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

任协华:政治分化时期的行动



在当代社会的情景中,地缘关系被描述为某种最接近政治形态的共性联接,是对当代社会的错误理解。因为就本质而言,构成政治体制冲突或分野的实质,并非因地理关系而产生。同时,随着当代全球政治分化的趋势已进入新一轮的交替过程,这种仅从单一视野出发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已经无法呈现整体状况中分化及移变的细致脉络。而此种隐匿于现实现状背后的思维空白地带,又正好说明并印证了社会性政治视野之于现代世界的重要影响,正如同政治分化已不再仅是特殊层面上的对未来的推测,而是已经成为现实社会中正在卷动的形态一样,它是当代格局中旧政治体系崩溃但尚未形成新局面的写照。这一点,对于大陆、中共,对于欧盟共同体及以美国为标尺的数种形态交叉的政治格局而言,也已经作为政治的事实,呈现于这个时代的世俗进程中。

所谓政治秩序的分化,并不一定就是指在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有序重组,而是很可能相反,“分化”在绝大多数的状态下,所意味着的仅仅是反常的对政治与文明的解读。换而言之,就中共来说,分化是为了谋求在更广泛的地理背景下获取政党及其他世界的支持(盲从),并以最终扼杀或战胜共产形态之外的一切自由世界为其分化的目的。因为就共产的本质而言,它是作为反人类的政治运行体系而产生并运用于现实社会。与此同时,为了要达到放慢崩溃的速度,就必须要建立更多的及超出大陆领地的社会基地,以弥补因自身的病态所造成的局部振荡和溃烂。就是说,共产形态向外占有的领地越多,就越能减弱走向死亡的速度。唯其如此,中共才会表现出对外不惜花费天量资金进行其实是收买的援助(不输出革命,但输出意识形态,并最终达到奴役其他世界民众的目的)。但这也说明了,中共对内殖民所取得的人口红利已达到半顶峰状态,即,暴政之于大陆,已处于接近尾声的段落,中共为了避免在第一战场彻底崩溃,则必然要转焦于海外世界进行收买,是为了,在大陆社会革命的步伐中接受失败,转至其他世界的新共产基地,创建另一个或多个共产“圣地”(状态如之前的本拉登,如特权延安),这即是中共及“共产”邪恶的本质。

在此同一状况的进程中,并不存在英美民主体系走向衰落的征兆,而是在于,在全球分化的过程中,旧有的民主体系需要得到更为深入的纠正与提炼,以期不仅具有当代的政治范式,也同样需要从未来趋势的变化中探求到现代社会及人类的方向。而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探讨与阐述,则仍需要指出的关键问题是,民主始终要面对来自非民主状况的挑战及不断扩张的政治性压力,以平衡、扭转世界格局中现实社会的不同考验,接受正在发生的动荡和事实上的转变。而不是说,一切已存的民主体系和人类社会需要首先去屈服于非同类的反民主体系,并为此甘愿接受来自极端权力体的不平等条约。争取更细致和更具同一性的自由,仍然是当下人类社会共同意愿的体现。但是也同样,正如民主社会要接受并面对恐怖主义的挑战一样,当代世界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政治形态的外在分化,而是由于旧式民主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和遗憾(比如西方左派利用“政治正确”,纵容恐怖暴力),才是构成世界政治日渐分歧的事实及产生社会困境的根源。

民主体系因其自身不断发展的需求,而总要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中去寻求迈向未来而不是仅仅停留于过去的更新路径,以贴近并呈现当代社会因族群、社会、经济及文化所构成的不同形态。但并不是说,即使这种需求体现于民主内部时,也总是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达成一致。因此,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将不同形态的分化理解为制度及政治的冲突,不仅意味着一种心理的错误判断,也同时因其视野的狭隘而难以理解并使分化朝向当代现实的脉络。也就是说,冲突的实质是为了要体现民主所具有的在政治领域内的不同纬度,为的是,能够在最深入的层级上展现社会更新的步伐和节奏。

对行动的阐述和确认

当我们将此种思维应用于社会反抗的图像中时,处于积极分化的全球格局就已经展示出了它与众不同的一面,是在于分化本身在消除了思维和意识的歧义之后,使我们确信了作为反抗以争取自由的行动本身已经存在。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仍然还要和过去一样,在观念与思维的陷阱中,无休止地争论进行什么样的社会反抗行动,以及又是如何通过行动达到与极权进行斗争,继而将其击败,并最终在行动中获得民主的硕果——这样的一种永远争论不清的、长期消耗力量的、粗糙而无用的口水中。摆脱来自简单观念的纠缠(一谈革命,就理解成是毛那样的革命),是使我们更有可能接近民主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也是如何在高压及酷刑的反向政治序列中,突破事实困境的真实通道。

