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1日星期一

观察站:红墙内外 北京打击山头主义这5年


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落马,引发了中国政坛不小的一场地震。针对孙政才落马的缘由,外界众说纷纭。 

目前关于孙政才落马的传闻有很多,他多次在公共场合佩戴与其薪资收入不符的名贵手表,引发个人贪腐猜测的有之,其妻胡颖涉民生银行“高官太太俱乐部”的传闻有之,孙本人或在北京任职时涉“奥运腐败”问题的怀疑有之……除了这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腐败外,孙政才最大的问题,或许是出现在政治上。 

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薄王关系、西山会、石油帮、军内私人部曲……这些名字和词汇的背后,都是一个词——“山头主义”。甚至可以说,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就是中共与长久以来存在于党内的“山头主义”作斗争的5年。 

被频繁提及的“薄王遗毒” 

自7月15日孙政才去职,陈敏尔接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重庆官场频繁召开市级重要会议,几乎均以官场表态支持陈敏尔主政重庆以及陈敏尔强调肃清“薄、王遗毒”为主题。 

对于很多不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可能会好奇,“薄王遗毒”究竟是什么?

 2012年年初, 从辽宁政坛一路追随薄熙来到重庆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因为谷开来谋杀英国人海伍德(Neil Heywood)事件,与薄熙来反目成仇,并于当年2月6日出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引爆了十八大前中国政坛的一场“大戏”。 

“薄王事件”之后,中共高层迅速对重庆政坛生态进行调整,一批曾经与薄熙来、王立军关系紧密的官员被调整、免职。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唱红打黑”政策也被叫停,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昭雪。 

5年过去了,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薄、王在重庆的政治影响力已经逐渐消弭,“去薄化”几近完成之时,2017年2月11日,中纪委巡视组在反馈“回头看”问题时,在指出重庆“党的领导弱化,担当意识不强”、“党的建设缺失”之后,突然抛出“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这一让外界诧异的说法。 

同乡同僚 异化为同党 

从2017年年初中纪委巡视组的反馈,到今天陈敏尔不断在重庆官场强调,这些迹象让外界隐约感觉到,“薄王遗毒”并非外界原来想的那么简单。

真正的“薄王遗毒”,指的是薄熙来与王立军过于密切、忽视党组织、不正常的私人关系。是地方党委书记与公安局长私人关系太过亲密,“一把手”和“刀把子”的关系“不清朗”,导致的党纪国法被置于一边的官场生态。翻看王立军的履历,他和薄熙来的密切关系从二人都在辽宁任职时就已经开始了。在薄熙来调往重庆担任市委书记之后,王立军又一路跟随前往重庆。一路走来,王立军这名公安局长不只是薄熙来在组织关系上的“下属”,而是人身依附的“家奴”。 

透过“薄王”,反观孙政才,中纪委巡视组一句清除“薄、王”遗毒不彻底,让政坛暗潮汹涌——今天重庆,谁是“薄、王”?外界目光灼灼。 

5月20日,重庆市党代会一开幕,外界就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兼任副市长的公安局长何挺没有出现。6月2月,多家媒体发现,何挺的个人简历已经从重庆市政府官网撤下。6月16日,何挺被官方宣布免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一个月之后,孙政才落马。 

今年9月满54岁的孙政才与满55岁的何挺,不但年龄相仿,而且均是山东省荣成人。他们都是2012年空降重庆,分别接替薄、王的职务,两人共事近5年。重庆官场一直有传,何挺曾多次私下吹嘘自己与孙政才私人关系密切。 

同乡、同僚,异化为同党,结为“山头”,这就是“薄王遗毒”。 

“一把手”同“刀把子”该是怎样的关系

 昨日之薄、王,今日之孙、何,两任市委书记,两任公安局长,他们背后,是作为一方大员尤其是政治局委员的党委书记,与有“刀把子”之称的公安局长之间,究竟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 

理论上,在一个健康的中共党内关系中,“集体领导制”的原则之下,地方党委书记和公安局长的工作交集,都应在党委会的组织活动范畴之中。而公安局长尤其是重庆此类直辖市的公安局长,在中国政治架构中又属于“双重领导”,既归地方党委领导,同时也要接受中央层面的公安部指挥。原因就是要保证中央不能轻易丧失对地方“武装力量”的管辖和控制。 

无论5年前的薄熙来、王立军,还是今天的孙政才、何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的关系。既不是在地方党委的组织框架内,也没有重视中央的领导,而是凭借密切的私人关系,让“刀把子”变成“一把手”的私人部曲。可以说,“薄王遗毒”是中共极端警惕的“山头主义”的一个变种。 

直面山头主义 

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所有干部都应该是党内领导层意志的无私工具。腐败尽管已经是恶劣的问题,但是它通常被断定为个人的堕落,而“山头主义”则被认为是政治破坏,危及党集中统一的基石。 

从2014年以来,“山头主义”这个曾经被中共忌讳莫深的词汇,渐渐在公开场合被指名道姓地提及。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称,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同年10月8日,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再次警告全党,“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 

而中纪委巡视组在经过5年对中国体制内所有系统进行“巡查”后,也指出山头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的一大忧患——有的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把个人等同于组织,重大决策既不科学又不民主,搞“一言堂”;有的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 

中国媒体的评论则更加直接,官媒新华社曾刊文点评,中共党内“已经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包括“领导的助手或秘书组成的‘秘书帮’,在周永康把控下的中国石油系统内步步高升的官员组成的‘石油帮’,以及将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变成了贪腐重灾区的官员组成的‘山西帮’”。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组织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深知,朋党之祸,史不绝书,如果中共不能杜绝朋党、山头、宗派,分裂崩析将从内部开始。虽然中共领导人对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一再强调,但是当下中国政坛之上,山头、宗派依旧出现死灰复燃之势。 

就以周永康一案牵扯出“石油帮”为例,以周永康、蒋洁敏、冀文林等石油系统出身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群而结党,他们的势力在鼎盛时期上至常委,下至一方诸侯,前有周永康所掌控的政法委作为保障,后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以至于一度在中国政坛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左右中国政局的方向。所波及的范围和深度,已经超出世人的想像,甚至出乎中共高层的意料。 

大盘取势,落子开局,从江胡“九龙治水”的时代一路走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强烈的“立中央,强权威”的转型。政治社会的转型,往往是“一转百转”的,涉及国家、社会、民众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这个过程必然是激烈的、痛苦的,而且转变程序必定要历时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只是一个开始,3个月之后的十九大,将是观察当下这个“习近平时代”的关键。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 ...150150925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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