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2日星期四

綦彦臣:基于权益自然的反国内殖民主义



引言:在概念之外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殖民主义是产生「文化净值」的政治活动,尽管诸多国家案例不乏控述性描述。直到现在,有的拉美国家仍把自己的落后根源归因于殖民历史——即便它不是落后的全部原因,也是主要的部分。有趣的是,落后根源归咎于殖民主义的话语系统特别注意采用新殖民主义「制式」,即是说从文化上说事。

众所周知,新殖民主义的最大功能就是文化融整。即便最泛化的政治学诠释也不否认这一点,其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中共国家知识精英经历知识更新,认识到新殖民主义的文化功能,指曰:「在文化上,在这些国家设立宣传、教育等机构,进行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腐蚀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与革命意志。」【注一】时过三十余年,无须指责彼时的知识粗糙。应当指出的是:中共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制式」话语,一方面代表了它对内殖民的愿望即用非传统主义来造就「新世界」(首先立足实控政治治域),另一方面也表明它未能在人类文明史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依此种逻辑来实现「新世界」理想是知识上无可能之一种。

一、英印历史:殖民者为什么积极支持殖民地独立?

之于文化受殖民成功的国家案例可以举出印度,尽管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那里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印度,领导独立运动的伟大领袖(Mahatma)甘地(Gandhi),既有选择殖民者的设想(「作为非暴力的抵抗者,我发现我(在布尔共和国)无法得到像在英帝国中的那么多自由」【注二】,一九一五),也认为好的殖民者是最好的合作者,以致与之共同对敌(「如果英国失败了,我们向谁去要求平等的合作关系」【注三】,一九一八)。有这两条历史言论,甘地在另一层意义上大像中国历史上的秦桧(符号),它有着另一层的真实。忽略这点等于肢解历史。而甘地在印度现代史上的思想表现,完全不可能让他被污为「印度的秦桧」,尽管在中国「还原秦桧」往往被痛斥为「给秦桧平反」——这由最近一部热门电视剧的相关情节引起了必要的关注【注四】。简单一些,甘地的立场得益于殖民者的优秀思维。

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任过印度总督的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五九)就支持印度独立,原因则是「随着科学、现代医学、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等不列颠文化渗透到民众中,民众就会燃起独立的期望」【注五】。当然,支持印度独立的英国政治人物并非麦考莱一人,在汉南的历史著作中还提到「激进参议员」罗巴克(一八四九)、托利党人米尔斯(一八五六)。前者说「每一个殖民地都应当被我们视为注定要独立的国家」【注六】,后者说「母邦应最大限度地提供一切帮助,授权他们自我管理,并最终帮助他们的独立」【注七】。麦考莱的预见在八十年后成为甘地的现实政治主张,这说明一个好的殖民体系不管其新旧,最终是以文化认同为成功的,以国族独立(或曰政治治域细分)为道德自新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内在逻辑,新殖民主义的文化特征远强于经济与军事的特征。

在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不成功的殖民主义就是没有争取到被殖民群体的文化认同。不认同的原因有可能是:(一)殖民者的文化太粗劣;(二)被殖民者的传统太顽强;(三)前两者兼有之。然而,在对内殖民成为非民主制度国族的暨定政治现实之后,上面的第一项成为「唯一选项」。换言之,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国内殖民主义者首先面临的不是政治合法性,而是文化正当性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共国家的统治集团借助马列主义之思想殖民工具获得政权后,却陷入了意识形态全面失败困境。拯之以经济绩效合法性效果不彰,转而向民族主义退守;向民族主义退守过程中,个体自主炽盛非常。这是中共国家始料未及的,或者说这种知识上无可能让它陷入文化无奈。尽管西方观察家未曾使用「环境绩效」与「环境绩效合法性」之类的词汇,它们只是我为表述方便而临时创制,但是,现实政治确为以环境绩效来维持的短期均衡,至少它是经济绩效合法性的替代品。
无论是现实货物还是精神产品(观念科学「货物」)都存在替代品。从纯理论角度讲,拉美的殖民政治与印度的殖民政治是可以互为替代的。在中共国家,环境绩效替代了经济绩效虽然是短期均衡现象,但它也是寻求文化正当性的一个环节,尽管这个寻求的宿命是再一次的知识上无可能。当然,作为狭义到发展经济学之内的对策,这个短期均衡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外部评价比较公平,即如「减少污染,而非保持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关键」【注八】。在另一端,整个社会的公平性进一步下降,权益自然在林林总总的政治口号里面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如同「环境绩效」是我创制的概念,「权益自然」仍然是之。它较狭义地表示为:哪怕在一个相对坏的法律体系里面,成文法中的个体权利条款只要得到不是完全相反的解释与施行,就算有一个自然化的权利状态。比如说,司法人员不能在个案上以政治敏感为主,压制或诱导性淡化权利诉求者的愿望。

二、智能无限:中共国家为什么会有新的吃饭问题?

