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6日星期二

陈大卫:应当撤销反右运动的错误结论——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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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网络图片)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其中对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做了这样的结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于这个政治性的结论,三十多年来民间早已明辨其谬误,但官方却从未更改,一些御用文人论及此事时,也都以“正确和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来为反右运动定性。

这个结论毫无事实根据。反右运动有什么正确性和必要性呢?

查考迄今为止的正式文献,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个结论的根据有二,拿这个《决议》来说,一个根据是明的,一个根据是暗的:明的是实践依据,就是《决议》里明示的向党和社会主义放肆进攻,妄图取代党的领导;暗的是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当年再三表述的,反右运动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决议》却没有提及。然而,这两个依据都是虚无的谎言。把实际生活中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实”加之于历史事件,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

作为实践依据的向党和社会主义放肆进攻,是邓小平再三坚持的滥调。他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1957年“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恰当,太重。……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思潮,是毛泽东为了坐实右派分子的罪名而捏造的谎言。当年广大群众响应共产党的“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提出一些批评建议,没有人主观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即使是许多对共产党在历史上的错误提出尖锐批评的大学生,也都怀有希望共产党改正缺点错误的期待。如有的学生在呼吁民主时,往往是提“社会主义民主”,说明他们当时的思想远未脱离社会主义的窠臼。至于“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更属子虚乌有。大学生和普通公民固不必说,就是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也未必有这般野心。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只是一个完善政治体制的建议,最多也不过是希图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权,何尝敢于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只是补台之议,为了帮助共产党弥补过去的错误,毫无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的意味。储安平的“党天下”可以说是对共产党的尖刻批评与讽刺,也和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无关。可见,所谓“妄图取代党的领导”,完全是无中生有,倒合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老话。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再三谈及的“杀气腾腾”。他除了上述1980年1月16日提出“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啊”外,在同年3月19日、3月27日的谈话里,他又一再强调“确实有人杀气腾腾”,甚至在1981年6月《决议》通过之后,他还在7月17日说起“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决议》里说的放肆进攻,主要就是指他再三强调的“杀气腾腾”。

所谓“杀气腾腾”,是本无其事的误传。在反右运动高潮期间,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在5月24日的一次发言时说:“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就很难保护我们,就可能被敌人杀掉。”经过《人民日报》和《人大周报》的逐步夸大报道,却变成了:“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邓小平说的“杀气腾腾”,就是这样演化而来的。(注)

《决议》没有写入“杀气腾腾”和此前一贯宣传的“猖狂进攻”,改用“放肆地发动进攻”。说法不同,但都是虚构的谎言,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显然是不确当的。

另一个根据《决议》没有谈到,可以说是暗藏的根据,那就是把反右运动定性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当年开展反右运动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把55万(或三百余万)公民打成右派、实行专政的政治借口,应该是肯定反右运动的准确性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但是,按照毛泽东当年的逻辑,有了反右运动,才能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形式,也是这个革命的政治思想基础;而在这个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和制度,一直延续到当代。所以,如果全盘否定反右运动,是否就意味着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思想基础,甚至摧毁目前引为自信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础?反过来说,既然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都必须坚持,那么,反右运动当然也不能否定。但是,胡耀邦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所掀起的大风大浪,使全面平反右派分子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为此,不得不在平反右派冤案和反右运动的准确性必要性之间寻求平衡,于是就有了自圆其说的“扩大化”。

然而,反右运动是如此荒谬,同时又是如此明显。若把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它的正确性必要性的根据,反而会使人们怀疑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性必要性。所以,没有把它写进《决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邓小平为什么再三再四地强调当年有人杀气腾腾,因而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推卸历史责任,二是个人性格使然。邓小平当年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反右运动的总指挥。他不负毛泽东的厚望,雷厉风行,亲上反右第一线,听取中央机关和各省市的汇报,督促催逼,耳提面命,使反右运动不断扩大,为毛泽东实现他的“阳谋”,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反右运动的罪魁祸首固然是毛泽东,但具体指挥操作的却是邓小平。他对反右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他坚持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只承认”扩大化“,那就意味着错误的只是方法问题,不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他的历史罪责。

从个人性格来看,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都具备独裁者共有的习性和风格,从不承认错误。毛泽东曾称赞邓小平是“钢铁公司“,可以所说洞烛邓小平的强硬品性。承认扩大化,那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但对自己亲手制造的反右运动,还是坚持它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绝不认错。这就邓小平!

反右运动是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错误,给中华民族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是洞若观火的历史事实。共产党仍然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这个错误结论,无异于背着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使共产党蒙羞。现在应该是放下这个包袱的时候了。36年前以虚无的正确性必要性来掩盖60年前的反右运动的错误和罪恶,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现在的领导人无需对当年的错误罪行承担责任,但却负有纠正这个错误和罪行的责任。因为你继承了他们的政治遗产,也就自然而然地背负了他们留下的历史包袱。所以,承认反右运动的历史罪责,取消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这个错误结论,是当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做到了这一点,就放下了历史遗留下的包袱,洗刷了身上的这个历史污垢。不知道当政者是否能够作出明智的抉择?
                 
2017年5月16日

注:葛佩琦于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被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参加共产党,受派进入国军,官至少将,做了大量情报工作。1947年因联系人被捕,断了同党组织的联系。北京解放后经过学习,被分配到人民大学教物理。他多次要求恢复党籍,没有结果。1957年他在人民大学党委的再三动员下,5月24日勉强做了发言。两天后《人民日报》报道人大鸣放的消息,竟把他的话改为:“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它。”27日的《人大周报》发表的报道也是:“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篡改了的葛佩琦发言,除重复前面的谎言外,还在发言最后加上:“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

这些肆意捏造的谎话,在全国掀起共讨同诛的大批判,给葛佩琦带来巨大的灾难,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获特赦出狱,1980年获平反,1983年恢复党籍,1987年被定为教授,1993年在北京去世。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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