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

周永康、杨政贤:放下成见展开对话──香港民主运动的重整与出路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将可能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到访香港,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20年前,立法会“直通车”被北京阻止,民主派立法局议员全盘下马,无法直接成为特区的立法会议员,李柱铭为首的民主领袖在6月30日占据旧立法会大楼阳台外以示抗议;20年过去,面对“一国两制”的困局,自决及独立等倡议相继进入议会,北京强硬回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非建制派阵营又可以如何应对?如果不能再被动回应,非建制派又可以如何主动出击?

路,应如何走下去?

目前,非建制派似乎还未有一个明确的共识,清晰告诉同行者:路,应该如何走下去?而对中国暧昧不明的态度,一边高喊结束一党专政,一边期望中央自我约束,似乎也并非一种有意识的策略,反而只是权宜之计,避而不谈重要的议题:民主运动的目标、中国民主化的方向、一国两制的转型、自决自强的分工等。
全球形势风高浪急,由英国脱欧到美国特朗普(川普)当选,各地民粹主义抬头,到近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巴黎条约》,中国进一步进占世界霸权,配合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等策略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解读也愈来愈偏向一国压倒两制。香港在中国的诸多棋局下,确实只是其中一手棋。
观乎至此,非建制阵营进行内部重整、对话、厘清策略目标、自决自强的方向,对外在各个层面连结东南亚及全球盟友,提出反制方针,就似乎更刻不容缓。两个月前,民主党的胡志伟及公民党的杨岳桥一度提出“和解论”,惹来争议;若然曾俊华的选举确实折射出不少中产人心疲累、渴望求变的状况,而和解是方向,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和解的原则和共识应该如何达成?非建制派内部阵营不和解、不对话,又如何可能各自领军而达成民主社会的愿景?
恰恰是早一阵子,本土派的年轻领袖梁天琦提出反对派阵营应该先进行内部商讨,亦坦言希望可与不同党派对话,潜台词就是合作是必须的。但是,合作指涉的是什么?对话及商讨又是为了什么?笔者认为,对话就是重视思维上的协调:理解双方在做什么,各有什么不同的策略,但最终彼此撇开阴谋论而明白各方的策略、目标;而商讨,就是为了令各阵营在思维和策略上都能协调,慢慢理解,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进而达至分进合击的效果。
非建制阵营需要共同思索一个问题:民主运动,如何重新启动?
回忆过去以开展未来,肯定成就,避免错误,克服弱点,当属必要。然而过往一段时间,我们的反思大多聚焦在雨伞运动,而较少讨论之前长达两年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尽管“占中”有路线之争,也被批判在实践上不够民主,但其愿景及方法却发挥了黏合非建制派(纵使非建制派对如何占领、何时占领有不同意见,但非建制派的讨论都围绕着占中运动推进的,并各自结盟,在同一运动内推进;而集体公开辩论,在香港更是可贵的尝试)、促进社会内聚沟通及提出共同政治目标的功效,为其后的雨伞运动累积庞大的政治能量。以上三个特征,恰恰是现在民主运动最需要的东西。

对话与重整

眼见雨伞运动后的发展,我们更见内部对话的需要。占领后,梁振英率先煽动港独情绪进行权斗,一众左派媒体、中联办及京官操弄港独议题,不亦乐乎。非建制派表面上重组成泛民、自决派、本土派三个政治阵营,但三者却未有成熟的策略协调,或在分进合击的原则下,共同推进民主运动。结果,各阵营被“分而治之”,先后被政权以操弄法律或民意棒杀。去年立法会伊始,“青年新政”就先被政府用权术打散,加上内斗不断,本土派随即分崩离析;伴随本土派的殒落,是自决派在特首选举及 DQ 案(取消议员资格)中负隅顽抗,坚持白票抗议但被围攻成开民主倒车;当自决派及本土派被打散,唇齿相依的泛民前景亦令人相当忧心,只怕会被慢慢阴干,上一刻发还回乡证,下一刹对着人大释法或钦点特首却难以反击。
各个阵营亦都面临着政权频频拘捕控告反抗者,借司法机关之手入罪。旺角鱼蛋事件中,已有参与者被裁定有罪、入狱三年,不少人亦陆续需要上庭应讯,未来更会广及本土派的领袖黄台仰及梁天琦;而光谱另一侧的自决派及泛民领袖亦面临同样的风险,事隔两年后被政府检控其参与雨伞运动,新晋议员亦可能被 DQ。
假若缺乏道德力量统合各方,为受难者提供支援,各人独力承受检控和苦难,即象征反对阵营溃不成军,严重打击民主运动。只有非建制阵营愿意合力承担起所有参与者的压力,由检控前期、期间,以至服刑及出狱后,提供物质及精神上的援助,民主运动才能提起道德力量,以兼容并包的风气,继续走下去。承担起政治犯的前路,是非建制阵营内部各方展开内部对话的一个契机,开展民主阵营重组、重新磋商共同政治目标及策略的一种尝试。

