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0日星期日

傅国涌:笔底波澜——中国百年言论史的几个阶段



摘要: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文明,其中一个标尺就是言论自由有多大,这是一个基本尺度,是衡量人类文明的标准。从古希腊以来,从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以来,这条标准从来不曾改变,哪一个时代言论自由空间大一点,哪个时代就是一个思想开放、文化繁荣的时代。

早在10多年前,我便开始思考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抓手是什么,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通往未来更美好、更合理社会的一个抓手?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都是,但是建立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或者创造一个合理的公正社会的前提是什么?我想到,可能我们探讨一两百年,中国的核心问题,从起点上来说还是言论自由的问题,首先要给人有说话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如果连说话的自由、表达的自由都没有,其他的一切会有吗?公开、公正、公平,首先要有公开。几千年来,我们都是一个靠嘴巴活着的民族,但是我们的嘴巴不是用来说话的,我们的嘴巴是用来吃饭的,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那么我发明另外一句话:民以说为天。嘴巴至少有两大功能:第一是吃饭,第二是说话,说话当然不是私下之间的窃窃私语,而是可以在公开场合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你把你真实的想法通过公开的渠道表达出来,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可能变得更好的社会。

我找到了从言论自由去关心百年中国问题的一个抓手,如果只是空泛的从理论上去谈言论自由,从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讲过了,而且讲得很好,其中有很多经典的著作,英国密尔的《论自由》,甚至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些文章都写得很好,里面有很多的名言警句都是谈论自由的。从理论的角度去阐述言论自由,不仅西方社会早已做过了,我们的前辈如胡适之等人也已经做过了。所以,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去阐述言论自由在中国展开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100多年来国人追求言论自由的这条道路到底是怎么样过来的,这个中间发生了哪一些事情,有哪些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参照系,或者说有哪些经验可以依赖,有哪些教训值得吸取。

我想写一本《百年中国言论史》,但是我至今还没写出来,我了解得越多,就越是不敢下笔。在这过程中,我看了很多的材料,看了很多的老报纸、老刊物,但是要系统地清理中国100多年来追求言论自由的历史为时尚早,我需要把晚清民国的重要报刊浏览一遍之后才能下笔,工作量十分繁重,所以这个过程将非常漫长,我费时大半年才把1902年到1949年的《大公报》翻了一遍,而光是《申报》从1872年到1949年就有78年,比《大公报》的部头还要大,还有《时报》、《晨报》、《益世报》等其他报纸。也许10年后才能完成这个题目。

当然经过这些年,我对百年来发生的事情大致上有了自己的脉络,我把百年中国言论史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给它命名为“梁启超时代”,用一个人来命名为一个时段;第二个时段我把它命名为“望平街时代”,这条街没有了,但它是当年中国报业的中心,就在今天上海的汉口路一带,那个时候中国许多重要的报馆都集中在望平街,中国最出名的出版社集中在另外一条街——棋盘街,就在现上海的河南中路;第三个时代我用一本杂志来命名,叫“《新青年》时代”。之后叫“《大公报》时代”,用一份报纸来命名。最后一个时代叫“《观察》周刊时代”或“周刊时代”,1948年12月,这个周刊的关闭,意味着中国百年言论史的链条中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从那之后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也就是胡风那首长诗题目《时间开始了》,时间从1949年重新开始,那个以后的历史还要去写,我们今天说的百年言论史就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天为止。


为什么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梁启超时代”?梁启超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就暴得大名,终生享有盛名,胡风及其创作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文化、政治、学术各个领域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迄今无人超过,毛泽东、胡适、郭沫若、鲁迅、邹韬奋、王芸生以及很多实业家、职业军人,都说自己年轻时代受到梁启超的影响,连梁启超的反对者包括胡汉民、谭人凤在回忆录中也都不讳言早年曾受到他文章的影响。可以说,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是他的精神乳汁哺育出来的。1895年,梁启超就跟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一生中第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免费赠送,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很快就停刊了。但是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名声,几乎可以说,凡有井水处,就有人读过梁启超的文字。全国人民如醉如狂地读梁任公的文字,他的文章连载,大家都争相传颂。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曾要求所有县以上衙门都要订阅《时务报》。他的文字的确有很大的感染力,笔底常带感情,其实不止这个特色,如果只是这样,那就只是一种抒情而已。