不能理解在世界秩序的政治格局中,所存在的一切反应都将作用于主客双方,也就不会理解社会反抗对于行动的观念,是在已经超越了起义式的形态之后的社会性革命,也即,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行动时期的场域中,而不需要再来谈论应该如何行动,并且更重要的是,那些仍然受困于该如何行动、该怎么做的思维,其实质就是,这是被时代的表象迷惑之后产生的自设的陷阱与困境。因此,将自由、民主和维护人权作为社会革命要追求的行动目标,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使一切虚无观念破裂并最终获取勇气以进行社会反抗的源泉。尽管,对现代民主而言,这一切仍然是不够的。但是,这种基本的要求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时代的空间中进行一种实力与智慧的较量,决定了大陆命运的未来进程,而不是说,一旦面临实质问题,就陷入在无法破局的虚无心态中,以政治高压下无行动自由为借口,丧失对行动的超越性视野,忽而热情高涨,之后却悲观万分,情绪大起大落——这种极端一方面说明了社会革命正处于高密度的递进状况中,在另一方面,也呈现了要面对的事实及现实的压力,绝非仅来自非民主权力的连续性暴力。

社会革命以观念更新推动对行动的当代深入,由此才会产生并获得与极权进行博弈的力量,但是,当民主运动陷入宫廷权斗和政治爆料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并津津乐道,以为这已经是民主取得决定性优势并对此大肆鼓吹时,则不仅意味着对整体社会革命的无视,也在无形中,首先削弱了民主运动在社会领域内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在近期欧盟决定停止中欧人权对话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并不突然并不意外的现实结果。如果不能以深入的反思精神来面对这种残酷的事实,那么,也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在停止人权对话的背后,所表述出来的深刻的对大陆民主运动多年来毫无进展的失望回应,是西方世界对于大陆民主现状及未来结果进行评估后,在最大的层面上体现出的一致性意见。而大陆民主运动不仅包含了在海外多年的各类团体及政治组织,也包含了依然抗争在大陆第一线的群体与个人。停止人权对话,意味着在众所周知的事实中,民主运动对行动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客观性的政治界限,也就是说,不要抱怨别人忽视了你的努力与付出,而是,你的这个付出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民主运动的偏离,这才是最残酷的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面对的结果。

因此,仅仅是在一个极端狭隘的领域中讨论全球政治的表面危机,而不是通过对政治性社会趋势的穿透,运用现代民主所包含的对人权观念的全新阐述,则不可能在大陆民主运动的潮流中发挥争取民主实现的时代作用。而对行动理念的偏离,意味着尚未从旧民主思维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同时也说明了,缺乏对喊口号式的思维意识进行深入反思,以期能改变视野与角度的动力,这也正如同,当我们大家都认为确实存在着一种叫做“破局焦虑症”时,在实际上,却恰恰忘记了,破局的最终目的是在于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而不是建立一个关于民主的“乌托邦”,既然如此,破局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焦虑,是因为引起焦虑的真正病因并非在于“破局”,而是在于对民主行动的错误理解,导致了对社会抵抗事实的现代进程视而不见(没有了非新闻的整理,不等于社会反抗行动就凭空消失了)。也就是说,行动正在发生,抵抗极权的社会革命也已经处于大体量的运行之中,尽管还只是刚刚开始,而你却始终在抱怨:行动在哪里、行动在哪里、应该如何行动……这种丝毫不面对现实,在原地踏步的、迷恋旧式革命的心态,即是“焦虑”成为焦虑的真正原因。

民主及民主意识并非是对人权的新的社会计量方式,而是建立在一个广泛平等的自然空间中。在这一点上,中共极权正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着极其丑陋、卑鄙而无耻的角色,因此,所谓的中共主导世界进程不过是对政治分化时期的一个错误理解,是基于怯弱而狭隘的专制观念所形成的时代病症,也更是造成民主运动沙漠化的根本原因。缺乏对现代民主中人权观念的确信,是大陆民主转型始终无法扭转的一个现实障碍。尤其是对于正在参与的民主人士而言,不仅意味着一种真实的考验,也意味着,对民主的理解是否能超越时代本身的局限和危机。当我们仍然无法确立社会的行动场域是使我们共同的无法置之度外的现实时,对民主意识的当代征兆就应该获得与之前不同的参照。也就是说,在一切新的问题面前,我们仍然有机会去抓住那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人权作为民主的源泉,和民主要体现人权的存在其高度是一致的。而对中共的迷恋,该彻底结束了。

纠正在社会政治的分化中被误导为民主失败的偏见,对于大陆民主转型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为了将消极情绪转变为正视社会革命的存在场域,而参与其中以塑造共同未来的契机。这不仅是因为大陆民主转型的底色已经浮出水面,也更是在同一纬度上,能够超越即有模式,从而将反极权运动上升为一个整体性的、关乎大陆族群共同命运的线索。不能够理解行动在现实中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层次,就不会明确民主转型并非只针对中共。并且不仅如此,大陆的民主转型是要面对大陆所有民众的。由此,我们才能说,观念及思维的转变必将带来对反抗行动的深入理解,以澄清附着于一般民主体系中那些失效的自由观念。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置身于互联网络时代的空间中,并已经开始了一场意义重大的自由斗争一样,未来决不会是当下的延续,而是自由进入大陆的开始。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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