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

刘晓波病逝:自由的探路者,专制主义的囚徒



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于本周四逝世,享年61岁。刘晓波是一位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曾守在天安门广场,军队逼近之际,救护了现场的抗议者。因为起草并传播一份呼唤民主的宣言,他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沈阳市司法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了刘晓波的死讯。刘晓波就是在沈阳的一家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

中国政府直到6月底才公布刘晓波患有肝癌,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基本医治无望。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刘晓波获得了保外就医。但即便是住进东北一家医院、面临死亡的时候,刘晓波仍被禁言,始终有人看押。他几十年来与这个专制政权的牢笼斗争,临死时仍然是它的囚徒。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直被警方软禁,并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警方不允许她就丈夫的死和迟到的癌症治疗发表言论。

刘晓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开时,刘霞在一段对朋友的简短的视频中这样描述他的情况:“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这段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

刘晓波的病况引起了朋友、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国际团体的广泛同情。在他们看来,刘晓波是一名无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导者。他是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38年在监狱医院中死亡的德国和平主义者、纳粹的敌人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来,第一位在国家监控下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人们对他病情的反应说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现居洛杉矶、一名认识刘晓波的前北京文学教授崔卫平说。“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轻人——在听说有癌症晚期患者被关押至死,都相当愤怒。”

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之后。那是一份呼吁民主、法治以及结束审查制度的大胆的请愿书。

一年后,北京一座法院审理了刘晓波的案子,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判刑。判决书引用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批评、戏谑中国政府的文章。面对沉重的判决,刘晓波回以一个对中国未来的警告。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刘晓波在一项为审判而准备的陈述中写道:“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受审当时,刘晓波已是中国最出名的异见者。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变得更加出名。当时他被关在中国东北狱中。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表彰他是“中国人权斗争最突出的象征人物。”

刘晓波无法亲自领奖,在颁奖典礼上,本该属于他的位置摆放着一张空椅子。他为审判而准备、却未被准许宣读的法庭陈述,被人代为朗读,作为他的诺贝尔演讲。

“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肉体上,晓波都与中国及其命运紧紧相连,”刘晓波去世前,澳大利亚汉学家、他的好友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颂词中这样写道。“到头来,他的言论与行动可能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在一个专制的体制里,在一个1989年以来不过是在残酷与无情之间摆动的体制里,那些言论与行动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

刘晓波对抗争和监禁毫不陌生。19551228,他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忠于共产党的大学教授,他却一生顽强执拗地与专制主义抗争。

“即使在异见者中间,他也是一名异见者,”刘晓波的友人余杰说道。他曾为刘晓波写过一部传记。余杰现居美国。

他还说道:“刘晓波愿意作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连许多民主运动中的活动人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余杰回忆了大约在1999年,他第一次与刘晓波通电话的情景:“他说,‘我已经读过你的书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评了我大约半个小时。”

20世纪80年代,刘晓波在北京作为一个严厉的文学评论家出了名,被人称为“黑马”。知识界的一致顺从让他深恶痛绝,哪怕是以改革的名义。当时,邓小平拒绝进行与经济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渐渐将重心转向政治问题。

1989年,在北京的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改革并结束政党腐败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议者。后来,他将该时间点描述为一个“转折点”——让他结束学术生涯,不可逆转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刘晓波对学生展现了无保留的同情。他最终敦促他们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校园。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共产党领导层将动用武力结束抗议活动;这时,刘晓波和他的三个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广场上一边绝食声援学生,一边劝导他们撤离。

“如果我们没有加入广场上的学生并且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资格发言,”侯德健引述了刘晓波的话。

当军队进来时,在通向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枪弹下和混乱中。但如果没有刘晓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后果可能更加惨重。63夜晚,当坦克、装甲车以及解放军官兵朝天安门方向推进合围时,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也守在广场。

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与逼近的军队协商,要求为留在广场的示威者开放一条安全的通道以便他们撤离,并说服惊慌的学生离开,避免冲突。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成河?”根据刘晓波撰写的有关1989年的回忆录,他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这样说。

“如果他没有在现场,我相信会有人死在广场上。那是他的和平主义行动,”63那晚同刘晓波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友人刘苏里表示。“晓波有一种从未消失的英雄主义情结。”

军方镇压动乱之后不久,刘晓波因支持抗议而被捕,在狱中度过了21个月。他失去了大学讲师的工作、著作被禁,共产党把他贴上煽动民运的“黑手”的标签。他随后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内的美国政府政策的行为也招来鄙视。