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这个人善变,多变。多变是一个毛病,同时也是个优点,在多变的同时他就是善于吸收新知,不断地把国外的东西介绍过来,与梁启超同时代的严复因翻译《天演论》而广为人知,也影响了几代人,他俩其实构成了一个竞争。严复是留学英国回来的,有很好的西学根基,同时也有很好的国学根基,他的文章写得很古雅,他要用古雅的文字翻译西方的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著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引入了许多陌生的、全新的维度。比如说他创造了很多新词,这些词在今天我们看来都是非常棒的,经济学他就翻译成“计学”,这个词很恰当,也很简略;社会学他翻译成“群学”,社会学就是研究群体嘛:“天演论”这个词是他翻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是他翻译的,这都不是原话,是他用汉语做出的高度概括,大量的新词都是严复自己琢磨出来的,最有名的是“自由”一词,密尔的《论自由》被他翻译成“群己权界论”,个体与群体的边界在哪里,自由就在哪里,这些都是天才的创造,但是非常遗憾这些新词大多数没有流行,也就是没有被中国人接受,人们适应不了他那种高雅的、古朴的表达,他们更愿意接受那种通俗的、现代的、半洋不土的表达。梁启超恰恰就是,因为他不懂英语,他是一个典型的土生土长的中国科举出来的读书人,是因为政治流亡才到了日本,在流亡当中学的日语。他通过日语翻译的词汇比如国民、权利,比如政党、群众、干部,比如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都被接受了。梁启超是从日本整体移植,而不是英文直译。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日常词汇基本上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而梁启超就是最早大量使用这些词汇的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要改变,要更新,最核心的更新就是语言的更新,话语体系的更新就是整个社会体系更新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社会跟30年前相比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会使用大量网络语言、民间语言、通俗口语。“文革”时代人人都用一种语言,就像人人都穿两种颜色的服装,蓝色和军绿色,整个民族都是这样的单色调。今天出去一看,满街都是五彩缤纷,语言也一样多元化了,而且以民间语言为主导的大量网络语言正成为我们的日常语言。网络语言意味着民间语言开始登堂入室,雅和俗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过去那种分明的社会等级次序被摧毁了。谁掌握了社会语言的支配权谁就掌握了社会的方向。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大致如此。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语言(纳粹语言),德国有学者为此写了一本学术著作《第三帝国的语言》,还没有中译本。语言的背后就是掌控社会的话语体系。梁启超给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他通过日本的媒介带进来了一套全新的语言表达系统。他这套语言转换成汉语表达系统,我们的汉语就不再是千年相续的孔夫子的语言体系。

从先秦到清末,我们使用的话语体系是单一的,从孔子到朱熹到王阳明到曾国藩,2000多年的中国大致上只有一套话语体系,是由孔子、孟子等儒家诸子奠定,经过汉代董仲舒等人把它规范化变成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到朱熹手里进行新的注解,加入了一些佛学的思辩,但是根本的那些东西没有变化。这套话语体系在农业文明社会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它是对先秦之前农耕社会的高度概括,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工商业社会。这一套思想文化体系、语言表达体系,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适应的,甚至可以说,它到明代以前都还是比较适应的。17世纪工商业社会全面崛起,经过200年,中国开始全面落伍是在19世纪。人家已经是蒸汽机、工业化、民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皇帝一大群妃子一大堆太监、小脚和辫子,当然就落伍了。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幼童,其中出了很多政治家、工程师、学者、将军。其实,他们到了国外没多少时间,清廷怕他们再留在那里会把辫子剪掉,很早就把他们撤回来了。他们到美国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辫子被人笑话。所以,他们都把辫子盘起来,戴个高高的帽子,怪怪的。辫子、小脚、太监都成为中国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民族显然无法面对工商业文明的挑战。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那一套话语系统也落伍了。梁启超属于转型时代的思想家,一个更新换代的人。他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但是他又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变化,看到了世界是一个什么状态。特别是他流亡到日本以后,读了大量日文翻译的西方著作,他就介绍过来。他一生虽然也从政做过两次内阁总长,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过导师,但终其一生他主要是一个言论史上的人,是一个办报办刊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报刊不分家,报刊分家也是梁启超的贡献。《时务报》,以及他在日本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都不是报纸而是杂志。报纸和杂志真正分家出现在1904年,与梁启超有关的《时报》在上海创办,第一次把报和刊分开了。从《时报》起,报纸就印刷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今天我们习惯的一些文体,比如时评也是梁启超开创的。在他之前,王韬在《循环日报》每天发表社论,但其实不是时评,而是政论,时评是时事评论,发生了一个什么新闻,围绕这个新闻表达自己的看法。

