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星期六

雷崇功:对右派的派内亦有派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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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上的左派与右派(网络图片)

左和右本来是方位名称,后来引申为政治术语,几百年来争论不断,但究竟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过,往往越说越糊涂。

据说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制宪会议辩论时,恰好激进的革命派坐在左边,温和的保守派坐在右边,因此就有了左派右派或左翼右翼左倾右倾的说法。这以后许多人都在争左派桂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标榜自己是左派,把他们的敌人和反对者都称为右派。马克思认为人类会走向共产主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左派,反对的是右派,列宁以为主张暴力社会主义的是左派,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是右派,毛泽东和邓小平认为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是左派,要求民主自由的民众是右派。这实际很荒谬。马克思主义并非科学,共产主义只是空想,根本无法实现,世界上多次实践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反而使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暴力社会主义就是专制独裁,对生命财产的残害和掠夺是罄竹难书,简直是洪水猛兽。

激进和保守的界限很难确定,更难确定谁在促使历史进步谁在开历史倒车。人类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是进步,但什么是进步?我想: 1、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2、从野蛮专制到自由民主;3、从纷争杀戮到安宁和谐。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产品不断增加,从给民众一定的人身自由到有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甚至把权力关进笼子,这的确在进步。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虽然现在看来那只是利用民意达到夺权的目的,实际是欺骗民众,但合乎民众愿望,也是进步,它称自己为左派,叫国民党为右派,大家没有异议。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背弃自己的承诺,建立起比国民党更严酷横蛮的一党专政。前30年运动不断,其中人为大饥荒和“十年浩劫”,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民众要求一点民主自由,300多万知识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彭德怀等人要求结束大跃进之类的乱政,被打为右倾分子。照当权者的解释,拥护共产党极权统治的是左派,拥护民主政治的是右派。照前边的解释,这个“左右”用错了,完全颠倒了,开历史倒车的统治者居然自称为左派,打砸抢烧杀的造反派也被封为左派。有些右派朋友说,右派分子是走在时代前边促使历史前进的人群,应该称为左派。左右划分原本很混乱,争个左派没有什么意义,左派的名称早被他们用臭,还是姑且照他们的称呼吧。

毛泽东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很有道理,那么大一群人不可能没有差异,孪生兄弟也不会完全一样,人的思想观点更不可能完全相同,集团内产生派系是自然之事。毛泽东此说是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后来好像反而是对共产党说的了。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集团内部反对和质疑孙中山的人不少,如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陶成章,黄兴本来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但反对孙中山的独裁,没有参加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宋教仁推行的议会政治与孙中山主张不同,宋教仁之死,孙中山有很大嫌疑。孙大炮被尊为国父,很不应该。他在海外多年,有不少民主思想,鼓吹革命,组织革命党,起了不少作用,因此名声很响亮。但他对建立民国实际并没有多大功劳,说得多做得少,辛亥革命他没有参与。利用会道门起义,白白牺牲,更多的是用暗杀等手段。组建国民党,要宣誓效忠自己,根本不是民主政党,实际是一个独裁党。宋教仁的议会道路或许比他的武力抗衡更有成效。所以黄兴、章太炎等人也与他分道扬镳。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只是开个空头支票,以掩独裁实质。

最大的罪责是把中国引上共产之路,危害至今。早期在海外四处游说,得到很多华侨捐助,但各国政府和团体并不赞助,他病急乱投医,有奶便是娘,先是投靠日本,甚至有大大超过二十一条约的《中日盟约》,出卖东北,好在他这时没有实权去当卖国贼。被陈炯明赶走后,1923年在上海签订《孙中山越飞宣言》,搭上苏俄,是卢布的力量,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改组国民党,聘苏俄顾问,建黄埔军校,立“三大政策”,颠覆合法的中国民国政府。甚至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才成立不久,人很少,处秘密状态,孙把它全部拉入国民党,一下就显赫了,膨胀了,中央执行委员共党就10人,占四分之一,老毛一进去就当上代理宣传部长,谭平山任组织部长。很快壮大了,活动猖獗了。他临死还专门致信苏俄,视为良友,希望长久“提携”。他晚年这一系列的活动,遭到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如果不是他很快病死,他的继承人蒋介石醒悟了,果断清党、剿匪,恐怕全国赤化还会早一二十年。

孙的遗孀真的继承他的遗志,不惜与亲姐妹分道扬镳,与国民党大唱反调,参加共产国际,营救苏俄间谍,勾结共党,留在大陆当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临死还加入中共,获得国家荣誉主席桂冠。文革中对共党有些做法有意见,尚存一点点良知,老毛知道后,带信给她:如她想到对岸或欧美去,绝不挽留。她能去哪里呢?有脸见亲人吗?从此只有不再吭声。几十年姐妹成敌人,有机会也不能相见,宋子文去世,她有机会到美国姐妹相会,最后也只有放弃。多可笑可怜!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独裁超过了国民党,1957年反右后,民主党派实际已不存在,共产党内更容不下派别。共党标榜“高度团结”是谎言,它内部派系斗争从未停息。所谓“路线斗争”实际多为派系斗争,毛泽东与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虽是一丘之貉,但差异还是存在的,是不同的派系。据说现在中国大陆新成立了两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管他们真正性质是什么,谁左谁右,共党分裂应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好事。如果共党承认这两个新党,从这里开始放弃“绝不”誓言,实行真正的多党制,应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

民运人士我不知应该是左派还是右派,民运阵营从64开始就已见内部分歧,被镇压后许多人流亡海外,出现不同的派别很正常。有人主张彻底推倒现政权,有人主张渐进民主,刘晓波被判11年,但宣称“我没有敌人”。这可以探讨,可以争辩,可以求同存异,大家应该团结,应该宽容一些。刘晓波获得诺和奖,应是中国民众的大喜事,也是民运阵营的大喜事,共党当局怒气难平,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这是意料中事,不足为怪。但是不少民运人士也反对刘晓波获奖,斥责他为投降派、叛徒。89民运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64烈士值得世代缅怀,但是,现今民运阵营的四分五裂,使人觉得很不是滋味,是否有些亲痛仇快呢?

