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7日星期四

綦彦臣:基于独立思考的宪政素养——批判「准斯大林主义」政治学



引言:面对真问题

网络技术条件下,整个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恐怕不是一篇学术文章可以说清的,甚至一部远超过阅读舒适度(汉字十五万至十八万之间)的著作也无从说清。不过,较为理论化的简洁描述还是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数字时代及其带来的超级连通性和信息获取总量不仅赋予人民以权力,还改变了选民对当局、官场及政府的态度」【注一】,以及「他们想要真正的新闻,但是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被动接受上层灌输的观点」【注二】。与网络带来的广义权力及其结构变化相联系,即便对于传统纸媒(它们的知识价值作用并未完全消失了),社会认可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比如,美国的一个镇级小报《斯托姆湖时报》虽仅服务于一个小镇的一万人,但它与《纽约时报》等大报一起获得了二〇一七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注三】。小报纸与大报纸服务的人群数量级不同,但在对待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是没有差别的。当然,对每一个读者提供的阅读效用也是同质的。

无论小报纸做了大事还是网络带来广义权力及其结构的变化,都说明宪政体制的基本价值是捍卫个体权力,或曰将基本利益细化到所有个体。宪政体制中的个体之基本素养发挥社会功能时,并不决定于其在广义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一个小报里的无名记者与编辑,社会功能与大报的名记名编是一样的;一个在网络上发言的「无名小卒」只要其敢于面对真问题,对聆听者的影响与网络名人的真知灼见亦无价值高低之分。这些对追求民主转型的中国泛异议体系有非常好的启迪意义,也即「我们这些人」的宪政素养决定着转型进程的速度与质量。即便不是全部因素,也是当中不可忽略的部分。

一、「走狗」哲学的惰幻性质

宪政素养的内在价值是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不仅支持个体的宪政素养,也与个体利用新的权力工具的能力密切相关。比如说,对某项威权主义政策的批判在引起较大的网络关注后,网络支持言论看起来没多么重要,但是,从反对言论中则可看到主题言论源初与其支持会有多么大的社会效用。最近的一个实证是关于「一带一路」政策的争议:体制内身份的发言者主题是这个政策显示出了「国人『早熟』但却『不成熟』的大国心态,似乎还在快速膨胀」【注四】,而驳斥这一主题的网文跟帖则认为是用心不良,并给出了主题表达的应然路径——「此时即使有『高见』,以『智囊』身份个别提供给中央参考即可,但却公布于世,用心就昭然若揭了」【注五】。跟帖的明确政治目的在于独尊「此时」,「此时」则是如此「之际」,即云「本文看似讲得有道理,而且观点预见、超前,给了一副清醒剂。但稍一分析,令人思考其中奥妙:习大大好不容易倡导和树立民族自信取得初步成效,全国为G20峰会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成功举办鼓与呼之际,为什么却抛出此文」【注六】。如果主题观点可视为体制内异议,那么,反对者的跟帖言论则表现出一种强烈捍卫体制的意识。此种对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斯大林主义遗产在中国的存在状况。它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障碍,是宪政体制的敌人。