梁启超创办的最有名的杂志《新民丛报》是个半月刊,横跨的时间有5年,1902年至1907年,在这份杂志上他充分展示了他的思想才能和写作才华。他在这上面发表的一组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叫《新民说》。他曾发表一篇《少年中国说》,“少年中国”随即成为当年中国很流行的一个词汇,至少有两本杂志叫《少年中国》,五四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团体叫“少年中国学会”,这个会名也是从梁启超那里来的,那些人都是读梁启超的文章长大的。清末许多人的日记经常记着在读《新民丛报》。左舜生回忆,某一天晚上学校都熄灯了,他和另外一位同学在教室里讨论梁启超的文章,一边讨论一边哭,他说梁启超的文章太感人了。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少年时代最崇拜的人是梁启超,写文章也是学他的。

这样的人一个人就可以构成一个时代,从他1896年创办《时务报》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我把这10多年称为“梁启超时代”。这个时代梁启超扮演的主要角色是政论家。放在言论史上看,晚清是一个政论家办报的时代。当时中国的报业还在初创阶段,非常不成熟,办报的目的往往不是新闻,而是政治,是为了推动社会变革。办《时务报》是为了推动维新变法,梁启超写的《变法通议》等大量文章就是要证明,不变法,这个民族就完了。至于怎么变,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路,废科举设学校,开议会,开言路,办报纸,通过报纸让人民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个时代只有梁启超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只是说他的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拿他做一个标志。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梁启超是其中一个最出色的时代鼓手,与他同时代,跟他一起办《时务报》的汪康年等人也不能忽略。

