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3日星期日

郭贤良:从科技信徒到人文粉丝——我的心路历程



1976年我上初一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北京知青廖志浩老师,有一天拿了一张《人民日报》来到教室里。那堂课廖老师没有教我们课本上的知识,而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理想课。《人民日报》用大幅的版面刊登了数学家陈景润克服重重困难,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也许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理想教育课。从此,我立志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向陈景润那样报效哺育我成长的祖国。也是从这次理想课后,我彻底改变了学习的习惯,从一个整天以捕鸟捉鱼为乐事、并且因此总是赶不上每天上午的第一节课的贪玩的孩子,转变成了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并且乐于助人,热爱集体,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刚满14岁,学校共青团组织就吸收我为共青团员。因为长期的努力,我在全景洪农场十几所初中毕业生中,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景洪农场高中。经过高中二年的努力,又以西双版纳州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即今天的东南大学。

但是,我最终并没有成为一名科学家。 一个工科毕业的大学生,本应该沉浸在科学发明创造的快乐之中,但是我却对科学技术丧失了所有的兴趣,而是对人文科学思之弥深。这种巨大的转变,来自于社会给我的教育。这种社会教育,可以分为单位内部和单位外部两个方面。

先从单位内部说起。1986年我进入云南省电力设计院工作,当时年轻的心中充满了远大的理想,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计划:“争取用五年的时间,在专业上取得超过其他人的成绩,具体来说,要在国家级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在单位的工作中承担大型工程的主要设计工作;在管理学上,读完经典管理学的系列丛书,给单位的改革提供良好的建议。”为了更好的融入单位的发展进程,1987年我愉快地接受了大家的推荐,成为设计院发电室的职工代表。可是,紧接而来的挫折,使我彻底改变了初衷。

