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0日星期四

一平:从刘青山、王守信到郭文贵——论中国制度性腐败(之二)



中共“新制度”是什么呢?即苏联极权共产制度:意识上是乌托邦;政治上是极权统治;经济上是计划经济。
此套制度的建立是以乌托邦为终极理想的。在此理想世界中,人无私心无私利,极权制度,即国家收缴个人全部私权与私人空间,将其强制纳入国家统一秩序,迫使其作为螺丝钉,作战、劳动、服务、献身于国家;国家及全民之权力集中于领袖个人。计划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源、资本及经济活动,个人无私产,物质由国家统一按等级分配。该制度不是社会自然生成的,而是人设计出来的。其好坏且不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原设计,它实际是不能运作的。
首先,乌托邦是空想,在现世不能付之以行,然而而它又是强制性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其起始是幻想,其后即沦为欺骗。当人们对之不再相信,视之为假,对之敷衍的时候,国家与民的信约便解体:国家政权、法令、法律、符号系统,均不为人们所相信。
再,人的存在是人性的存在,适应人性是人类社会、国家存在的基础。人在,便有人性之要求;当国家将人性要求剥夺殆尽——对个人私权与私人空间的彻底剥夺,那么国家便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因为其是人性的“敌人”。如果人们慑于国家暴力恐怖,不能直接反抗,便会以其它消极方式抵制,如不合作、怠工、腐败等等。再,该体制最大的“敌人”不是人民,而是官僚集团,因为他们将国家权力私化——贪腐,这就从根本上腐蚀、瓦解了极权体制。
人类经济活动,最终根于私人利益,其是经济的动力,也是其终极归属。“公”的目的最终是要落实到“私”——每个个人。因此,当人的私利遭到过分否定和制止的时候,经济活动就将停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最终破产的原因。1958年,毛搞集体化、人民公社,将农民家的铁锅都拿走了,农民的回应是放开肚皮吃“集体”,怠工,出工不干活,于是导致全国大饥荒。另一个相反的事例是: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公有土地”,承包给个人——回归私有经济,开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先声。
毛发动文革,有与“刘集团”的权力之争,但也出于其乌托邦妄想。共产体制本在实现乌托邦,但各级官员却将权力私化,搞特殊利益、腐败。这说明,即使极权体制,最终也还是要靠“私利”来运作,只不过这是“特权阶级”垄断的私利。因此毛指责“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面对整个官僚阶级的特权私利,毛无法以行政或司法的方式解决,于是毛发动“文革”,绕过“中央”,发动人民打到他们,夺取其权力。但由此导致全国混乱;不得已,毛赶走造反派,重新请回官僚集团。毛最终败于他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忍耐到毛死,然后一举消灭了毛的余党。
王守信案同于刘青山案,王也是个冤死鬼。按改革开放后的观念看,王就是个当地“能人”,改革的先锋。作为地方燃料的主管官员,由于她的种种“非法”经营,才使当地的工厂有燃料开工,当地居民冬天才有煤取暖。其实,当地的人都挺感谢她。按照中共的法规,她固然是“违法乱纪”,但唯此当地才能生产生活,百姓才能过冬。所谓她贪污50余万,只是建立个“小金库”,用以人情、关系,否则她就不能为当地搞到煤。而且,有了这个“小金库”可以为当地摆平许多麻烦的事情。王实乃是为当地带来福利的能人。但按照中共制度,王守信则该枪决。茫茫苍天,悠悠千古,到底该废的是王守信,还是这个制度?如果王该处死,那么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也该坐牢,赵紫阳在四川搞富民兴川,更该处死。中共极权制度,就是饿死也不让你讨饭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活就是犯罪。
在当时,地方经济其实都是王守信的运作模式,表面遵照党的政法令,私下另搞一套“违法乱纪”,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大点说,如果完全按中共的条文办,国家经济就将停摆、破产;当时国家经济上能勉强运作,全靠此种“违法”的私下运作。当时,我下乡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我们农场种水稻,要修水利,修水利需要石头,而国家禁止采石;于是领导就给当地官员送大米、猪肉、粉条,换取采石许可。农场进山伐木、向铁路局要车皮,都是如此。在基层,丁点的小事否需要拉关系、送东西、请客;即使看病、搭车,也都要托人。在经济活动中,没有私利、人情、关系,根本就不能运作。
毛制度就是断人活路的制度,农村大队不瞒点产、少交点公粮,老百姓不偷偷摸摸地种点烟叶,倒卖点鸡蛋……,人怎么能活下去?各地方没有各自的刘青山、王守信,早又是大饥荒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赵紫阳在四川富民兴川,搞的就是刘青山、王守信那一套“违法乱纪”的事。
中共的极权制度来于苏联,但是毛体制较苏联体制严酷的多得多。斯大林虽是共产独裁者,但是他继承了俄国帝国传统,要将苏联打造为统治世界的帝国,他以苏联国家及俄罗斯民族利益为尚,因此斯大林治国是很实际的。而毛始终沉溺于他的乌托邦的妄想中,要将中国打造推动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基地基地,他要做世界革命之王,而不在意国家兴衰、百姓死活。
公有制不仅是乌托邦空想,更是极权体制奴役人的方式。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将导致极权统治。实际上,共产极权体制远比哈耶克的想象残酷得多。并不是计划经济导致极权统治,而是共产极权政权从始就是将公有制、国有经济作为奴役人民的根本性手段。将资源、财富、经济活动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而剥夺人的私有财产、禁止私人经济活动,那么权力就控制了人的全部生存;当人挣一块钱、买一碗米、吃一个鸡蛋都被国家控制的时候,即已沦为国家的奴隶。共产政权对此非常清楚,这是他们实行极权统治的保障,因此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任何政体,经济制度都是其基础及支柱。正常国家,其政治制度是顺应它的经济形态的,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共产极权国家则相反,保证国家极权是目的,全部经济活动都要服从服务于此目的,并且这是以暴力强制为保障的。共产极权体制与传统帝王专制、现代维权政体是截然不同的政体,有本质的区别。后二者仅是垄断政治权力,但是尊重社会、经济的自然形态及传统,如私有经济、社会自治、传统伦理、文化、私人生活等等。但共产极权政体则不同,其类似ISIS,要控制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精神乃至人日常生活。
毛近三十年的统治,不仅建立了整套极权统治机器,也建立了相应配套制度、政策、法规——包括经济制度,还豢养了庞大的党统治集团,并且对几代人进行了精神洗脑。在这种状况下,邓是怎么进行经济改革,同时又持守中共极权政体的呢?其结果是什么?
(待续)
《公民议报》7/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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