辛亥革命之际,章太炎回国,上海《民立报》发表社论欢迎他,认为他是革命文豪。南洋的报纸也说章太炎、邹容是革命之父,他们的言论文章带来了这场革命。无论梁启超、章太炎,都是“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象征人物,他们通过言论对几代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时代我把它命名为“望平街时代”,用一条街来命名,是因为这条街上的报纸影响过一个时代,影响了辛亥革命的进程。这条街很短但很热闹,每天早晨天没亮,报贩子、报童都来此批发报纸了,尤其是辛亥革命的时候,这条街成了消息集散中心,大批市民涌入这里买号外、探听消息。来不及等报纸出版,报馆就把最新消息抄在纸上贴出来,报纸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影响大概就在这样的大变动时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馆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子弹还大。武昌一声枪响,全国纷起独立,甚至连一场像样的战役都没有,就把清朝江山给颠覆了。这在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两种:一种是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另一种是上层的军事政变。这两种模式都是靠武力为支撑的。辛亥革命不是靠武力,武昌最初起事的只是工程营的士兵。无论赞成或反对这场革命的人都认为,这场革命幕后的真正推手是报馆,他们不断地鼓吹,不断地散布谣言,颠覆了一个政权。为什么工程营起事之后,各地很快起来响应,因为报纸上说哪里哪里都独立了,甚至说皇帝都逃走了。其实都是后来独立的,但是报纸上先登出来了。在武汉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武昌起义没几天,汉口一个印刷公司老板胡石庵就办了《大汉报》,称这场革命就是汉人反对满人,报纸一天就卖了2万多份,非常畅销,后来一天印刷3万份,一开始只有他一个人,从写稿到校对,整个编辑部就他一个人。这个报纸做过最有名的一件事是:在汉阳、汉口被北军占领,剩下孤独的武昌,摇摇欲坠,许多人都认为孤城难守,准备离开武昌时,他发挥了报纸的巨大威力,在6个小时内发布6个号外。大致是说,这里丢了两个地方,但是上海也打下来了,南京也打下了。别的地方都打赢了,就我们这里打败了。6个号外让人心一振,不少人不走了,一些人回来了。其实他的6个号外都是编造的,但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难以想像的作用,振奋了人心。就在这时候,奇迹发生了,外国使馆传来消息,南京真的被革命军打下了。南京是一座坚城,打了很久,到1911年12月2日才打下来。消息传到武昌,失汉阳,得南京,得大于失,整个江南半壁就定局了,从此局势逆转。报纸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家报纸是在武汉,其他主要报纸都在上海的望平街上,既有外国人1872年创办的《申报》、1893年办的《新闻报》,又有梁启超他们办的《时报》,还有于右任创办、后来其他人接办的《神州日报》,更有革命党人的喉舌《民立报》。武昌枪响之后,《民立报》在上海马上呼应,大字标题登出来,评论说,武汉居天下之中心,武汉定天下定。他们的话不仅说给中国人听,也说给外国人听,意思是现在我们革命了,外国在华的领事馆、商家最好保持中立,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们过不去。《民立报》每天发表这些消息,在上海和周边地区洛阳纸贵。整个长三角地区,杭州、嘉兴、南京、江阴、镇江等地的人都要看这个报纸,北京的学生每天都等这个报纸看。梁漱溟那时候是北京顺天中学堂的学生,他通过同学关系从上海给他寄,邮寄比较慢,但是他也看。吴宓是清华学堂学生,在清华看不到,就跑到城里找熟人讨报纸看。官员也在看,翰林院侍讲恽毓鼎反对这场革命,却很喜欢这个报纸。他在日记中说,最喜欢看的报纸是《民立报》,最喜欢看的杂志是《东方杂志》。这一报一刊都是反对清政府的。他说别的报纸不好看,这两种报刊比较有学理。

《申报》比较中立,但是到了革命发生的时候,他马上发现,如果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跟清政府一个调子的话,他的读者、广告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也必须迎合这样的时代潮流,所以,他比《民立报》报道还凶,因为版面多,连副刊里的大量游戏文章也是赞成革命的。比如说黎元洪其实不是传说中从床底下拉出来的,他这个名字元洪,就是朱洪武之后人。某人曾经从他家里看到一副对联写着什么“大泽龙方蛰”之类,一看就非等闲之人。像这样的消息到处在传,民众心理就发生波动了。心理波动之后就要做两件事,第一是逃难,城里人往乡下逃,乡下人往城里逃,城里人觉得只有乡下是安全的,乡下人觉得兵荒马乱的只有城里安全。第二是要钱。逃难得准备现金,所以都到银行、钱庄去挤兑,银行开不了门,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就乱套了。看似偶然的事情发生了,但是背后跟报纸的鼓吹有巨大关系。我把这个时代命名为“望平街时代”。就是报纸在推动社会的变动。对革命的评价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革命的背后,报纸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报纸登的新闻有些是不可靠的,不真实的,但是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影响,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大量的证据。到革命将清廷推倒,接下来的岁月,并没有像革命发生之前想像的那样,立马变成一个美好的时代,所以有些人非常失望,就在那里思考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才会迎来一个“《新青年》时代”。

“望平街时代”的特征可以说是革命者办报办刊的时代,至少是革命者在推动,如果不是主导的话。与此同时,改良派的声音渐渐被淹没了,包括梁启超的声音到了辛亥革命发生之际也被革命派的声音给压住了。因为这个时候任何理性的声音都没用了,书斋里的学理已经不重要了,人们都到街头来了。书斋里的革命怎么能比得过街头的革命呢?


