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5日星期一

天安门母亲徐珏:没有名字的墓碑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右)与徐珏悼念遇难的儿子。(吴卫东提供,拍摄时间不详)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右)与徐珏悼念遇难的儿子。(吴卫东提供,拍摄时间不详)


在北京,部分天安门母亲成员及六四死难者家属,周日(4日)早上由公安车辆接载,到安放死难者遗骸的万安公墓拜祭;他们在便衣监视下祭奠,但没有受到干预。而公墓的保安明显加强,大批公安及便衣人员在大闸外把守,有工作人员指墓园里面正在施工不会开放。天安门母亲早前发出的六四祭文,提及个多月前逝世的成员徐珏,她的儿子指在母亲病逝后,警方阻止为她立下有名字的墓碑。(吴亦桐 / 戴维森 报道)
天安门母亲在周四(1日)发放28周年祭文,再次要求当局公布真相、向死难者家属赔偿,以及问责屠城凶手;祭文重申六四惨案是政府对人民的罪行。
祭文特别提到在4月24日因病离世的成员徐珏,徐珏之儿子吴向东在1989年6月3日夜晚,遭戒严部队射杀。徐珏生前曾表示,活著的难属会肩负追究屠城责任。这位在伤痛与磨难之中,坚持要中共当局有个说法的母亲,终未达成夙愿而抱憾离世。
吴向东在1989年时只得21岁,当时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亦是北京仪器仪表职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3年级学生。他在89民运爆发后立即投入其中,并组织工运等。他的弟弟吴卫东指,哥哥6月3日晚再次走上长安街之后,再没有返家。
吴卫东说:当天晚上(1989年6月3日)10点多就听到枪声,第2天早上就听到传闻,我父母2个人就直接去医院找啊。我们判断当时他被子弹打到后还有意识,送到医院后还是清醒的,他就在一个钱币上写了工作单位的位址,他其实是不想让家里人紧张。当时1个年轻人就把资讯送到单位去了,单位那天完全没有人。等于6月4号晚上才在医院里发现(死亡)名单,当时我妈妈的回忆录写得比较清楚,顶多是想到受伤或被抓进去,但我哥自己是想到的,他把遗书都写好了。
在当局宣布北京戒严后的第2天(1989年5月21日),吴向东写下1封遗书给父母、弟弟和女友小琪;他表示政府已通知学联在当晚镇压学生,他已经做好和学生一齐的准备,为了民主自由,即使死去亦在所不惜。
徐珏曾指出,6月4日凌晨,徐珏与丈夫骑著单车到天安门广场寻找彻夜未归的儿子,看到长安街上血迹斑斑,有受伤的学生,也有被坦克压扁的学生……他们到各间医院寻找,后来看到儿子出现在死亡名单。医生悄悄透露当局不允许他们抢救受伤学生,还命令戒严军队来抢夺遗体。在众人的帮助下,徐珏冒险取回儿子的遗体火化。
吴卫东表示,过程中有一个动人的细节,徐珏与丈夫在寻找吴向东的时候,
将哥哥所养的小白猫放在单车的箩内,到复兴门桥时,小白猫发狂般的跳下单车,悲叫及嗅闻桥面,令徐珏确定吴向东遇难的位置,也是她生前每到六四时悄悄祭奠儿子的地方。
天安门母亲多位成员相继离世,在生者亦体弱多病或渐渐老去,诉求一直石沉大海。吴卫东批评,当局一直不欲面对六四问题。
吴卫东说:肯定是想让事情拖著,不了了之这种的,没有敢于说把国家命运敢担起来的领导人;经济虽然发展了,但是这个问题积累到后面只会愈来愈多。
旅德学者、《欧华导报》总编钱跃君曾持续发起援助天安门母亲行动,他对本台表示,六四后的历任中共领导人,将六四问题丢给下一任领导者,试图让历史真相淡化甚至消失。
钱跃君说:现在中共当局为了逃脱他们的历史罪责,始终用拖延的手段。我们愿意继续与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死难家属的声援,同时也是对践踏人权的中共当局的压力。
吴卫东又指,母亲临终时要求日后中共对六四的处理及问责,要向她交代。徐珏去世后,吴卫东为母亲举行的追思会遭到警察的阻拦,其后警察更干预为徐珏立碑。警方要求不得为徐珏单独立碑及刻上文字,否则会将其父亲的墓碑推倒。他的父亲吴学汉早年逝世时,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人曾为他写下1首诗刻在墓碑上,隐含“八九六四”的内容;吴卫东暂时唯有放弃立碑。
吴卫东说:她(徐珏)到最后眼睛也闭不上,心里头这个事情(六四)对她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吧。(警察)开始说不让我办追悼会,警方后面也给我找麻烦,墓碑上的事情,我母亲等于(在墓碑)没有名字,等以后有机会时我再把她的名字加上去。
吴卫东认为,哥哥所处的“八九”一代人,他们的理想坚定。但28年间,中共当局刻意封禁历史的同时,很多公众对这段历史,或者会选择遗忘。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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