斯大林时代,苏联政治中也有可自命为民主的东西,但是,赫鲁晓夫给出的揭示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只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有关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极有限的消息」【注七】。作为左翼极权主义的政治规律,有限消息的「民主」也是它给威权主义如邓小平至今的中共国家的政治遗产。所以说,未在政府与党权序列的知识价值生产体系要受到最大程度上的监控,即如对社会智库的约束预案说:「对未经社会组织登记、擅自以社会智库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组织,由民政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注八】,而即便是依法登记的社会智库「还必须报告其重大活动,开展任何涉外交流与合作都必须经过批准,发行刊物与开设网站也是一样」【注九】。这类控制的权力背景与政治愿望恰好反映了中共国家当下政治的本质——它是「准斯大林主义」的东西,是威权主义向左翼极权主义回归的一种现象,尽管此种回归在知识上无可能。「准斯大林主义」在网络信息方面,肆恣权欲固然为正常表现,但是,它反映出了与人民本质权力为敌的政治底色。数字时代是人民以独立思考方式收回权力的时代,形如豪厄尔所言。另一方面,网络信息自由流动也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尽管作为民主国家之首的美国暂停了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尤其当中的远期者。有论者(Jake Parker,二〇一七)认为:中共国家试图切断公司内部VPN的做法会「导致企业不得不考虑减少或关闭在中国的经营」【注十】。对于这类封锁现象,此前,有论者(程晓农,二〇一七)认为:当信息的自由流动让政权失去安全感时,中共国家宁可牺牲经济需要也不愿让信息自由威胁政权【注十一】。归纳而言,培养社会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即让他们拥有尽可能充分的信息量,不是中共国家的目标。因此,在第一个层面上,国家的善治无从实现;在第二个层面上,社会成员的宪政素养被中共国家所敌视。一个「准斯大林主义」的治理模式不可能发生体制本身的转型,相反,它会惯性地追求软性法西斯主义的硬化。所以说,在遵从言论自由、政治多元的政治伦理之同时,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我们这些人」既要有对抗「准斯大林主义」的独立意识,更要与其「走狗」划清界限。

那些「走狗」拼凑成的集团是一个道德欺骗系统,其欺骗性在于缺乏独立思考的人们继续惰于个体政治独立,而相信有一个「伟大领袖」会拯救社会亦给个人命运带来转机——如果某个特定人群得到超额政治利润,多数人的人权遭到践踏则算不得什么。如果放低批判态度,那么,我仍可以说:那样的集团及单只「走狗」缺乏最基本的史学分析能力,没有独立思考的人格需求。看一下被斯大林杀掉的克格勃首脑雅戈达的供词也许会有所助益。这个家伙自知死所不免,终于说出心里话:「我一生戴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注十二】「首先是斯大林」之判断说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肃清者与被肃者在道德水平上,没任何差异。因此,同质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绞杀没有任何道义可言。比如说,周春雨作为高级官员被指为「毫无政治信仰」【注十三】,他同雅戈达自认的「冒充布尔什维克」是同质行为,尽管他不是情报官员。然而,给他贴上如此标签的人就一定有「政治信仰」吗?答案还得从赫鲁晓夫那里找。赫氏以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而留声于世界历史,但是:(一)如果他首先不是个斯大林分子,就不可能爬升到如彼高位;(二)如果他在秘密报告里不高喊「列宁主义万岁」,那么,他借反斯大林而行的集权行为就无法争取到就低的同质意识形态认同。

所以说,将赫氏放在普世价值体系的框架里,他的「肖像」如此:「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勃勃的党棍,他对上奉承拍马,对下威吓欺压,与对手勾心斗角采用农民的诡诈伎俩。唯一和别人有明显区别的只是他有生动的想象力,有强烈的感情,有顽固的自恃性,有时还有天生的赌棍的鲁莽性。」【注十四】同样,如果斯大林的装相很容易被看破,而赫氏的装相似乎更进入角色【注十五】,更能迷惑外界,以致为自己赢得了开明形象。从这点上来考察,中共国家目前的「准斯大林主义」含有相当大的赫鲁晓夫主义因素。由于这个含量,才吸引了「走狗」们放弃独立思考而惰幻未来。

二、核心民主国家联盟的可能性

过度指责「走狗」及其集团是有欠公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体系及其衍生品(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等)虽然不具备使「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注十六】即「迷惑普天下」【注十七】的能力,但是,毕竟它们曾对普世价值体系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致杜威(John Dewey,一九三九)认为这种影响威胁到了美国的自由。他说:「我国,自由主义者对俄国极权主义表示了莫大的同情心,甚至肯定这个国家实质上是民主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跟这个国家共同反对法西斯国家——这是不足奇怪的。在苏联,自从推翻了沙皇制度以后,许多地方都确有进步。这些是看得见的而且也是被广泛宣传着的,但同时关于政治事务方面的管理却是一本密封的书。」【注十八】从经济学角度而非哲学角度来看问题,「密封的书」之状是不同群体间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形,拥有太少信息的一方只能接受拥有太多一方的交易报价。