接下来是“《新青年》时代”,革命之后人们开始深入地思考,为什么革命成功了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追问需要思想,这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他们推动的时代。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虽然陈独秀曾参加过暗杀团,是中共的创始人,还做过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蔡元培曾经是光复会会长,同盟会重要领导,也做过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是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鲁迅、胡适就更不用说了。这意味着政论家也好,革命家也好,他们的时代过去了。在言论领域,一个新的角色——知识分子开始浮出来了。围绕着《新青年》的是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周作人、陶孟和、高一涵、吴虞这些人。虽然后来李大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在《新青年》时期,他还是北大教授、图书馆馆长,一个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我把他还是放在大学教授这个角色来看待。总的来说,围绕《新青年》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是编辑、记者、教师、作家。在这个刊物影响下,由更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创办的另外一个杂志《新潮》也问世了。围绕着他们,一年之内在中国出现了400多种刊物,都是民间自发的、独立的,虽然有些只是油印刊物,但几乎每个省都有,每个学校都有。那时候浙江就出了施复亮、阮毅成、曹聚仁、夏衍这些学生,他们创办了《浙江新潮》,毛泽东1919年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天津创办了《觉悟》,像这样的刊物在全国有400多个,遍地开花。都是在《新青年》、《新潮》的影响下,创办这些刊物的人,以大学生、师范生、高中生和教师为主体。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人最后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新青年》时代”是一个思想家办报办刊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办报办刊的时代,当时各大报纸上由知识分子主编的副刊对社会产生了前无古人、至今无来者的影响。副刊甚至重于新闻。一张报纸老百姓首先看的不是新闻,而是报屁股,报屁股成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才出现了四大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京报副刊》,这四大副刊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包括晚一点改革的《申报》“自由谈”副刊。副刊更有思想的张力,而新闻拘泥于新闻事实比较难放开。那时报纸的改革以副刊为主体,副刊成了重头戏。

更重要的一点,“《新青年》时代”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多元化的时代。不但有跟陈独秀观点接近的大量杂志出现,而且有许多跟他观点对立的杂志出现。他是北大的文科学长,以黄侃、刘师培为代表的北大国学派就很看不起他,认为他是激进派。他们也能影响一批学生,创办了另一个杂志叫《国故》,不带标点,全部用文言,但是也是言之成理,有学术价值。他们反对胡适、陈独秀所主张的白话文。在南京,吴宓、梅光迪以及植物学家胡先骕创办了《学衡》杂志,就是跟《新青年》打擂台的。他们的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文化里生长出来的一种新主张,他们也是从美国来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美国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新人文主义学派的领袖。他们用西方的另一种学术资源来反对胡适从杜威那里学来的实用主义。当时整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种格局,并不是只能主张某一种主义,而是什么都能主张,什么样的观点、主义在那个时代都可以并存。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曾亲口告诉斯诺他起初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在1919年的时候信仰的是无政府主义。邓颖超、刘清扬还有许多中共建党时期的早期党员和领袖,都亲口说过他们一开始信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那个时代的中心词是什么?有人说德先生、赛先生;有人说是全盘性的反传统,或者“打倒孔家店”。我认为都不准确,那个时代只能用多元化这个词可以概括,最后,好朋友都分道扬镳,团体分裂了,《新青年》分裂了,《新潮》分裂了,少年中国学会也分裂了,就是各走各的路。

从政论家办报到革命家办报进入到思想家办报的时代,到1921年以后发生了转型。1921年后有些人搞马克思主义,组成了革命党,有些人加入了国民党,有些人组成了中国青年党,有些人去办公司了,有些人留学去了。大时代聚得快,散得也快,这很正常,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一直保持高潮,有高潮就意味会有落潮,五四之后自然是要下来的,就像爬山,就算登上珠穆朗玛峰也要下来的,这个思想家办报的时代也要过去。


下一个时代我把它命名为“《大公报》时代”。《大公报》曾是中国影响力最大、也是最成熟的一家报纸,它把中国报业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达到了百年言论史的巅峰状态;它是独立的、民间的、具有专业标准的,是按照世界报业的规则来运作的,既不依附于哪个权力集团,也不从属于哪个利益集团。1926年,由吴鼎昌出5万银元,张季鸾、胡政之来编辑和经营,三个留日学生主办,同时吸纳了其他不同价值倾向的知识分子一起合作。

