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0日星期日

樊百华:初溯198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



暑假看了1989年以前《读书》的部分文章,刘晓波80年代末的绝大部分著述,这两天看到一些资料,我相信都是相关朋友看到了的,而且都是一些兄长早已亲历的、知晓的。我得首先再次承认自己的迟到与迟钝?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阅读、交往的缺乏造成的。现在的进步青年应当切记及时地阅读与交往对于快速成长的重要。

现在我还没有可能立即系统全面地整理自己的种种感想。这里只简单谈一点感想。

我首先有一个直觉:中国的自由主义早在1970年代末与1980年代初就在一些先进中间萌芽了。这部分先进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狭义民运人士一部分,例如魏京生、徐文立、刘青、任畹町、徐水良、王希哲?等等,但是他们由于70年代末行动较多,更兼牢狱与受到严格的监控,思想理论上较多开明马克思主义的羁绊,尤其是宏大体系的建构欲望(今天的徐水良、孙维邦仍抱有这样的理论志趣),自由主义的思想反倒受到较多淹没、遇到更多自我牵制,加上没有可能进入学院作必要的静修,自由主义的思想总的来说还在混沌中酝酿。但是,从行为上看,他们无疑是新时期最早的一批自由主义者?请注意:我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不是一个理念范畴。在我看来,1949年留给大陆的储安平、罗隆基们是自由主义主义者不用说了,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酋们尽管理念不尽相同,但也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者?我不认为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有什么鸿沟。甚至梁漱溟先生这样的东方主义者,我认为总的说来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像陈寅恪、钱钟书们就不是了。说简明一些,所有在行为上能够对专制全力展开抗争且不以获得权力为目的的人们,都是最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尽管中共对新时期早出道的民运人士打压最狠,今天很多人对他们的各种议论最多,而他们之间分化也最惨烈,但这些都不是我这里考虑的问题。不谈现在,曾经的他们都是最值得我尊敬的一批先行者。

民运人士之外,我以为最简明最易于认知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些独立知识分子。这批先进主要是新三界,也就是1977年到1979年考入大学的,很可能他们中的硕士研究生居多,本科生较少。1985年前后获得博士学位的也有一些。我能立即想到的名字有胡平、王军涛、陈奎德、刘晓波等等。这几十天来我的阅读主要是他们的早期文字。胡平先生1980年在北京大学发表的《竞选宣言》是他们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而刘晓波先生80年代末和他入狱以后的年代初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可以看作他们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品之一。这批经过学院静修的青年学人,一方面在政治取向上与民运人士相通,另一方面在思想风格上面基本上脱去了庞大体系的欲望,但能够在涉及的领域、课题、话题上,作出比较深入的专业的论述,自由主义精神则较为自然地灌注其中。傅国涌和我等数人合作完成的《脊梁》中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念、学识、思维风格上,基本可以看作这批学人的延续与放大。顺便说一句,基于这样的梳理,不谈1949年以前,也不谈1950年代,所谓自由主义的破题就不是1990年代末作出的,而是80年代已经作出的了。

那么,除了长期研究爱因斯坦的徐良英先生和研究法律的于浩成两位先生是两个较为特殊的先行者之外,方励之、胡绩伟、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李锐、吴祖光、郭罗基、吴江、林牧、苏绍智、王元化、严家其、阮铭、苏晓康、郑义、远志明等分布在各领域影响较大的人物,我以为1980年代的他们虽然对社会思想的实际推动最大,但他们都是开明、正直、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者,那时候他们至多与上面说到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至多只有不稳定的、多有拘束的私人交流,还谈不上有严格意义上的相同的政治取向。当然,既然苏晓康先生初以记者名世,这里就还必须说到钦本立、何家栋、张伟国、曹长青们。

这里我想初步提出来一个问题加以讨论(我还没深想),就是1980年代实际社会影响最大的这批开明道义派,今天看来当初他们最大的局限在哪里?局限当然有的,我以为要说最大的局限就是:独立的民间立场较为不足。他们或者是配合胡、赵,或者是宣扬人道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明确、突出、直截了当地鼓吹以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利为主要诉求,顽固派当初说他们是自由化,真正是冤枉,但是自由化正已经是民运人士与(尤其是)独立知识分子们的梦。如果我说的这一局限确实说对了,那么,今天看来,中国思想界最大的问题也还是这个独立民间立场不够的问题!尽管比起1980年代来已经有较大进步了,但是还是不够。对此,刘晓波先生的分析、解剖、批评是最中肯、最集中、最痛切的,而《脊梁》一书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显得不够,做得不够自省得也不够。

这里,我要首先提醒自己,中国很大,我的观察像所有观察一样,天然具有只看到名人的局限,尤其是只看到文章写得好的名人的局限。今天,人们必须学会将目光从名人身上、从文章家名人身上有所移开,否则就是狭隘、就是愚昧?就是没有彻底超出人物评价的传统巢臼,就是不懂得自由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事业这一道理!就是实际上还在翘首盼望孙中山、毛泽东等一个又一个救星。

这里,我必须呼吁中国境内外一切进步的人们:少一点再少一点宫廷政治意识,多一点再多一点民间的交流、交往、合作,要将主要精力与智慧用于发育民间社会上面,而将官方可能会出现的改革领袖当作额外的以外的收获?事实上,如果没有民间的有气魄的独立发育,官方的改革领袖也出不来,出来了也会很快被顽固派击倒。

历史无法重来一遍,但是,充分吸取历史教训却是至关紧要的。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体制内开明派就将心里对民运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的同情、理解,变成与他们的交流、交往以至合作、呼应,(迟至1989年初才因为魏京生国际声望渐隆或者其他原因,而出现了一次总算还像民间模样的联署呼吁)1989年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自由主义是不是至少会提早十几年而达成今天这样的共识局面呢?说到自由主义的实践,即使没有1990年代的出版物,著名的几大自由还是一样可以争取的嘛!今天中国的进步还不是首先要争取言论自由吗?(广义的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如果说今天的努力完全可以从SARS肆虐中国的灾难开始,那么,坚决打破言禁还不是明明白白的第一要务吗?

一开始说这两天看了一些资料,海外在讨论流亡人士回国问题,当然有意义,但是,让我愣说一句:回国问题与例如打破言禁无关。看看这两年有多少人因为言论获罪的,就不难知道了。坦率说,我还想反过来讨论出国问题呢!我希望年轻人学好合适的外语,出国越多越快越好。我就希望刘晓波等有能力去国谋生的朋友想办法出国。有了言论自由不在乎国内有哪些人,没有言论自由,大家反正是被共产党折腾一生,也意味着来去自由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的眼睛主要盯在民间方面,虽然我知道没有来自上面的努力,中国总是免不了一个灾难接一个灾难。我的意思是,中国已经发生的灾难,仅仅靠官方这样那样的开明已经无济于事了!在这个意义上,开明派的历史使命已经随1989年而去,至少怀念李慎之的人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点,除非怀念者并无李慎之的晚年情怀?这也正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原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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