在政治学方面,它有两个效应:其一是,国际社会是信息极少者,而苏联(广义为左翼集权主义)拥有的信息量极多,尽管这里的信息只是关乎后者自身,且后者对前者的信息也知道得较少;其二是,左翼极权主义国家内的被统治群体(「被服务」的人民)拥有的信息量太少,而国家方面则拥有极多的信息,尤其是可以利用这一巨大优势来进行威吓。当然,这是没有网络技术条件下的状况,而有了网络技术条件,这种状况就遭遇了颠覆性难题——当中最大的「意外」是:本为庸庸庶众的一些人因拥有了较多的信息量,变成了独立思考者,有了独立思考精神,尽管不是所有的思考结果都正确。面对颠覆性难题,由左翼极权主义蜕变而来的中共国家开打了两个层次的网络冷战【注十九】,同时,也力欲以「大外宣」的方式引得外界赞美,就像杜威在一九三九年所描述的苏联情形。比较经典的是针对「中国崩溃」,总有国际上的反对声音。有主张者亦有反对者是言论自由、政治多元的应然,然而,「系统地慢慢解决它们(崩溃因素)」【注二十】在知识上有否可能没人能够论证。相应地,在中美关系前景方面,则有论者认为「限制美国和欧洲国家影响力的一些难题,同样也在困扰中国」【注二十一】。准确地说,「中国崩溃」已经纳入二战后全球政治结构的崩溃当中。

二战后的全球政治结构是以普世价值为主体的,但这个主体性并不能以民主国家的数目及那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球总人口之比来印证,而是应当看到三个层面:其一是,在左翼集权主义政治地理范围内,知识精英追求宪政的国家权力构造从来没停止过,人们不难记住萨哈罗夫、米沃什、方励之等一串的名字,也知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崩亡的事实;其二是,亚洲作为二十一世纪全球地缘政治重要区域,有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有军力居于全球前列的民主国家日本,且这两个国家将在新的对二战后全球政治结构拯救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合力的保守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对二战后全球政治结构的第一次拯救。在第一次拯救中,发生了苏联帝国的崩亡,但它对中共国家的设想并没有实现,「具体地说,撒切尔夫人没有看到香港普选,里根没有盼到中共高级政治自由化」【注二十二】。也可以预测:未来,「由美国主动发起的中美战争是第二次拯救二战后全球政治结构的努力。不管成败、胜降,它都会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生存质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注二十三】。
在另一方面,拯救前景不明加大了二战后全球政治结构崩溃的可能性。这样看来,「中国崩溃」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其崩溃因素源自内部反抗已经转变为外部环境的突变。比如说,由于英美等民主国家的失望而致它们退出联合国,联合国崩溃了;中共国家借以谋求国际政治影响与合法性的平台消失了,它自身也难以存在。当然,联合国崩解对人类文明总体进步不是个坏事情,因为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在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价值复兴的大趋势下,英美澳新加会组织核心民主国家的全球联盟【注二十四】;这个联盟会吸引日本、印度、新加坡加入,东盟会自动解体,一部分国家「依附于」核心民主国家联盟【注二十五】。