那个时代,《大公报》的出现,把中国报纸往专业的标准大大提升了,他们标举的核心理念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是中国言论史上首次概括出这样的规范或者标准。

不党,就是不向任何一个政党、集团靠拢,报纸独立地报道真实的新闻。

不卖,意味着不向任何的利益集

团屈服,不接受外来资本,任何人出多少钱,都不要。投资股加劳力股一经确定,以后不再加入新股份。不私,就是说报纸不是我们三个主办人私有的,报纸是天下之公器,不因为三个人办了这个报纸就把它当做自己家的东西。

不盲,就是不盲从于公众的舆论。这一条相对于前面几条更难。不论民意如何喧嚣,报纸始终要保持自己的判断,保持清醒的、理性的声音,而不是跟着大众的舆论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整个中国的民意都说要抗日,《大公报》主张抗日,但不是现在,缓抗而不是急抗。因为抗日需要时间,要做好一些必要的准备。比如,中国的铁路、公路要往西北、西南延伸,要有一个纵深,有一个腹地,要不然怎么退兵。兵工厂武器弹药要加紧造,军事的知识要在学生、普通民众中加紧普及,如果这些准备工作没做好,现在就打,就像鸡蛋碰石头。举世汹汹要求立马跟日本开战,《大公报》坚持不这么干,老百姓不放过他们,炸弹三次扔进报社,但是他们就是不为所动,坚守不能立马抗战的论调。《大公报》始终主张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通过外交手段拖延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爆发。这是需要胆略的。面对权势有骨头固然不易,面对民众有骨头更不容易。《大公报》做到了。

《大公报》很少开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破例开了一次会,将编辑记者召集起来,张季鸾严肃地告诫大家,从今天起我们要宣布一个报社的基本政策,做两件事:第一,在报纸开辟一个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收集1876至1931年所有中日外交的历史资料,在报纸上逐日发表,把中日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来已久60年的问题,把60年来中日的历史搞清楚,把那些真实的资料、证据、外交上的文书摆出来,放在中国人面前,让大家去评判、去研究,了解了中日问题才能更好地去抗日。这件事交给高松年和王芸生去办。高松年年事已高有为难情绪,王芸生年轻有为,独自担当了这个重任,经过三年时间,成为中日问题的专家,最后结集成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蒋介石曾请他到庐山讲中日问题。任何一个研究中日关系的人都绕不过那本著作,编得非常好。另外一件事,是请军事学家蒋百里,在《大公报》开办一个“军事周刊”专栏,教国人如何使用武器,了解军事动态,普及军事常识。