1988年底,设计院为本单位的高级工程师在江岸小区买了两栋共90多套房子,规格为70平方米/套。没想到那些高级工程师们嫌那房子地理位置太偏僻,都不愿意要。因此,房子分配下来,出现了许多空余。既然高级工程师们不要,当时的院长魏显宗就把那些空余的房子分给了其他职工,经过抽签,我得到了最后的一套。可是,世事难料。分完房子不久,单位还没有来得及安排我们单身职工搬进新居,魏院长的任期就届满了,接任的是当时云南省电力局的一位处长施震龙。他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回单身职工分到的房子,他认为单身职工是没有资格参加住房分配的,他叫院办发布了一个通知,命令大家一个星期之内把房子的钥匙交出来。在他的眼里,年轻人住70平方米的房子,那是天理不容的。我本想进行反抗,联系了几个年轻人,让他们把房子钥匙交给我,不要交给院里,但是他们都表示不敢反抗。由于孤掌难鸣,我也就放弃了反抗的努力。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叫刘秀云的年轻女职工没有交钥匙,独自一个人在进行反抗,为此她被单位按1/平方米的月租进行了罚款,每个月要从工资里扣掉70元,相对于当时105元的月工资来说,这实在是个过分严厉的处罚。刘秀云一直坚持了10个月,总共被扣了700元,最终她因为承担不起那么巨大的经济压力,才被迫将房子的钥匙交出来。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为此感到羞愧。为了弥补我内心的歉意,我利用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机会来为刘秀云奔走呼号,写了书面提案,要求撤销对刘秀云的处罚,要求就年轻职工的住房权利问题举行辩论会。但施震龙置若罔闻,把我的提案扔到一边,念都懒得念一下。这使我第一次认识了“人民代表”的所谓神圣权利!我切身体会到民主对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是何等的重要啊!我踏上社会的第一次维权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通过这次职代会,我发现了民主被阉割的秘密。民主的真谛,在于一个集体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的权力对集体政策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领导只是这种集体政策制定过程的临时组织者,他没有凌驾于其他成员之上的权力。为了使制定出来的集体政策相对公平,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他打了一个比方说,两个小孩从大人那里得到一块饼,公平分配的办法是,其中一个小孩掰饼,另一个小孩先拿。因为掰饼的小孩没有先拿的权力,如果他把饼掰的大小不均,大的一块就有可能被别人拿走。因此,他会尽量把饼掰得一样大。现实中,我们的领导总是既掰饼又先拿,职工在这样的分配中怎么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他们得到的不叫公平分配,只能叫施舍!这样的社会怎么会不矛盾重重呢?我去找当时的工会主席李建群,指出目前这样的职代会维护不了职工利益,因为它的议事程序中没有辩论环节,领导可以对职工的意见置之不理,因此是不民主的。职工和领导有了意见分歧,在议事程序上要保证矛盾双方在职代会上进行辩论的权力,经过充分的辩论,孰是孰非,最后由全体职工代表无记名投票决定。没有合理的程序保障,民主就是一句空话。李建群表示赞同我的看法,但是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议事规则,不是他确定的,即便是从全国来看,也没有哪个企业的职代会设立了辩论程序。为了表示我对职工代表大会虚伪民主的抗议,为了不做粉饰太平的帮凶,那次职工代表大会后,我毅然辞去了职工代表的职务。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就进入了1994年。这一年,国家开始了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打算把实物分房改为货币分房。这时,施震龙已经卸任另谋高就了,当时在任的院长叫李海南。李海南的专横跋扈绝不逊于施震龙。作为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地道的中国老百姓,我知道具有中国特色的“末班车”是什么意思:政府为了自己的方便,制定的政策总是一刀切,从来就不会考虑老百姓会受到什么损害。能不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的利益,全看各人的命运了。赶上的,算你命好,没赶上的,算你倒霉。一套房子,对一个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是对一个依靠工资生存的普通职工来说,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因为住房分配的不公正,职工和领导的冲突在中国时有发生,最著名的一次是19981028的劫机事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位机长袁斌与他的爱人徐梅劫持了民航飞机飞往台湾,就是因为抗议他所在单位在住房分配上的不公正。出于对今后再也分不到房子的担心,我向院长李海南提出了单身职工参与住房分配的请求。我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通过发电室当时的主任崔大勇转交给了李海南。我在信中写到:“尊敬的李院长,我今年31岁了,不幸的是,由于天生缺少对异性的吸引力,至今还没有结婚。根据我院长期推行的住房分配制度,没有结婚的人是不配享受住房分配权利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它与一个职工对设计院所作的贡献大小毫无关系。请您想想,我们30岁左右的职工,要经验有经验,要精力有精力,正是为设计院努力工作的最佳年龄,保障我们在住房分配上的合法权利,将极大地调动我们的工作积极性。现在,设计院并不是没有房子可分,而是因为莫须有的规定而不分给单身职工。如果您能为我们解决住房问题,使我们每天下班后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可以向往,那真是于公有利、于私有恩呐!我们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也会为我们有这样的好领导而感到高兴的。”