三、关注「知识难民」现象

中共国家虽然有领导美国退出后的经济全球化之希望,但是六十年来,它与世界的裂痕并未因参加经济全球化而变小,相反,维度更多、深度加大。比如说,建立微观上的自由选举模式是一九五七年的知识精英追求,但到二〇一七年已经没有人再敢主张。彼时,那些知识精英天真地「控诉」说:选举制度是不民主的,「选来选去都是共产党员,其余的也是百依百顺的,民主自由是摆样子,做做面子」【注二十六】。当然,党权泛滥问题并非知识精英独感,即便在革命时期,它也是武装割据区的重大社会问题。邓小平虽然是反右的力倡者并坚持不否定反右政策,但是,他首先经历过党权过滥的压力,尽管存在同类经历者未能将经历形成文献的可能。邓(一九四一)认为「党的领导」政治主张已经被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在政务处理时,更变为「党员高于一切」【注二十七】。从历史逻辑上看,正是一九四一年「党权(党员)高于一切」问题未能解决,一路延续下来,才致一九五七年的体制内激烈反抗;正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本质不在于分清立场对错,而在于压制独立思考,才致一九八九年发生天安门广场有社会公众参于的抗议运动。四十八年间,两个间隔,第一个十六年,第二个三十二年。
完全体制内抗议色彩的一九五七年右派言论与中国传统的士子文化有关,即读书人无论有否官方职务均可以向最高权力层面提交自己的书面建议。作为一个「痕迹」,本文引用文献第五处所云「个别提供给中央参考即可」可为证明矣!尽管不能否定士子文化里的上书情结与行动有社会改良作用,但在价值层面,上书情结无从改变一个坏统治的本质,也即不可能是民主转型的真正动力源之一。以历史个案考察,一九七五年的四川李天德(化名「李笑天」)上书《献国策》事件,文本虽然被存进中国革命博物馆【注二十八】,但其所倡「中央应颁发求贤令,广招天下有志之士」【注二十九】不仅至今未行,而且,阶层固化已经是社会常态。与此同时,更加粗俗的权贵资本主义泛滥于中共国家,也成为人类文明的大祸害。在另一端,即便内含一定独立思考元素的政治理想,在它的正面时期也含有权贵资本主义因素。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国内社会底层的歧视,是种族优化的诉求。比如说,上指上书历史案例中,上书人说:「此外,劝阻男高不到一米六五,女高不到一米五五、或男女总高不到三米二者,结婚不得生孩子。」【注三十】借鉴这一历史案例,应当认识到:民主转型需要的独立思考(及其精神)是有利于上书情结的,即道德自新是必须的,尽管一如互联网促成的独立思考结果并不一定完全正确。

中共国家的粗俗权贵资本主义不可能与经济全球化达成意识形态同质化,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推动政治全球化的形成。相反,它在多维度上是反全球化的。对互联网的管控理念自不待言,而在文化交流方面制造「知识难民」已经是重大国际问题。比如说,美国的高级学者有的声言「今后可能不再招中国博士研究生了」【注三十一】,因为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学习成绩固然好,但实践能力太差而无法获得成功的教职。这一普遍性结果影响了他们美国导师的声望。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本质是中共国家的教育不但不培养独立思考精神,而且,消灭独立思考精神是教育的政治功能。在现实中,一个学生「仅仅是因为想表现创造欲,让壮实的男老师给了一路子耳光」【注三十二】的现象时常发生。就文化层面论之,中国人要的是孩子的顺服,而美国人要的是孩子的创造性。有创造欲望自然不会顺服,或言之,顺服作为中国文化里的美德在宪政社会恰恰是不良品质。

粗俗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强力经济资源支撑中国学生去外国留学,只是它在文化层面上的表现。并且,这个过程总会有一些正面效应,其如留学者认识到国内教育的失败而不再让自己的儿女重复旧模式。还有,宪政社会对中共国家文化上的粗俗资本主义也有反感情绪,其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试题事件,尽管校方对此道歉,但是「当他们(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在喝醉或者马虎时」才会说真话【注三十三】是基本事实,因为清醒状态下,必须表现出顺服,而顺服的前提弃掉独立意识而说谎话。与此同时,中共国家涌向西方的「知识难民」正在迅速低龄化【注三十四】。这是一个巨大讽刺:迅速致富的家庭希望子女尽早地接受西方教育,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粗俗资本主义的「快萝卜」行为,而且,那些低龄「知识难民」所受的基本价值教育就是顺从与奴性,而不是自由的创造性精神。就这一现象的转变而言,中国的民主转型也是对大量粗俗资本主义家庭的拯救,使其接受宪政文化、自由精神、独立思考等一系列基于价值理性的观念。同时,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仅可以从思维方式层面拯救「知识难民」,也可以中断「知识难民」生产线。