右派内部还有派吗?燕遯符、王书瑶等难友提出:区分开两类不同的右派。大右派有权力诉求,要“分一杯羹”;小右派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我以为这样划分没有道理,所有右派有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毛泽东把这几百万人归为一派是有道理的,因为主要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当然,个体之间的差异肯定是存在的,戴上右派帽子的原因各有不同。大右派主要指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多是政坛元老,对世事的洞悉力比年轻学生强,他们的言论很有分量。如储安平的“党天下”,三言两语就击中了专制独裁的要害,毛泽东也无法抵赖,整个反右时期没有出现像样的辩驳。“轮流坐庄”“平反委员会”是捏造的罪名,就算真是如此说法,也不是反动,共产党凭什么永远坐庄?冤假错案难道不该平反?何况只在会上说说,没有推翻政权的行动。如果说有权力诉求,也是正当的,要求兑现联合政府的承诺正是民主的诉求。许多小右派 “与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不相容”,如北大5.19运动就是应该载入史册的民主运动,许多右派言论有很高的水平。但是,右派们的认识水平也有高低之分,能够对专制体制有深刻认识的人毕竟不多,很多年轻人在政治上还很幼稚,只是对个别事件或个别人不满,如我有几个同学认为政治课多了专业课少了,我的同学李凤英说班上有个党员有点自私,结果都成为右派。这些人对现实有点意见,不管大小,总是要求民主的声音,归为一派也无不可。当然,还有更冤的。如我校同学陶菊仙、陶渭熊姐弟俩状告老家生产队长违法乱纪,该队长被撤职查办,姐弟俩却因“反对党的领导”戴上右派帽子。我班同学向继维没有任何右派言论,只因恋爱纠葛就成为右派。我班同学陈年高和张淮明向团组织“交心”,却成了“向党进攻”。我班唯一女右派彭玉君收到一封私人信件,她和写信的弟弟一起遭殃。还有凑数的右派和乱点的右派。不管怎么说,既然被归为一派,就没有内讧的必要。如果强分“不同性质”的两派,就中了圈套,为邓小平谬论“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提供依据了。右派在当时是否有私心杂念呢?应该说很多人有,大右派有,小右派也有,有些上层人士想得到一些实权,有些小右派想出一点风头或意气用事,这都无可厚非,有些认识模糊,更应该体谅,无论如何,所有右派都没有违法背理,都一样是受害者。

如果一定要在右派中再分派,从反右以后的表现倒可以把右派分为三派:

一、傲骨派。“啊!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北大谭天荣语)很多右派分子很有骨气,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从不动摇,如北大的林昭。许多人即使被迫“认罪”,也口服心不服,一直在对反右运动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进行反思。在“改正”后一直对专制政权进行控诉和索赔,不屈不挠。

二、明哲派。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惧怕独裁者,只想平安度过晚年。右派们受难多年,年事已高,身体和精神都备受摧残,不愿再提当年事,忍气吞声,不愿与当局纠缠。他们对时局有一定认识,知道共党要改弦更张太难了,对彻底平反和索赔不抱什么希望。这部分人目前占右派的多数。

三、投降派。这些人不愿当右派,而想变成左派,获取私利。有些人为了尽快“跳出右派圈子”,不惜对同网朋友告密,如冯亦代、黄苗子。有的在“改正”后变得比左派还左,如丁玲成为“马列主义老太太”,一再表示她对毛泽东“一往情深”。曲啸甚至说,母亲对子女责备错了,子女也不会怪罪母亲。他因此成为演说家,在海内外流毒甚广。刘绍棠、王蒙、张贤亮等人也都有“母亲打儿子”的说教。好些右派伤疤未好就为了做官而入党,钱伟长告密得到政协副主席的官衔,王蒙当了几年官,就不说反右的罪责,朱镕基在记者多次追问下都尽力回避说反右,实在避不开就说:“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充分的吸取了那个教训。”当了官就成了体制中人,可能在当官前已彻底投靠当局,保证永不翻案,再没有一点右派的痕迹。朱镕基刚戴帽不久1958年当上了教员,1975年就当上副主任,在右派中是罕见的,可能有立功表现。王蒙还好,托病不参加接见戒严部队,虽然对“六四”不表态。朱镕基却说:“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现在有了足够的民主,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看来,他是紧跟邓小平、江泽民的,口口声声“我们党”,他一再宣称自己是清官,但他的国企改革使大批工人下岗,国资流失,造成大批新权贵,恶果危害至今,他的子女拥有亿万财产,与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子女一样成为新兴暴发户,他完全是特权集团成员了。

派内有派,毫不奇怪。但我希望所有幸存右派精诚团结,争取在我们有生之年得到公正的结论,得到应有的精神和物质赔偿。300多万右派幸存的不多了,希望健康长寿,能够等到民主的清风吹遍神州大地。 
                            
2009年11月9日于淌湖,2017年4月30日修改于黄龙溪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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