在最近的一个咨询性案例中,我指出:「司法从业人员的高度政治敏感,大大降低了职业水准。」【注九】更具体的细节至少有三处表明涉及严格的个人权利项目,公权力机关在玩弄法律:第一,派出所许重诺而不兑现;第二,两级检察院办案均不细;第三,一份二审判决一年送达【注十】。需要说明的是:在维稳作为政治正确的巨大压力下,公权力人员不得不降低职业水准,因此,玩法作为普遍现象在更多的情况下,不能归咎于具体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涉及司法个案的简要情况,说明:其一,中共国家是古典的殖民主义统治体,这种古典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人的权益自然无法实现;其二,在文化层面上,中共国家力图将压力型政治长期化、固态化,将维护个体权利的行为视作敌对。后一项实则对内新殖民主义的失败,因为它无从争取公众的文化认同,也即殖民者未能实现文化融整。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共国家的政治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助益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另一方面能为全球「国内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研究开拓视野。
在全球性的政治研究中,「国内殖民主义」的理论特征是「核心地区是国家文化生活的中心,以及政府所采取的那些强制性措施——诸如把边缘地区居民的身份作为剥夺公民权的标记」【注十一】。显然,中共国家核心区域与非核心区域的区分以及由此区分而产生的权利差异,是持续存在的。比如,高考的不同地区分数线(北京市明显低于其他省份)、农民工孩子的大城市入学歧视、异见人士组织学术社团受禁等;再比如,对少数民族的有意识诋毁构成褊狭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至少「切糕党」一词在网络词库与地方小网站上出现表现了这一点【注十二】。关于后一点,应当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关注点,也是转型成功后需要谨慎与良心对待的重大现实问题。由于它超乎本文主题,不再展开,容有专题论述。

迄今为止,中共国家较为成功的国内殖民主义策略是高考政策,它既吸纳了传统政治的科举内核,又减低了阶层间的起点不公平,尽管还存在核心区域与非核心区域的分数线差别。但是,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凭通胀,个性化教育成为必然,它也构成了权益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且不论个性化教育是否成为政策可能,仅就政治思维而言,中共国家制度体制也不会允许出现规模性有自选课本能力的学习群体。消除这个状况,出现大规模具有自选课本能力的学习群体,应当是中国社会民主转型成功之后的事情。

从纯粹的就业理论角度讲,在未来(或许只是五年时间)出现「中国要去掉二点五亿个就业岗位」【注十三】的情形,意味着广义化权益自然将会受到严重损害。通俗地说,吃饭问题可视为最广义的权益自然。而在国内殖民无法成功的情况下,中共国家可以用生存权作说辞,向国际社会申明:高压政治,维持稳定,旨在保护治域内的所有人无吃饭问题之虞。今天,在可预测的短时间内,不惟吃饭问题与环保绩效必将发生冲突,而且,它将与现存制度发生严重的伦理抵牾!这种抵牾会随着时间推进而固化,甚至可以设想一个无转型的社会莫名其妙解体(如同机械疲劳)。预测性的二点五亿个就业岗位丧失只是第一层面现象,而且,它有可弥补的机会。比如说,全科医生成为热门职业,与此相类比,全能写手也会出现——领域在社会杂闻、时政热点方面的杂志需要这样的作者,以便节省大量的编辑时间。但是,科技的无限性会带来更复杂的问题,其如在就业方面的定向培训(学习)既可能是自选课本,更可能是没有课本。当然,后者更可能是本世纪下半叶的事情,最可观(想象)的是人工智能「到二〇五三年能够实施外科手术」【注十四】。面对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中共国家的制度体系不可能解决这个过程中的吃饭问题,它会因全面性的反独立(尤其反对人的个体思想独立)而制造出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三、国家设租:人民腐败为什么会成为文化常态?

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是确保权力体系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到目前为止,中共国家的制度体系是全球所有制度种类中权力要素最强的。非概括而点式说明的指涉有扶贫的恩典性(而隐去贫困形成的国内殖民主义原因),以及,国家设租导致人民腐败,以致它是新的文化特征。即使民主转型发生,转型成功后,清除人民腐败仍是巨大的社会项目。以实证观察到的扶贫恩典性在于这个国家善事被高度宣扬,而在恩典分派当中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微腐败」。比如说,「在实施精准扶贫养牛项目中,梨树村有二十三户农户将喂养的四十七头牛挂靠在二十四户贫困户名下,违规套取扶贫补助金十六点五万元,村委会主任等村组干部以及(支书)高元建的父亲均参与其中」【注十五】。这里面,二十三户的挂靠行为是人民腐败掉的表现,而在人民腐败掉的背后更是国家将恩典设为一种租。