李海南看过我的信后,约我到他办公室作了一次谈话。他说他非常同情我们单身职工,从他个人的感情上,他十分愿意让我们享有住房分配的权利,可是国家有明文规定,单身职工不得参与单位的住房分配。我首先对李海南这种充满人情味的表白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我说,如果确实是国家有政策限制,那我是能够理解领导的为难之处的,我决不为难院领导。可是据我了解,国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为了避免误会,化解我心中的疑惑,我希望李院长能够向我出示有关国家政策。李海南拿出了一本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福利分房改革文件,我翻遍了整本书,也没有找到关于限制单身职工享受住房分配利益的条款。李海南看见他的谎言被戳穿,还是不肯善罢甘休,有一天他又从云南省电力局那里拿来一份电力局机关关于住房分配的文件给我,说这就是他所说的国家规定。我表示不能接受他的这种说法,首先是电力局无权代表国家,其次我还认为,就算电力局是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但是电力局机关的住房分配制度也并不可以用来约束整个电力系统内各个独立法人单位的住房分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国务院就没有必要制定专门针对全国的住房分配制度了,因为全国人民(包括云南省电力局机关)只要复印一下国务院机关的分配办法照章执行就是了。我们的分歧无法弥合,我建议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由李海南发言阐述不应该向单身职工分房的理由,由我发言说明应该向单身职工分房的理由,我们都来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我表示,如果多数人认为单身职工应该享受住房分配的权利,那么请李院长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多数人认为单身职工不应该享受这种权利,那么我马上辞职离开设计院,因为我决不想和一群毫无人情味的混蛋共事,李院长也可以从此以后眼不见心不烦了!针对我的建议,李海南用秦始皇式的口气给了我一个斩钉截铁的答复:“你算什么?我凭什么要与你辩论!”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养成了一种不服输的性格,李海南越是霸道,就越发激起我的痛恨!虽然我知道,在一个人权不受法律保障的制度下,一个普通职工和领导斗,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但是我又想,如果每个人都卑躬屈膝,民主就永远也不会在中国实现。我知道,要想获胜,就必需找到一个比李海南更高的权威来主持公道,逼着李海南讲道理。讲理和吵架不同,吵架者之间不需要裁判,也不需要证据,谁的语速快且耐力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的恶行、丑事,用谩骂的方式倾泻到对方头上;或者在对方已经筋疲力尽的时候,仍然声如洪钟地把对方根本就没有干过的恶行、丑事栽赃到对方头上,把对方激怒到崩溃,就是胜利者。吵架的目的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升高对方的血压。我不想吵架,一是因为我自认为我的素质已经不允许我吵架了,二是因为我知道吵架维护不了我的利益。我决定亲自尝试一下共产党提倡的模式,即老百姓可以通过合法、正规的组织渠道来解决问题。我写了一篇上访材料,鼓动了10个职工签名支持。我在上访材料中,力陈单身职工的权利,指出用是否结婚作为住房分配的标准,就像用“身高不到一米八或者名字不叫李海南就不得参与分房一样是毫无道理的”。

我请教了律师,能不能通过法律诉讼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律师告诉我说,目前这类诉讼还无法受理,因为没有明确的文件作裁判的依据。我把信送到云南省总工会,没有人接待,我就把信交给了总工会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请他转交给有关领导,后来我没有得到总工会的任何音讯。我又来到云南省委信访办,一位20多岁的“老爷”正在敷衍一个上访的老者,等那个老者出门后,我就听见那个年轻的“老爷”在不耐烦地嘲笑那位老者是神经病。嘲笑完老者,他就转过身来接待我。他听说是关于住房的事,开口就问:“死人了没有?”因为1989年“六四”学潮的时候,国民就对政府的信访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它是一个敷衍塞责的部门,徒然浪费国家的钱财,却没有起到维护人民利益的作用。我心里本来就对这个部门有成见,现在又亲眼看到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这样的德行,因此心里十分反感,就没好气地回敬他道:“如果出了人命就不归你们管了,而是归公安局管了!”他叫我填一张表,上面有“上级主管单位”及其“通讯地址”一栏,我就问他,是不是他们打算把信寄给电力局就了事。他回答说他们是照章办事,只能这么办。我激愤地说道:“89年‘六四’的时候全国人民就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5年过去了,你们为什么一点改进都没有!?是不是在你们眼里,每个来上访的人都是神经病,所以你们就可以这样对待!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希望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时间,到我们单位去召开一个座谈会,了解一下情况,主持一个公道。难到这样的要求过分了吗?你们把皮球踢给电力局,难到你们不知道我们的院长就是电力局任命的吗?他们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能指望电力局主持公道吗?”

