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8日星期三

任协华:极端主义之后的抵抗潮流



极端主义灾难

极端主义作为历史阴影的政治延续,是以割裂人权为其进入世俗世界的手段,这种与生俱来的反人类状态所形成的政治界限,也必然因其对人性的摧毁构成政治及社会秩序的黑暗边界。极端同时也意味着对权力不加约束的扩展,并在此基础上使之成为世俗社会的宗教图腾。这种现实,不仅影响着东方大陆,也影响并覆盖着整个世界。而对于向来以自由著称的西方世界而言,极端主义正是利用了精英政客在权力场域中的视野盲点,以及日复一日膨胀的自私心理,在一夜之间迅速成为自由世界的威胁力量。这是自二次大战及冷战以来,人类历史上所面临的最近的一次意识形态灾难。

任何一种形态的极端主义,都必然地如其本质所呈现的那样,伴随着对人性的残酷摧残,以迫使人的权利降格为物的属性。与此同时,极端主义之所以具有超出当下行为边界的原因在于,极端必然要通过其暴力和恐怖的具体动作,来展示它和社会本身的逆反倾向。这种层出不穷的事件,不仅影响了欧洲、美洲,甚至也波及到了世界的其他地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极端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灾难,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所要面临的第一大灾难,而极权,即是极端主义中的一种或一类构成。

尽管在极权主义的威胁下,不难理解的是,对极权与暴政的粉饰在情绪上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将极权演述成威权,以掩盖极权的暴力本质),但是,这种粉饰却依然无法回避极权之于极端主义的催化作用,也就是说,极端主义的产生和扩大是因为存在着对政治性极权的放纵及妥协,由此,才会使得极端主义横扫全球,形成社会性创伤。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经过极端主义的蛊惑所带来的,即是对自由观念的理解日渐倾向于一种既体现于社会也体现于政治的虚无主义形态,也就是首先在思想领域内对极权产生绝望,但又不愿或不能寻求到进行拯救以恢复制度尊严的途径,从而对一切产生消极情绪。而这种经极端主义蛊惑所带来的分化,在裂变之后,布满整个社会空间,以至于迫使民主成为无法推动的政治陷阱,成为屈从于极权或暴政的淫威之下破碎的人生,并且,要指出的是,这种因极端而导致的虚无影响,是当下在产生分歧并使分歧日益加剧的人类社会的具体反映。

分歧的根源

对自由主义的指责,是因为在同一因极端极权而形成的政治序列中,无法克服并消解因虚无所带来的观念病症,从而将自身的阴影投射进对自由意识的敌意中。也就是说,虚无主义者不会对极端极权进行指责与批判,而是反戈一击,将自由意识视为自身无法逃离现世困境的天敌,而不去反思虚无的根源并不因自由主义所导致,而是恰恰相反,对极端与极权社会的宽容和纳入才是一切分歧的起点,也是一切根本的制度性偏离的事实进程。由此,无论是否要讨论极权之下有没有消极自由的权利,仍需先行确认的唯一现实是,我们不是在一个自由的边界内讨论社会与政治的双重困境,或者仅仅依靠一般性常识进行现实整体的批判与重建,而是在于,在自由缺损的当代状况下,不存在对此命题进行争论的基础。而这样的状态,同样也适宜于改良或革命的争论,甚至在此种现状下,根本就不存在“程序优于是非”的简单机械背诵,正如同中共的人大或政协会议一样,程序本身就是不正当和反人类的制度黑洞,更是极端形态的具体症状,说谁比谁更具有优先权,则既无知又可耻。

何谓反抗力量

很多人认为,在当代政治序列的形态中,社会整体尤其是大陆社会中反抗力量正处于消退的状况中,同时,也以一种臆测的心态和立场,来推测新的反抗力量并没有得到增加,而是随着更多的反抗者(力量)受到来自极权的打压和囚禁,反抗阵线也随之处于萎缩之中。这种推论,从一般角度来说,也就是,消亡替代了更新,空缺填补了断层,然而,这种仅从片面视野所给出的推断,并不符合当下全球社会整体的实际形态,因为就某种更为精确的角度而言,对反抗的定义及其作为行动的准则已经在此历史段落中得到了深入的转变和延伸,反抗并不局限于反抗本身之于政治、社会及经济领域的含义,同时,反抗也并不一定是指大规模的社会性集体行动。同时,和此推断相反,反抗阵营的队伍在实际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是,在大陆领域内,所有的一切民众皆为中共极权的另外一面,也即,反抗其实并没有呈现任何一种缩小的情势,而是,在中共的暴政本质显现之后,及中共同时与社会全体为敌的政治结构下,已经使得整个社会都卷入到反抗的序列中(既然都被中共视为敌人,难道民众还要视中共为朋友不成),甚至,也包含了从中共内部逃离出来、不甘于埋没真相的极少一部分。