但他没有为此屈服。1996年,因为呼吁释放因参与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刘晓波被判处劳教三年。

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但他后来参与了公开发布这份声明之前的准备,并且让它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还在北京挨家挨户地敲门,动员知名人物签字。

这一请愿书一开始吸引了303人签字,其中包括刘晓波动员的许多中国着名作家、学者、律师和卸任官员。截至20095月,签字人数已达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顾体制内外的人,”刘晓波的朋友、同样也签署了《零八宪章》的崔卫平说: “他还把来自不同世代的反对派运动联系起来。我不认为除了刘晓波还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刘晓波和大多数其他签署者对可能受到严惩的风险不以为然。但他的妻子刘霞担心政府会严加报复。在刘晓波的审判陈述中,他感谢刘霞的“无私的爱”。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他写道:“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


身陷囹圄,声闻天下:刘晓波作品摘录

香港——中国政府试图扼杀刘晓波的声音,禁止公开出版他的作品,不允许他公开发表言论,并把他关进牢狱。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已在海外出版。它们揭示出,刘晓波是中国民主变革的坚定倡导者,他会严厉批评中国政治权威,以及颇受推崇的一些中国作家,甚至有时也严厉地批评自己。

刘于本周四逝世,在1980年代,他曾是北京一位充满激情、言辞尖刻的讲师和文学评论家。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他成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62,军方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之前的两天,刘晓波和三位朋友开始了绝食。他们宣称:

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

(英文译文选自林培瑞[Perry Link]的《没有敌人,没有仇恨》[No Enemies, No Hatred]

刘晓波是《零八宪章》宣言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它呼吁通过政治变革使中国实现民主化。这份文件最初有数百名中国知识分子签署,最终导致他于200812月被捕。20091225,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入狱11年。《零八宪章》部分节选如下: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英文版由林培瑞译)

刘晓波在审判过程中为《零八宪章》辩护,他说这份宣言准确描述了19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1958-61年的大跃进、文革,以及1989634日的天安门镇压事件。

首先,《零八宪章》指出的“人权灾难”都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事实:“反右”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大跃进”造成了上千万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国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许多人死了,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这些事实都是举世公认的“人权灾难”,确实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危机……

其次,《零八宪章》所申明的价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张,其长远目标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联邦共和国,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条,其改革方式是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这是有感于现行的跛足改革的种种弊端,要求执政党变跛足为双足,即政治与经济同步并进的均衡改革……

再次,从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里,我所表达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观点,一直是渐进、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

(英文版由“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译)

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他从探监的妻子刘霞口中获悉这一消息时,不禁失声痛哭,把这个荣誉献给1989年军事镇压期间遇害的人们。在士兵占领天安门广场期间,刘晓波曾参与谈判,让示威者得以撤退,因此被誉为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镇压过程中的流血事件导致了数百人,甚至可能有数千人遇害,这为他的思考带来一种深刻的焦点和持久的内疚感,他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一点:

是十四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

(选自《用事实推翻建立在谎言上的系统》,2003年。英文版由周杉[Eva S. Chou]译,收录于《没有敌人,没有仇恨》)

中国国有新闻媒体批评刘晓波,特别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称他在之前的写作和采访中曾有崇洋媚外的言论。1988年他接受香港《开放杂志》(Open Magazine)采访时的一段话经常被引用,香港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表示,因为这个城市在英国统治的100年期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以中国政府“需要300年的殖民”才能赶上。但在后来的作品中,他表达了进一步的想法。他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政治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一书中写道:

正因为我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批判是以对西方文化的绝对理想化为前提的。我忽略了或故意回避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弱点,甚至是我已经感觉到、意识到的弱点。这样,我就无法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对整个人类的弱点给予抨击。而只能向西方文化文明“献媚”,以一种夸张的态度来美化西方文明,同时也美化我自身,仿佛西方文化不但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是全人类的终极归宿。

(英文版由斯塔西·莫舍[Stacy Mosher]译,收录于《没有敌人,没有仇恨》)

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因为仍被监禁,所以颁奖礼上用一把空椅子来代替他。他的演讲由挪威女演员和导演丽芙·乌曼(Liv Ullmann)朗读,那是他在2009年为审判准备的声明,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刘晓波表达了对妻子刘霞的爱、对警察以及令他入狱的检察官没有敌意,以及对中国政治自由化的希望: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英文版由“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译)

【 纽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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