我想大家一定能猜到后来的结局。我的上访信通过云南省委信访办转到了电力局,又从电力局转到了李海南手里。强权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作为一个老百姓的我,想找一个比李海南更高的权威来主持公道,希望不要用吵架的方式,而是用讲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我的第二次维权行动还是以失败而告终!通过以上两次失败的维权行动,我痛恨我们的工会组织没有起到维护职工利益的作用。为了让工会能够切实维护职工利益,必需有敢做敢为的人来出任工会主席一职,那些由行政领导任命的工会主席是不会为职工说话的。因此,我到党委书记郭耀华那里,郑重其事地宣布我要求参加下一次的工会主席竞选。得到的答复是,工会主席这个职务不是由竞选的方式产生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竞选的机会。后来我了解到,设计院的党委书记、正副院长、工会主席以及团委书记全都是电力局党组任命的,这样就能保证“党政工团”一盘棋,确保上级的行政命令不管对错都能畅通无阻。在这样没有制衡机制的制度下,可怜的是中国百姓啊!

我的这些维权行动,不仅没有使我夺回住房分配上的权利,而且还使我在职称评定上受尽刁难,他们以我的劳动态度不好为由,拒绝授予我工程师的职称,于是工作了20多年的我,至今仍然是助理工程师。当然,这不完全是院领导的原因,事实上,从1996年李海南调任云南省电网公司(由云南省电力局改制而来)副总经理以后,接任的历任院长都没有为难过我。在此我特别想提出感谢的是吴继志院长,他在李海南任院长期间一直担任副院长。李海南一走,吴院长在上任的第二年,即1997年年初就给予了设计院单身职工平等享受住房分配的权利。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光辉。虽然当时我已经结婚成家了,并不是这种人性化新政的直接受益者,但我还是为他的善举所感动,我曾经当面代表设计院全体单身职工向他表示过深深的谢意!出于长辈的关爱,吴院长曾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写一份工程师职称申请,把职称问题解决了。他向我保证,现在的院领导对我绝对没有成见,只要我写一份申请,他保证我能获得工程师职称。他真诚地开导我说,职称对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工资福利与职称有关,个人成长与职称有关,即使是觉得在设计院不顺心,想调到其它单位去,别人也要看你的职称。他的真诚令我永生难忘!我对他说,我衷心地感谢他的关怀,但是自从我受到前两任院领导的野蛮摧残后,我已经对这种身外的物质利益失去了兴趣,只打算更加关注老百姓做人的基本权利。人权是皮,物质利益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周恩来在延安保卫战期间曾经发誓,不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决不刮胡须。受此启发,在设计院领导以劳动态度不好为借口,在职称问题上对我打击报复的时候,我也曾经发过誓,共产党不垮台,中国的民主不取得本质的进步,我决不要这个工程师职称!我早已下定决心,我这一辈子决不离开设计院。在事业方面我的态度是,共产党的官我连组长也不想当,即使别人的工资都比我高,房子都比我大,我也决不后悔。我要那些独裁者知道,我们努力争取的表面上看来只是面包,实质上是作为一个老百姓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要么你掰饼,我先拿,或者我掰饼,你先拿;否则,我就什么也不要,只要仇恨;一切都给你,除了和平!现在,虽然我们单位的单身职工都平等地参与了住房的分配,但这只是受惠于吴院长个人的善心,并不是依靠了这个制度的保障。中国的民主还远没有实现,因此,我将继续信守诺言,决不会要这个工程师职称。这就是我在单位内部受到的教育。

下面再谈谈我在单位外部受到的社会教育。这样的社会教育太多了,如果想把它们都写下来,非出一本500页以上的专著不可。我刚踏出大学的门槛就接受着这样的教育,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接受着。我坚信,就是在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还会不断接受这样的教育。为了说明我从一个科学技术的热情追随者,转变成一个科学技术的冷漠者的原因,最好是讲一件发生在我年轻时候的故事,因为那时这件事对我来说起着转变人生态度的关键作用,而后来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