结语:抗争是转型的组成部分

没有任何一个压迫型统治可以永久续存!果如是,那么,今日世界里的民主政治绝对不可能出现。而所有的追求自由暨养成个体宪政素质的反抗在历史道义方面,绝对不是孤独个体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极权主义统治还是威权主义统治都试图阻断自由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力防自由意志与自由思维方式对愚民的影响。然而,历史在苏联帝国崩解上给出了证明,也在更深的历史上写下了启示:了解加尔文教派历史的人们大多会赞成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反对,更对加尔文的暴虐表示不屑,以致前者的质问具有箴言意义——「为什么你把已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注三十五】在另一方面,加尔文教派在日后的发展中(尤其在英属美洲产生了长老会与公理会),民主却成为该教派的一个特点。这固然与历史学家认同的两大原则有关——加尔文教派不尊重国家,相反,国家行为要受宗教伦理判断;以信仰确立个体尊严,以致发展出自治政府形式【注三十六】,但是,在「上帝存在」这一同质信仰下,「三位一体」是否合理必被列入自由思考范围,因此,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教派初期的挑战是该教派得以民主的重大历史隐含因素。

即便中共国家的镇压性质没有改变,且在邓小平时代变本加厉以致对抗议者开枪,但是,抗争在开枪前一直存在,开枪亦未使抗争中断,只不过是泛异议体系的策略有较大变化而已。而今,推动民主转型的力量既有宪政、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终极追求,也有它作为抗争形式出现的意义。回观历史,民主性质的抗争几乎与邓的改革同时展开,所以,一九七九年在上海出现的「民主讨论会」让邓十分警惕。按着邓的说法,讨论会上有人批判毛泽东,乃至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更指「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注三十七】。这个细节发生在「八九·六四」十年前,至少说明当中有关独立思考的结果在历史逻辑上超越了一九五七年的选举意见,更是上书情绪所没法相比的。而今日之当局以民事法形式压制批判毛泽东的言论,恰说明它无法解决一九七九年出现的敏感问题。所以,独立思考促使「我们这些人」带动更多的普通社会成员,去自己解决敏感问题,去推动自己认为合理的转型形式与进程。

注释部分:

[一]与[二]参见《日本时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六月四日文章《告别左右两派,迎接数字化》(作者:英国上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戴维·豪厄尔);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六月十二日译介,《数字时代颠覆传统政治生态》,第十版〈参考论坛〉。

[三]参见英国《卫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报道《美国微型报纸因勇于挑战大企业而荣获普利策奖》(记者未详);同[一]译介报四月十四日,《美国镇级地方报获普利策新闻奖》,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四]参见张伟国微信(zhangweiguo0110)朋友圈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转发「文琳资讯」平台文章《中央党校教授警告:莫当「救世主」!中国的敌人或许是中国自己》(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罗建波教授)。

[五]与[六]系[四]之后跟帖内容,跟帖者网名「中国心」。

[七]参见赫鲁晓夫著《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汉译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之〈赫鲁晓夫自序〉,第三十一页(与前面爱德华·克兰克肖等〈前言〉、后面正文统一页码);两机构译版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

[八]参见德国之声电台网站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报道(记者未详);同[一]译介报五月八日,《中国颁布新规促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九]参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二〇一七年五月六日报道(记者未详);同[八]同日(非译介),同题同版。

[十]参见博讯网·大陆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转刊彭博社报道《中国电信商明年二月前将禁个人VPN接收》(记者未详)。

[十一]同[十],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之音网站,《封杀翻墙技术,中国政府全面清算VPN》。

[十二]参见张建华著《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第二百三十四页;张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雅戈达的供词还对「为人民服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其曰:「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十三]参见路透社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电(记者未详),同[一]译介报(另含该社七月四日电)七月六日,《外电关注中共反腐力度不减》,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十四]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之爱德华·克兰克肖〈绪言〉,第十页(与此前〈原出版者的话〉、此后正文统一页码);张王陆潘关等译版本:同[七],同年。