共同政治目标

而在政治阵营的互信有待重建巩固的当下,长达两年的占中运动,其实更值得回望检视,肯定其对整合各方的尝试,并从中发掘思考及操作资源,滋养民主运动。占中的首要特色,是其政治理念催生的目标及议程,囊括了当时公民社会不少团体。和平占中信念书的宣言是:“为要唤起公民的反思和参与,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商议、公民授权和不合作运动等。我们会像传道者般,积极与不同群体进行对话,把民主普选、公平公义这些普世价值传扬给香港人,并希望他们愿意为了在香港的制度和社会落实这些价值而付出代价。”
在组织零散化、去中心化的政治浪潮中,一个清晰的政治目标变得尤其重要。占中“不合作运动”、“商议”等包容性强的政治纲领,成功鼓动各界向同一政治目标推进。泛民的民主党、公民党、工党、街工、民协去到人力、社民连,到学生组织如学联及学民,以至公民团体例如社工、教会、妇女、基层、教育界、工会、金融到媒体,前后举行了至少26个界别的商讨日。在正式商讨日以外,则是其他中型或小规模社会内部不同圈子私下的讨论及交流,促导员的培训,或与外国团体在社会运动上的交流。
以笔者当年身处的学联为例,亦因应大运动的理念,而更频繁地对内连系不同学生会,对外与不同公民组织及政党及交流。这些个人或团体性质的交流,无疑都催生了不少社运网络,一来加深了参与者的内部互信、参与深度及政治信念;二来与当时社会不同的社会运动互相呼应,如新界东北运动的抗争者同以公民抗命、堵塞的方式行动,为后来的雨伞运动提供运动基础;三来这群人都继续以不同的身份参与雨伞,或是纠察,或是物资站,或是倾计队,或是义务律师团,伞运后也开启了各种团体组团参政、重返社区的风潮。即使占中运动相当程度受占中三子牵引,但整个运动的过程,各方都有不少交锋或公开或私下的对话,推动运动发展,例如人力、社民连、学联、学民,以及不同的公民团体相继提出公民提名的理念,甚或在各自界别内举办商议日及作内部教育及动员,从舆论、参与到理念上去影响占中的发展。
 2014年6月29日,和平占中全民投票日最后一天,就三个有关政改的方案进行投票,最后总计有超过75万人参与其中。
2014年6月29日,和平占中全民投票日最后一天,就三个有关政改的方案进行投票,最后总计有超过75万人参与其中。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行动中促进互信

但更重要的,亦是占中运动第二个最显著的特质是:运动的内部互动过程中,促进了众参与者于不同场合千百万种的对话及想法。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当对话能够出现,创新的想法及契机就有可能被发现。现在的非建制派阵营,由领袖到参与者,都极需要加紧开垦栽种对话的土壤,促进有效对话的出现。诚然,对话的前提,需要充足的政治空间,令到各方可以搁下偏见,诚心聆听多方想法,由集体对话到共同思辨,修正各自盲点,尊重差异地寻求共同的愿景,理出短中长期的策略。透过对话,非建制阵营有可能重新理出自己的弱点、强项、机会及危机,让民主运动重新上路。
现在非建制派已经去到樽颈位,需要方方面面都有更紧密的目标、策略,以至资源上的分工,才能使民主运动重新上路。台湾的民进党,在2012年选举失利后,内部展开了多轮检讨,即使是对中政策,也开展了四十几场华山会议,商讨思辨前路,商议出新一波的对中政策。如果未来一国两制只会不断被冲击,非建制派不集体讨论出新的对应方法,并且巩固内部社会、经济的转型,恐怕会继续落后形势,甚为被动。
突尼西亚全国四方对话(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众政治领袖携手合作的象征性画面,事前总需要合适的对话地方,及无数台后领袖、核心参与者及大众的尝试,令到对话的政治空间出现。
突尼西亚全国四方对话平台,一个由工会、商会及民间组织主导的协商平台,成功避免阿拉伯之春后的突尼西亚陷入内战,于2015年更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较少人知道是,早于独裁者本‧阿里(班·阿里)倒台前数年,反对阵营各派系间已建立了非正式的沟通机制。笔者曾访问其中一个促进对话的学者 Dr. Radwan Masmoudi,他忆述重写新宪法时,各派系的代表都需要在同一个会议场地逗留三日,针对一条宪法反复讨论,务求充分理解对方立场而达至共识。“初时各方都心存偏见,觉得对方没可能达成共识。但经过数天的对话,大家在酒店一起游泳吃饭,代表们开始有了互信基础,促成新宪法的诞生。”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对话文化(Culture of Dialogue)已植根在突尼西亚的政治文化中,即使突尼西亚正面对青年高失业问题,社会依然能有效地纾缓冲突,不至落入埃及般的乱局。
而笔者与一些东亚的人权行动者交流时,其中一些方向,也值得与各位分享:了解自己的弱项及拉近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的团体的关系,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策略。他们一来会选定争议性相对较少的议题,例如环境议题,撮合各方,亦会连续举办工作坊及训练,让各方参与者起码认识不同派别的人,透过面对面认识各方,从而渐渐将各方敌意降低。二来,当成员自知自己的团体成员同质性高、盲点近,自然更需要邀请不同观点的人参与其中,指出他们看不见的观点。另一方面,假若他们在重大议题上裹足不前,整个团队会集体寻找一个能够思考的时间地方,集体退修十数天不等,减压之余亦寻觅出路,以令到运动在方向上有所推进,策略上能创意倍增,突破盲点。

放下执著,并肩自强

内部对话要成功,自然需要诸多技巧及文化训练;香港不需要照板煮碗,但内里的沟通核心及政治意愿却是四海通行。要问的倒是:非建制派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及决心,扭转“铺铺清”(无法延续)的情况,建立以年计的合作关系,重新论述中港关系,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通、城市、环境、能源上与民间共同实践不同的自强计划?
上述的例子,如果理顺得序,香港这个城市,本身就已经拥有不少资源去发挥其影响力。当反抗的队伍是以建设公民社会为主,立志并肩而行,尊重差异下拉近距离,我们相信其政治意愿及能量,将别开新面,为社会、社运、政坛注入重要的进步力量。但问题是:我们能否放下身段及过往的执著,为了香港的民主发展,重新出发?
(周永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设计及社会科学研究生、前学联秘书长;杨政贤,香港大学人权法硕士、民阵前召集人)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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