1989117中午午饭后我刚上床准备休息,我的一个名叫丁来云的朋友来到我的宿舍,他告诉我他要去帮朋友打架。原因是16日下午,他的朋友胖弟和另一个人到北京路的唐子巷那个地方逛街时,被一伙骗子抢了手表。事发地点就在太和街派出所唐子巷执勤点的窗户下面。当时他们就去报了案,警察坐在椅子上动都没有动一下,叫他们自己去把那伙人叫来。他们看到警察不管,就只好回学校请同学们帮忙。大家约好17日中午1点钟直接到事发地点汇合。小丁父母是我家的世交,他来昆明学习无线电修理还是我帮助联系的学校。在正式开学之前一直在我这里住,开学后他住进了学校,但还是有一些东西寄存在我这里。虽然我也担心他的安全,怕他出事的话我不好向他父母交待,但是面对同学受到不法侵害而警察又不愿意相助的情况,在正义感的驱使下,我没有阻止他。说完前因后果,小丁打开抽屉拿出一把匕首放进裤兜里出去了。

我返回床上躺了一会儿,怎么也睡不着。我担心小丁出事,就起床去追他。我追出门外已经见不到他的踪影了,我就径直奔唐子巷而去。在唐子巷我见到了他们那些同学,大概有十几个人。大家汇合以后,就走向派出所的那个执勤点。那伙骗子有6个人,都假装成广东人,用广东普通话在不断地向行人兜售塑料机芯的假表。在他们的外套里,从胳膊到手腕戴满了这种假“双狮表”。胖弟走过去,一把拉住前天抢他手表的那个骗子,叫他到警察那里去。其他骗子看到有人胆敢来找茬,就一窝蜂的围了上来打胖弟。同学们奋起还击,和骗子们厮打起来。这时人群里出来一个便衣警察,一只手亮着警官证,一只手抓住小丁的衣领,把他拖进执勤点。我赶紧跟了进去,打算向警察说明情况。我们进去后,又有另外5个人被警察和那些骗子一起抓进了执勤点。有一个被打得鼻血直流的小伙子,是事发时刚好路过的行人,被他们误认为是和我们一起来找茬的学生,也被抓了进来。

警察拿着小丁的那把匕首,恶狠狠地对他说:“你还敢拿刀来杀人呐?有本事你就杀呀!”他一边说一边假装把刀递给小丁叫小丁杀他。我赶紧走上前想向他解释前因后果,谁知不容我开口说话,他就给了我一个嘴巴,大声喝令我站好。他命令我们把鞋带解下来,又让我们一只手臂从肩膀上方、另一只手臂从下方,双臂绕到背部成“秦琼背剑”状,然后叫那些骗子用鞋带把我们的两个大拇指绑在一起。把我们绑好后,警察和骗子们就一起疯狂地打我们。我被一拳打中右腹部的软肋下方,蹲在地上很久没喘过气来。小丁和胖弟被打得最惨。他们用小丁那把匕首的手柄尖,使尽全身的力气击打小丁和胖弟的脊背,小丁和胖弟被打得哭天喊地。他们打痛快以后,警察就叫那些骗子赶快走人。我们一行7人被警察和几个联防押着走向太和街派出所。其中有一个联防,看样子只有十五、六岁,时不时踹这个屁股一脚,打那个脑袋一拳。你走得没他快吧,他骂你装死!你走得比他快吧,他又冲过来给你一拳,说:想逃跑啊!而他总是时快时慢,没有个准儿。我内心深处好痛苦啊,这么小的孩子就接受着这样的“阶级教育”,我不知道该向我们的母亲祖国祝贺,还是为她哭泣!