[十五]同[十四],第十一页。克兰克肖目睹过赫氏政治表演场面,「他倾听着一群工厂领导人讲话,他那副凝神的样子好像是在把他们所有的美德吸收过来、贮藏起来,化为自己的能力」。

[十六]源自JOHN.I,第五章第十九节:「We know that we are from God, and the whole world lies in the power of the evil one.」

[十七]源自REVELATION,第十二章第九节:「And the great dragon was throw down, that ancient serpent, who is call the devil and Satan , the deceiver of the whole world——he was thrown down to the earth ,and his angles were throw down with him.」

[十八]参见杜威著《自由与文化》(汉译本,傅统先译),第七十八页;傅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三。

[十九]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从和平盈余到碎片集成——网络冷战助益转型政治》,载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该文系该刊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应征稿。在文中,我描述了「以网络战为特征的新冷战」两个向度:其一,作为热战前置,对美国造成技术进步压力;其二,因为「敌对势力」主体在国内,所以,中共国家要在「法治」名义下实行高强度网络镇压。

[二十]参见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文章《中国骤变对西方来说是灾难——专家预言中国会崩溃,却对本国情况视而不见》(作者:美国宾厄姆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彼德拉斯);同[一]译介报七月十日,《「中国崩溃论」鼓噪者一叶障目》,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二十一]参见西班牙《国家报》网站二〇一七年七月九日文章《美中之战不可避免?》(作者: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学者莫伊塞斯·纳伊姆);同[一]译介报七月十日,《「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不适用》,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二十二]与[二十三]参见我的战略评论文章《没有川习蜜月,只有战争准备》,载于《纵览中国》网刊二〇一七年七月九日。

[二十四]与[二十五]参见我的战略评论文章《香港困局与联合国解体》,载于《公民议报》网刊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二十六]参见《中国摄影》杂志一九五七年第十二期文章《摄影界右派分子的脸谱种种》(作者:本刊编辑室)。

[二十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共三卷,各卷单另页码),第十一页(全文<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第八至第二十一页);邓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二十八]参见余习广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第四百页(叶永烈〈九死一年献国策〉,第四百至第四百一十六页);余编版本: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二十九]同[二十八],第三百八十二页(李笑天〈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之〈序〉)。

[三十]同[二十九],第三百八十二至第三百八十三页(正文)。尽管此建议未形成国家政策,但邓小平时代恢复高考后,有规定:师范院校所招学生,男生必须达一米六五,女生必须达一米五五。但此规定是否与李天德上书有关,无确据。

[三十一]参见新浪网·新浪教育版块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文章《亲历者说:为啥世界一流大学不爱招中国学生?》(作者: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陈志武说到顺服问题时,讲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别人说『你的孩子好听话』是对你子女的表扬,父母也会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国生活三十年里,从来没听到美国人以这种话夸奖人家孩子的,因为美国人会认为『听话』『顺从』是贬义,是没个性的表现,因此,没人愿意被这样评价的。」

[三十二]参见我的博文《一个羽毛球与「保罗相对论」》,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保罗相对论」是我提出的一个说法(概念),源自GALATIANS,第六章第十四节之部分:「by which the world has been crucified to me, and I to the world.」

[三十三]参见环球网·国际新闻频道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日报道《澳名校试题竟这样说中国!校方:毫无保留地道歉》(记者:杨絮飞)。

[三十四]参见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道《「我在这里属中上游」:来美的中国「降落伞孩子」日趋低龄化》(记者:弗兰克·熊);同[一]译介报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降落伞孩子」在美融入难》,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三十五]参见斯蒂芬·茨威格著《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史实》(赵台安、赵振尧译),第二百〇一页;两赵译版本:同[十八],一九八六。

[三十六]参见帕尔默(R.R·Palmer)、科尔顿(Joel Colton)、克莱默(Lloyd Kramer)著《现代世界史(上册,至一八七〇年)》(汉译本,孙福生,陈敦全、周鸿临等译),第七十五页(上、下册单另页码);孙陈周等译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二〇〇九。

[三十七]同[二十七],第二卷,第一百七十四页(全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百五十八至第一百八十四页)。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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