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

于建嵘:永别


我是非常不希望写这篇文章的。这是由于,这些年来,我除了为母亲写过此类文字外,许多亲朋好友的离世,如陈子明、蔡定剑、高华等等,我都没有表达过生离死别之类的心情。不是我不热爱和尊敬他们,而是感到他们有许多朋友,我想倾诉的悲哀,大家都在诉说,我成为一位听众就行了。当然,您有更多的朋友。您将离去,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和悲伤。可我还是决定,与正在病危的您,有一个正式的告别。
    
    我们相识是在三味书屋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天,我是主角。我应邀向数十位听众讲述农民抗税费的维权行动,呼吁应取消农业税。您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着、记着、思考着,但始终一言不发。待我讲完要离开时,您才过来告诉我,您是广场那只黑手。我们握着手,哈哈一笑,算是相识了。
    
    随后,我们走进了不远的一个路边小店,点了几个小菜,以茶代酒,对饮起来。记得,您风趣幽默地对那个一直跟在您身边的小伙子说:我们两个博士吃饭聊天,你就不用参加了吧。那小伙红着脸,退出了小店。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许久,许多观点,相视一笑,算是告诉对方了。这之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聊过一些事情,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入。
    
    2007年夏天,您给我电话,说想到我在郊区宋庄的农家小院住几天,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当然是欢迎的。但我希望,您不用晚上来,要在白天光明正大地来。您说:如果让他们发现,会对你不利的。我笑着告诉您:晚上来,他们也是知道的。
    
    您是同张耀杰教授一起来宋庄的。当然是白天,而且是我亲自开车接你们大摇大摆过来的。您就住在东书房西边的客房里。当时,您正在思考起草那份后来成为您罪状的文件。您急需与远在他乡的朋友商量。您很神秘地告诉我,有一个软件,聊天不被监控,可以放心使用。我很惊讶您的单纯,竟然相信有如此神奇的技术。当然,出于礼貌,我还是许可您在我电脑上安装了这个神奇的软件,并让您用它与外面的朋友聊天。只是,您一离开东书房,我就将那软件删掉了。
    
    您在东书房的日子里,除了看书和写作,就是聊天。您用有些结巴但富有激情的言语,系统而清晰地讲述了您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应该说,对您的基本观点,我原则上是同意的。只是,我反复表述的一个观点是,我不喜欢那种在宏大话语下,对个体特别是当今最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无视。或者说:我从来不认同,那些希望受压迫者遭到更残酷的迫害好最后奋起革命的观点。对此,您很认真地听着和思考过。
    
    您离开东书房不久,就发表了那份给您又一次带来牢狱之灾的文件。虽然,我基本上同意您文中表述的观点,但我还是坚守不联名,没有参与其中。
    
    后来,您再一次彻底失去了自由。我当时想,我们还应该有机会再见的。直到有一天,我才有了另一种结论。那是在您获奖的那一天。当时,我同美国著名学者裴敏欣教授在社科院旁边的酒家吃饭。他在网上得知了您获奖的消息,一改以往斯文沉稳的风格,用力拍着桌子说: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机会出来了。而我却难过得泪流满面。我对惊讶不解的裴教授说:我们再见不到他了。
    
    我想,我们此生是难以再见了。无论您是否能闯过病危这一关,都是如此。事实上,见面与否,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年过半百,对人性之恶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人与事也人就看得比较淡了。人总是要死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贫民百姓,都难免会从尘世中消失。这并不可怕。只是对于您来说,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还背负着许多人的期待。这也许是件痛苦的事情。更让朋友们感到悲哀和愤怒的是,他们无视您最后的基本自由。而在我看来,无论他们如何对待您,都不应感到意外。我说过,您就是一座高山,无论多少人将您踏在脚下,都无损您的尊严与伟岸。
    
    只是,就我们而言,相识一场,此生相见无望,我又不相信有什么来世,那就在此永别吧。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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