大概12年后,即2001年的一天,网络作品《黄祸》的作者王力雄从北京来到昆明出差,在一起吃饭时我向他提起这件往事。他问我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告诉他发生在1989年。他十分乐观地说,那时的警察太黑了,现在他们不敢这样干了。我表示不赞同他的看法,因为在大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任何小环境的治理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不可能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果然如此,仅仅过了2年,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黄街村派出所被活活打死的事件震动了全国。即使时至今日,刑讯逼供致死的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城管”、“躲猫猫”、“被自杀”等荒唐的新词汇,矛头所向,直指强权部门。事实证明,否定200多年来已经在发达国家取得巨大成果的民主制度,仅仅寄希望于“阶级感情”和一部《行政诉讼法》来约束权力部门的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

小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有这么复杂,总以为毛主席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还十分善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全国人民就会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而且人与人之间必定会充满无产阶级的友爱,领导关心职工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自己舍不得吃也要先让职工吃好;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就像血和肉的关系一样休戚相关,只要老百姓受到不法伤害,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苏联敌视中国,那是因为广大的苏联人民被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所迷惑,只要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红旗,唱着威武雄壮的《国际歌》在莫斯科的红场上走一遍,苏联人民立即就会知道我们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友和兄弟,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推翻苏联的反动统治者,投靠到中国人民一边,从此中苏两国不再有战争的威胁。慢慢地我明白了,不要说用我们的革命歌曲去感化苏联人,就是去感化我们的领导、感化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做不到!老百姓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可以任人宰割的奴才,根本不是什么阶级兄弟!他们不但对老百姓的痛苦麻木不仁,而且他们本身已经构成了欺压老百姓的最大祸害!赖账不还、野蛮拆迁、侵吞征地款、干涉经济自由、随便设卡收费、侵犯民主权力、刑讯逼供、栽赃陷害、打击报复……种种恶行真是罄竹难书!

也许,有的人会说我太偏激,没有看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对灾区老百姓无微不至的关怀;再者,欺压老百姓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政府官员还是好的。但是我要说,这种看法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导致统治者垮台。所以统治者关怀别人的背后其实是关怀自己,除非统治者昏庸至极,不会看不到这层联系。这是古代的封建皇帝都懂得的道理。《贞观政要》中描写了李世民处理自然灾害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全国大闹蝗虫灾害,遮天蔽日的蝗虫扑向农作物,农民可能颗粒无收。李世民深知蝗虫灾害以后农民会干什么,因此他心急如焚,想方设法要消灭蝗虫。有一天他带领朝廷百官来到皇帝耕种的御苑,看着啃噬农作物的蝗虫无可奈何。突然,他抓起一只蝗虫对天高喊:“老天爷啊,我大唐的子民有什么地方亵渎了你吗,使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他们?如果他们有错,那也是因为我教导无方,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我把这只蝗虫吞下去,让它吃掉我的心吧,不要再让蝗虫吃光天下的粮食了啊!”文武百官立刻跪下,请求皇上保重龙体,千万不可吞食蝗虫。李世民不加理会,硬是活生生吞下了蝗虫。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可能不知道,农村长大的孩子却是清楚的。蝗虫也叫蚂蚱,它的唾液非常苦,而且还有两个长满锯齿的大腿,划着人的皮肤会出血。谁要是出一万块钱让我吞一只蝗虫我都不会干。所以,在大灾大难面前,任何有头脑的统治者都会做的事,我们的统治者也做了,能证明什么呢?这就能证明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优越的吗?

我从来不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官员,从人格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是好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们――所有的领导和官员――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好人:他们是好领导、好同事、好父亲、好孩子、好丈夫、好兄弟、好朋友、好同学!要说坏,只是坏在他们偶尔欺压老百姓的时候,坏在官匪一家的时候,坏在官官相护的时候,坏在徇私枉法的时候,坏在玩忽职守的时候,坏在滥用职权的时候!但是,这样的评价,我们同样可以用于封建政权。谁要是不信,可以去作一个统计研究,不要总是用带有严重阶级偏见的方法搞什么定性分析,说些什么“执政的目的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政权的基础不同”之类自欺欺人的话,应该要用数字说话,把封建政权下的坏官占官员总数的百分比数值,与当前坏官占官员总数的百分比数值进行一下对比,我敢肯定,这两组数字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只有白痴才会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权里,大多数的政府官员都是坏的!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大多数官员在大多数时候肯定都是好的,否则,任何政权都不可能存在下去!只不过在专制政权里,少数人干坏事,多数人为他撑保护伞。因此,好人执政,并不等于就有了好制度!