通过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一家报纸可以做到什么,做到什么地步!《大公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成熟起来,到1934年前后《大公报》的地位已完全确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这家报纸本是有理想的满族维新派英华1902年创办的,在晚清就有名声,最后报纸因为在军阀之争中没能保持独立性,1925年关门。1926年9月1日,张、胡、吴三人接续此报时,正好是两个职业报人邵飘萍、林白水被军阀杀害不久。他们接受前人的教训,《大公报》始终保持了独立性,不拿任何额外的津贴好处。邵飘萍、林白水一方面因为办报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军阀政客,一方面也收受了一些津贴,因此惹来杀身之祸。胡政之曾是林白水的同事,共同创办了《社会日报》,因为不认同林的作风,独自去了上海。他对他们两人的死深表同情,但是也认为他们的死也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政府为了收买新闻界,把新闻界分为四等,每个月按等级发钱,叫报纸不要批评政府。他们是拿了钱照样骂。张作霖就说邵飘萍收了他一笔巨款,不过此说法没有证据。张季鸾和胡政之长期办报出身,他们准备接办《大公报》时就立下规矩: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是有针对性的,不是凭空产生的。世界上那些最具有原则性的东西,往往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这四条是他们的核心价值,也把中国言论史引到了一个新高度。张季鸾曾是上海《民立报》的记者,胡政之也参加了民立图书公司,经过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他们对新闻业的情况了如指掌,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大公报》依靠这个原则登上了言论史的巅峰状态,直到抗战结束,《大公报》都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1931年5月,《大公报》一万号庆贺,胡适写了一篇贺词,论及《大公报》为什么会成功,在短短的时间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就是它在底线的意义上做到了两条:第一,它报道确实的新闻;第二,它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世界上成功的报纸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都做到了这两条,谁做到了,谁就是报业的楷模。其实很简单,不过是“真实的新闻,可靠的评论”10个字,给中国报业立下了一个规范,也就是为中国报业立法。这是专业主义的标准,向这个标准看齐就是走专业主义的道路。张季鸾的评论迄今仍是百年言论史上最高的典范。《季鸾文存》应该成为新闻从业者人手一册的经典。《季鸾文存》收入了他在《大公报》15年对国内、国际大事的评论,他的评论是真正具有示范性的新闻评论,是围绕新闻展开的,同时又高于一般的新闻评论,因为他最能把握中国当时的新闻脉搏,他对中国上层、底层社会的状况都了如指掌。他每天下午都在报社会客室跟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聊天,接各种电话,他的评论是活的,往往走在新闻的前面,而且他的评论往往出其不意。他的评论没有什么框框——有时可能评的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是微言大义,他能看出最大的问题。中国农村的问题在哪里,中国发展的要害在哪里,他都能从小问题切入,说出大道理。一切大问题,他也可以放到一个很小的切口里来处理,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有许多评论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日本兵临南京城下,又请来德国大使斡旋中日和平,很多人动摇了,包括孔祥熙也动摇了,蒋介石一度也有过犹豫。因为德国跟中国外交关系很好,他们出面斡旋很有诱惑力。但张季鸾很厉害,他在这个时候写了好几篇评论,如《置之死地而后生》等,他提出的理由很充分,如要言和,先撤兵。你包围着我们的首都,如何谈和,这样的城下之盟就是我们屈服。日本这个时候要言和,不仅是要屈我们一国之兵,还要屈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个时候投降,整个中国的士气就被打倒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之后,他写的评论就是《为匹夫匹妇复仇》,他轻易不说这样口号式的话,但这个时候这样的口号是最恰当的。你还能用什么样的话来表达对南京大屠杀的评论?他驾驭评论的那种眼光,那种见识,包括他那半文不白的语言表述,非常有他的特色。不是完全的白话,还带有文言的痕迹,但是很精彩。

王芸生接他的班做总编辑,最经典的文章《我们在割稻子》,是王芸生看望在病床上的张季鸾,他建议王写这样的一篇评论。因为大轰炸下面最重要的是粮食,这是最鼓舞士气的一个表达方式。像这样的评论,我们今天的评论家想不到这样的角度,想不出一个创造性的从正面有建设性的方面去评论。他不是政论,他就是评论,说得很实在,是实在的家常话。我觉得政论跟评论的区别就是,政论可以完全从一个理念出发,评论是立足于生活,立足于现实,围绕着现实,最后要落到地上的。理论可以完全不管现实怎样,但评论不行,评论必须围绕着人,围绕着社会,围绕着活的社会生活。如果离开这个现实,评论就是站不住的,必然要坍掉。评论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这是张季鸾高明的地方。

王芸生也是言论史上的一个典范。《大公报》就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人,包括大量优秀记者按专业主义的标准作大量报道,成为中国新闻业的标杆,而且它延续的时期比较长,从1926年到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迁到上海,1937年到武汉,再后面迁到重庆,有一支到香港、桂林,始终影响着中国。一直到抗战时期,它还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与他们同时代产生的许多报业集团,比如成舍我的世界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新民报系都是一报多版,跟《大公报》一样。很多的民营报系都是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职业报人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我把这个时代称为职业报人的时代,意味着中国的职业报人走向了成熟,张季鸾、胡政之就是典型的职业报人,他们的一生就是办报的一生,没有做官、没有经商,就是做报纸,报纸就是他们的生命,就是他们的全部。成舍我、徐铸成和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他们都是职业报人办报,他们没有另外的职业,就是纯粹的报人,而且以办好报纸作为自己最高的追求。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胡适他们,要么从教授变成了革命者,要么一生都是教授,他们的身份是知识分子,不是报人,他们办刊是业余的或者临时客串的,不是职业的。在张季鸾、胡政之手里,中国的报业才完全地走向了成熟,迄今为止,还是中国言论史的巅峰,无论在经营上、评论写作上、新闻报道上都是如此。