这就是反抗与压迫之间最直接的关系反应,它不再是一种平面上的理论表述,而是超出于一般状况下大陆社会反抗形态的当代视野,也是区别于“底层互害”(这明显是公知替党国维稳的说辞)之后的一种真实表达。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概括为政治的不公正以及权利不平等的结果,是压迫和反抗的关系之后,穿透被隐藏的真相而提示出来的事实公理。因此,要讨论在极端主义危机中社会反抗的运动肌理,以及要探询当下社会关于未来的反抗路径的达成,则必然首先要能够超越极权与反抗的逻辑悖论,以期在更紧迫的困境中,呈现社会性反抗的整体力量和反抗深度,而不是迫于极端主义之下的心理和现实压力,无视社会抵抗中正在塑造和成形的新的反抗力量,更不能仅仅通过对社会表面现象的呈现,推测社会整体的未来趋势,从而不由自主陷入极权制造的极端社会的漩涡中。

但是同样,对整体社会反抗的力量缺乏信心,或者说缺乏必要的数据呈现,也表明了当下时代所要达成的民主转型与社会现实之间,明显地出现了不相称的形态。其中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社会虚无主义者给予反抗力量的现实压力,而是在于,民主运动因其历史的必然缺憾(对意识形态既惧怕又迷恋),由此忽视、遗忘了实现转型正义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前提,也就是,我们并非仅站在一般政治的立场,讨论民主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大陆社会已经处于被统治和奴役的困境中。立场和处境的不同,提示了转型之于民主的不同难度,表明了在全球时代中,冲破极权获取自由所必须要承担和面对的苦难、危险和误区。而无论是从虚无角度出发,或是从机会主义的心态而言,在这种被忽视的现状背后,则预示着民主思维在面对极权的不断碾压时,其实并没有做好足够充分的准备,换句话说,以貌似自由的情绪及暧昧心态讨论民主,所造成的最坏的结果就是,民主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进展,反而因为讨论而更加分裂了。

超越极端主义的蛊惑

不确认社会反抗的力量具有现代的现实意义,就无法界定大陆民主运动和自由之间的社会涵义。由此,讨论反抗的结果或形式就没有任何价值,而社会反抗的形态是无法通过书面查阅就可以得到验证的,正如同社会反抗的脉络也一样将随着现实而产生波动,尽管指责别人没有流血所以就不够民主并不一定需要自己先流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需要流血,血又是为谁而流,以及更重要的是,社会反抗并不需要以流血来验证反抗的事实和决心,否则,就一定会再次陷入政治正确的误区,而导致转型的破产和消亡。因此,在极端主义的危机下,社会反抗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当社会反抗已经超越政治正确的阴影之后,民主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承认这种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精英视野的民主力量。

现代民主再觉醒

作为社会运动的甄别体系,现代民主并非也不可能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与极端主义之中的极权形成视野同构,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要区别并分离出并不属于现代民主的意识杂质,也同时要将民主运动中所包含的观念的极端性从当代视野中剔除出去,以避免和历史上的其他社会运动一样,成为被极端主义所蛊惑的对象。以台湾为例,当有人指责台湾民众不敢流血牺牲以争取地区独立时,这样的见解其实并没有跨越极端主义的陷阱,是因为在事实上,台湾在现代世界中成为民主社会首先就是流血牺牲的现实结果,更是社会民众不间断抵抗和进取之后,由一般权力体系转向民主制度的实例。同样,即使在步入民主机制之后,台湾民众也并没有就此惧怕流血牺牲,而是一如既往在民主制度不完全成熟的情境中继续展开斗争与抵抗。

其二,相对于大陆民众而言,台湾民众所要承受的压力不仅有来自中共的,同时也要承担因残破民国而产生的历史压力,并在此艰难状况中,迈向华人世界所独有的民主性社会场域,在此双重压力和负荷下,指责台湾民众不仅毫无意义,甚至缺乏基本的道义,更何况台湾仅以孤岛之躯立足于世,能够在没有丝毫胜算的绝境中反败为胜,迈进至现代民主的进程,已是非常可贵。而这一切,如果不是台湾民众执意进取、不惧流血牺牲而达成,难道,竟然是别人拱手相让的结果。而此种类似性的思维,即是在社会运动中我们所要谨慎对待的,因无法割除极端主义的蛊惑所形成的旧民主真专制的意识障碍,是民主理性丧失并屈服于非民主思维的典型状态。而又正如我们必须要探讨何谓现代民主的当代含义一样,不逃离旧民主观念的黑洞,不超越政治正确所导致的革命幼稚病(自己都没有觉醒,却总想着要给别人启蒙),怎么可能在民主转型此一进程中达成共识和广泛的社会意愿,又怎么能以台湾为民主之光,继而奋起斗争,以独立和真实的自我,参与、步入大陆社会革命的现代秩序。尽管极端主义始终对自由意识构成压制,然而,当有更多的人真正醒来时,这种被虚无长期浸泡以至于就要腐烂的政体,一定会在大陆民众的反抗中化为泡影。而这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在时代潮流中的历史机遇,是大陆走出黑暗与泥潭的重要开始。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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