说:“你把这四块钱拿上,去看你哥哥,给他买上四个馍馍。”如果我当时把这四块钱拿上就好了,就能安慰一下母亲的心。但是我没有拿,青海在一个方向,我要去武威天祝县去,四块钱走不到青海。我妈妈也弄不清楚我去哪裡,非要让我拿上那四块钱。我看见院子裡有个扫把,就把钱放在扫把下面,留给妈妈用。

我还没有走到天祝县,家裡人就打电报来说我妈妈去世了,就愁死了。她不知道我老婆的哥哥是从新疆回来的,我哥哥还在青海,根本就是一个丁字路……。我就后悔,我这麽傻,应该把母亲的这四块钱装上,哪怕假装装上,我妈妈就认为我去青海看哥哥去了,她就有个希望。我就认为我不拿这个钱,那麽就是儿子不在了……。我应该把母亲的钱拿上,我那时候怎麽那麽犟。我是想家裡没有钱,我拿上妈妈怎麽生活呢?

依:那你怎麽收尸呢?
康:我们几个人拉了一个架子车,就步行著到兰州,我们四、五个人换著拉。到了兰州,有一个我们这裡的人在兰州生物研究所工作,他们说:“你去生物研究所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个司机,如果人家有顺路车,把咱们带上一程,那咱们也近一点。”

我说我去找,我到生物研究所的传达室,我问:“李如如在不在?”传达室的人说:“李如如不在,你是哪裡人?”我说:“我是武山人。”那人说:“你是武山人,你认识康明前吗?”我说:“就是我。”那人说:“是你,刚好这裡有你一份电报哩。”我把电报一看,那就拿著哭……。

依:那是谁发的电报?
康:村子裡的人,他们想兰州生物研究所有我们村子裡的人,我有可能去那裡找,就试试通个消息。他们把电报发到那裡,我刚好去找熟人,我把电报一看:母亲去世。我只有哭,传达室的人说:“你不要哭,啥事情。”我说:“母亲去世了。”我拿著电报就赶紧回,我妈妈可怜得很,我哥哥一判刑,她就一直想这个儿子,左等右等等,等了快十年了还等不回来。让我拿钱我又没有拿,我妈妈就以为他不在了……。我母亲就这样过世了,再没有见到我哥哥。临死也闭不上眼睛,歇不下那口气嘛。

依:你哥哥是哪一年回来的?
康:是七八年吧,我哥哥回来,法院给了一些钱,是多少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在农中教书,我的孩子也在农中上学,来去十几裡,天天来回跑。我哥哥还给我的孩子买了个自行车,要一百多块钱哩。 他刚回来,心情还好,七九年刚好我妈妈去世十年了,他还对我说:“我还有这点钱,给妈妈烧个十年纸。”我说:“不必要了,这几个钱你留下,你还养老哩。

依:政府以后有没有给他钱养老?
康:没有,就是一笔钱就结束了,你再什麽都不要讲了。我哥哥回来看著身体很不好,这麽多年吃不上喝不上,精神压力又大。他回来了,女人娃娃都不见了,只有一个有羊羔病的儿子,还没有成家。家破人亡,走的走了,他就受不住,回来一年多,我哥哥也就过世了。当了一场地下党,就是这样的结局。
  
依:你哥哥有没有留下照片?
康:没有,什麽都没有留下,也没有什麽证书文件,啥都没有。他的女人再没有回来,我听说他的女孩子回来过一次,要卖他的院子,但是人家刘家一大家子,早都给佔了。女孩子回去陕西再也没有回来。

依:你们这裡还有其他受牵连的人吗?
康:我们这裡牵连的农民不多,那个谢家坡受牵连的人多, 以前叫谢家坡,现在叫坡儿村,属于城关镇管。一帮子农民都是反革命,他们和这些右派学生不认识,是大队一起抓的,就是刘喜娃给弄的,他当时是大队书记弄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叫刘长寿,也被牵连到这个案子。最后平反的时候,这些农民都给平反了,什麽事情都没有了。

后记:我先后两次到康明前伯伯家拜访他,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腿疼腰疼,年迈的妻子也是一身的病,需要他的照顾。星火案虽然他不是直接的受害者,没有入狱坐牢,但是他的前程从此被毁,他的父亲因涉案早逝,他的哥哥被判刑入狱十八年,妻离子散,他的家庭众位亲人因为反革命家属身份而不能入伍、不能入学等等。
  
五十多年了,提起往事,老人家多次老泪纵横。我知道,这个伤疤从来就没有长好,我无力为老人家做点什麽,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 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留给我们所椎心泣血般爱著的国家。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