这是中国言论史最成熟的一个阶段。他们比此前邵飘萍、林白水这些人成熟,邵、林等人没有做到足够的独立性,没有把报纸作为自己完全的专业追求。到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才开出了一条新路,一条独立的民间报纸的道路。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最好的一条报纸道路。这是历史上最灿烂的传奇之一,迄今仍无新的传奇能够取代它。抗战结束,并不是《大公报》不好了,而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大公报》之后的时代,我把他命名为“周刊时代”或者“《观察》周刊时代”,《观察》周刊是周刊当中最出色、也是最有名的。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面对国共的矛盾,时局的纷乱,纷纷想要发言,等不及写文章给报纸,大量的周刊应运而生。

为什么需要周刊而不是报纸?因为这个时代更加激进、社会矛盾进一步白热化了,国共两党打起来了,知识分子急于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连原本在书斋里安静做学问的陈寅恪、朱自清们都坐不住了,他们都要发表政见,报纸就不够用了。而且,他们对报纸的信任不够,意见相同的一批人就决定自己办一个周刊。所以,大量周刊出现了,左派的、中派的、右派的都有,五花八门的周刊纷纷冒出来,水准都比较高,许多政论出自一流的知识分子之手。包括《世纪评论》、《新路》、《时与文》、《周论》,包括储安平1946年9月1日创办的《观察》周刊,这份杂志发行量最高的一期曾达到15万份。当时全国受教育程度比现在要低得多,识字的人从高中生到公务员到一般教师几乎都在读这个杂志,影响很大。蒋介石对这个杂志很恼火,但一直没有封掉,一直容许它的存在,直到1948年12月,国民党方面说《观察》周刊报道军事内幕触犯了禁令。所以,这个时代非常短暂,3年不到就结束了。

《观察》周刊有很多优点,它保持了知识分子批判的姿态,封面列出的撰稿人几乎涵盖了当时中间派的著名知识分子,只排除少数参加了党派的,像罗隆基这样的知识分子。

《观察》周刊时代非常短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是知识分子论政的时代。办周刊是知识分子要说话,日报太仓促,周刊恰好。知识分子需要深度的表达,而不是短、评、快的时评。纵观百年中国言论史,每一个时代都跟外部环境的变化完全连接在一起,不可能超越时代、超越现实生活而单独生长出一条言论史的线索,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1949年以后的言论史是什么状态。“时间开始了”,言论史接下来传承的不再是《大公报》传统,而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也就是党报的传统。

从1874年到1948年,74年当中,从梁启超时代、望平街时代、《新青年》时代、《大公报》时代到《观察》周刊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这是一条不可遮掩的线索。无论是清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放弃过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有时候相对宽松,有时候收紧,最宽松的北洋时代林白水他们被杀,在收紧的国民党时代,张、胡他们创造了《大公报》的奇迹,也容许了《观察》周刊的存在。那些时代看起来都非常黑暗,但从知识分子的文章来看,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来看,我们还是要给予那些动荡时代适当的评价。那些时代有另外的价值和意义。它的动荡中包含了一些宽松的因素,一些兼容的因素,毕竟它曾容许知识分子发出独立的声音、真实的声音、批判的声音,甚至具有挑战性的声音,没有这些声音的民族是死亡的民族。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文明,其中一个标尺就是言论自由有多大,这是一个基本尺度,是衡量人类文明的标准。从古希腊以来,从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以来,这条标准从来不曾改变,哪一个时代言论自由空间大一点,哪个时代就是一个思想开放、文化繁荣的时代。

[作者系著名学者,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转型、百年中国言论史等,同时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已出版著作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大商人: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等]

【 江淮文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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