正因为坏官是少数,而且他们作恶的时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许多人看不到危险。对自然灾害大家都很恐惧,因为它是一下子降临到所有的人头上。然而,人祸与天灾不同,它具有隐蔽性、偶然性,并不是一下子降临到所有的人头上。地震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感到天摇地动,都可以看到尘土飞扬;然而人祸发生的时候,大多数人却是看不见的。袁斌、王林、武芳、杨佳、孙志刚、麻担担、邓玉娇…还有很多数不清的受害人,当他们在人祸中痛苦挣扎的时候,其他人的眼前依然充满了发财的机会。超市里照样人头攒动,年轻的父母同样为新生的孩子而感到兴奋不已,学校的操场上每天都红旗飘飘,政府官员个个在都奋笔疾书,大谈学习国家领导人关于“群众利益无小事”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天照样蓝,地照样美,并不像文学作品里描写的那样,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因此,很多人就以为人祸与己无关。即使身受其害的人,也容易被统治者那些狡猾的借口所蒙蔽。正如唐朝诗人杜牧所感叹的那样:“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殊不知,就是在明媚的阳光下、在升平的歌舞中,人祸给人类造成的危害远大于天灾。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国的人口都会急剧减少,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多的时候可以超过中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远的不说,就说建国以来的60年吧,包括唐山、汶川两次大地震在内,死于自然灾害的人不会超过150万,而死于政治迫害(如反右、文化大革命、宗教迫害)和错误政策(如大跃进)这些人祸的人至少在3000万以上。连闯进中国杀了八年中国人的日本鬼子都没有做到的事,我们的统治者做到了!孔子说得好啊,苛政猛于虎!

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百姓,就像生活在菜市场铁笼子里的鸡一样,没有顾客的时候,好像什么危险也没有,里面的鸡东啄啄西啄啄,甚至还可以听到嗓子好的鸡在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可是一旦顾客来了,鸡贩子的魔爪就会伸进铁笼子。噩梦即将降临,但是里面的鸡不知道它会落到谁的头上,因此大家都惊恐万分,拼命逃跑,可是牢固的铁笼子让它们无处可逃,灾难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可能发生在今天,可能发生在明天;可能发生在这只鸡头上,也可能发生在那只鸡头上。也许这笼子鸡刚好碰到有人要放生把他们买了去,这辈子可以侥幸平安度过,但是灾难并没有消除,只不过延迟到他们的后代头上罢了。可是,鸡,认识不到这种命运,当它们中间的一只被杀死后,其它的鸡又以为平安无事了,该啄食的啄食,该唱歌的唱歌。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国家就是一个让自己无法逃脱的铁笼子,强势群体就是那些魔爪,只有良好的政治制度才能保障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可是由于掌握着舆论工具的统治者控制加欺骗的宣传教育,使得许多人的智力与鸡相比也差不了多少了。他们总是以为危险是属于孙志刚这类人的,与自己无关;更令人悲哀的是,就连孙志刚这类人,也相信了统治者的谎言,认为自己被打死只是少数素质低下的警察所为,与这个制度根本就没有关系。可事实并非如此,魔爪乱抓有时也会伤了自己。北京人李忠义,作为一名警察,过去从来不会把打人当作什么坏事,因为他是这个社会中的强势分子,没有人敢打他。可是具有同样经验的人不会只有他一个,当两个具有相同经验的人相遇会怎么样呢?200553,他终于为他自己的信条奉献了生命,仅仅因为超车这样的琐事,他被山西省太原市的“优秀警察”刘立民及其豢养的一伙地痞流氓打死了。而刘立民并不会反省自己所以有今天的牢狱之灾,完全是因为这个不公平的专制社会在平日里把自己给惯坏了!他只会怨恨自己的命不好,他一定会想,老子打了那么多人也没打死过,这小子怎么就这么容易死呢?既然你也是警察,为什么在我打你之前就不出示一下警官证呢,那样的话我不过骂你两句也就算了;或者没有打死而只是打伤,或者被打的不是警察而是农民工,再或者打人的场所不在大街上而是在派出所……唉!他妈的,这些倒霉的事怎么都让我摊上了!——这就是鸡的智力!李忠义和刘立民们被弱化了的智力不可能理解,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他们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如果他们在派出所不敢打人,他们就不会在大街上打人;如果他们不敢让老百姓流血,老百姓也不会和他们拼命;如果他们不激起老百姓的反抗,就不会有改朝换代!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物极必反,害人者终必自害,这种恶性循环正是专制制度不可逃避的规律。

在共产党片面推崇自然科学的情况下,人文科学的传播受到了中国人的漠视,因此,很多人由于知识面狭窄,没有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在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上被统治者精心策划的主流媒体牵着鼻子走,结果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束手无策!
   
切肤之痛,使我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人文科学。你看,科学家使不孕的妇女产下健康的孩子,野心家却把他们变成了奴隶,用来驭使;科学家发现了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铁,野心家却把它铸成了剑,用来抢夺;科学家发现了可以医治癌细胞的放射性元素,野心家却把它造成了原子弹,用来毁灭世界。没有科学技术,人们照样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人际关系准则,世界只不过是个战场,是个人间地狱!霍布斯发现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战争关系,因此他认为,专制也是一种进步,它使人类走出了自然状态。到此为止他是正确的,但是他说,“再坏的统治也比没有统治好”就完全错了,因为和平并不是人类唯一的追求,除了和平,人类还需要公平!因为没有公平就没有尊严!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许多时候为了公平和尊严,人类情愿放弃和平!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但有公平,专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了和平但没有公平,难到我们就不能建立一个既有和平又有公平的社会吗?可以,我坚信,中国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既有和平又有公平的社会!

共产党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很明显,它完全忽视了公平。因为它知道,公平与独裁有如水火势不两立,它既然下定决心要维护独裁统治,就不可能把公平迎进中国的大门。最近,共产党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殊不知,离开公平谈“和谐”无异于白日做梦!和平是可以用暴力来实现的,但是和谐却不行,和谐必须以公平为基础。屈服于强权的淫威,人民很可能保持沉默,这就可以现实和平。但是在和平的假象下,社会矛盾与日俱增,人民群众内心的不满正在无声地集聚着力量,像火山下灼热的岩浆翻腾不息,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和谐”?不和谐因素的不断积累,必然会使火山表面的平静遭到彻底的破坏,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怒火将会喷薄而出,爆发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难到要获得公平就必须失去和平吗?一般来说确实是这样。但失去和平以后获得的公平,只是霍布斯的公平,是原始的公平;在和平基础上建立的公平才是更高一级的公平,是文明的公平,是我们向往和追求的公平。怎样才能使中国人既获得公平又不丧失和平,这就需要具有大智慧的圣人来引领中国前进的脚步,像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像华盛顿引领美国人那样!唐诗云:“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圣人,就是宁愿牺牲个人或集团利益以拯救民族的国家领导人,如前苏联的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和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众所周知,国破家亡、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建立公平政治的条件,建立文明的公平政治需要以和平为基础。中国目前正处在历史上难得的和平时期,正是推进民主进程,建立公平政治的大好时机。如果对深藏的社会矛盾视而不见的话,那就只好听任火山爆发那种失控的野蛮力量来随机摆布中国了。不,我希望中国不要再出现改朝换代式的革命了,我相信,有着无数优秀儿女的中华民族,一定会诞生出自己的华盛顿!

放眼看现在,闭目忧未来!中国人必需重视人文科学,尊重人类在人文科学上取得的一切成果,绝不能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上搞“双轨制”,在自然科学方面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在人文科学方面却继续闭关锁国、坐井观天。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都应该在人文科学方面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点亮一盏盏灯塔,为中国走出极权专制,迎来民主宪政而努力!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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