「国家设租」的说法比较理论化,但它所收取的租一般不是经济利益,一层是权力要素的维系,一层是文化认同的争取。尽管在中共国家中,这两层都无法收到终极效果而助长了人民的进一步腐败,但是在发生学上,国家设租有其来源。市场逻辑告诉人们:经济活动本质上可描述为创租活动(rentcreation)【注十六】,有租收入必然引起涌入效应,其结果是该市场中的「产品价格降低,超额利润(租)渐渐消失」【注十七】。这也是社会经济总体均衡的一个侧面表现。那么,作为总体均衡市场的分域政治市场不但具有租特性,而且,它具有固化倾向。在封建王朝政治活动里,固定租实现颇多,其如官僚体系的荫补制度以及其他特权。到了现代社会,所有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政治实体也有使国家设租固化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社会中权益自然倾向随着技术进步而扩展(其如从吃饭自由到上网自由),政治市场也会出现涌入效应。

政治市场的涌入效应之后果是官员腐败。或者说,国家设租在狭义上是争取文化认同与维护权力要素而不在于经济收入,那么,作为政治市场上活动者的官员相当于经济活动中的经理人与推销员,他们会将国家设租转为自己现实的经济利益,其如就业特权,以致在形成违纪案件时他们敢于销毁电脑硬盘【注十八】。高频率警察犯罪是国家设租的典型后果,它对人民腐败有很强烈的示范作用。一个职级并不高的交警队长因婚外情被敲诈百万元的社会奇闻【注十九】,与一个低阶公安局长在澳洲为两个女儿买房【注二十】之现实行为,从心理上对普通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后者在痛骂腐败之时,也对前者艳羡不已。因此,人民腐败掉的现象似有可谅之处,因为人民的心理是「贪官一拿就是几百万乃至上亿,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沾点儿公厕纸」【注二十一】。简言之,人民腐败掉是中共国家国内殖民的文化后果,而官员腐败则是国家设租的代价。没有国家设租,中共国家制度就无法运行;而反腐之所以终极不可能,是因国家设租乃政治腐败的根源。

国家设租的政治腐败后果并不因一项具体设租消失而消失,相反,原为具体政治腐败的行为会扩散为大量政治腐败行为。比如说,高考恢复使推荐型的大学准进消失,但「根本没有标准,全凭领导一句话」【注二十二;李强,二〇一七】的推荐必然产生出知识载体,哪怕载体的知识再烂、再伪。结果,那些载体于今一变为各层级政治领袖。可以逻辑性地理解李强的言论,是对习近平的不服,但习近平正是国家设租的政治腐败最大受益者。

结语:核心即殖民

仅限于过来的政治腐败受益而成为国家元首也就罢了,但由于精确知识严重不足与非精确知识滥用,一方面出现「宽衣」之误,另一方面形成中共党权系统的内部殖民。因为一个政治组织权力系统分为核心人物单数与非核心复数,与一个国家治域分为核心区域与非要核心区域的国内殖民主义,在本质上无差异。这种现代政治学的无知源于对传统古典治术偏爱,其如「宽衣」本为「宽农」的描述之后还有「昭旧族,爱亲戚」、「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注二十三】政治设计。

彼时,虽无「国内殖民主义」概念,但晋文公的那套政策放到今天,是非常明晰的「党内殖民」。昭爱之论,就是在单数核心周围建立赏功购忠的小团伙;姬异之分,就是「革命血缘」与「非革命血缘」的构成差别。所以说,于今推动中国社会向民主转型,一个十分重要的抉择就是反对国内殖民主义,并且,连带它的封建主义根源也要反对掉。

注释部分:

[]参见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册,各册单另页码),第六十七页(〈新殖民主义〉词条,第六十七至第六十八页);许编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四次印刷)。

[][]参见汉南(Daniel Hennan)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汉译本,徐爽译),第三百一十五页;徐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

[]参见我的时政评论文章《历史思维浅层化产生愚知》,载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第三百一十页。

[][],第二百七十六页。

[][],第二百七十七页。

[]参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文章《中国改变优先项意味着终结刺激做法》(作者:保罗·霍奇斯、丹尼尔·布洛凯·范舍尔廷加);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六月七日译介,《中国不再靠「强刺激」推动经济》,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参见我的博文《对杨晓飞猜测写材料人有「鼓动」意图的简单回应》,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七年六月四日。

[]参见我的时政评论文章《玩法有术:农村夫妇遭遇隐形侵权侧记》,载于《参与》网刊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十一]参见波格丹诺(Vernon Bogdanor)《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主编),第三百一十六页(<国内殖民主义>词条);邓编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十二]参见网易号·献县资讯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消息《「切糕党」终于滚出献县啦!据悉已去往泊头!泊头的注意啦!》(记者未详)
对于这则消息,我经过实地勘查并购买新疆人的切糕(一种手工制糖),发现(一)消息配图是从百度百科〈切糕党〉词条直接转来的,即没有任何在献县的现场拍摄;(二)固然新疆人标示「六块钱一两」而非一斤是销售策略,但最终发生争执多是由于汉人购买者的粗心引起;(三)如果「切糕党」现象确属违法经营,那么,所到地行政机构理应禁限,但事实上没任何禁限,只有献县资讯(也包括大一点的沧州资讯)之攻讦。

[十三]参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文章《我们对颠覆就业市场的科技革命严重缺乏准备》(作者: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集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韦尔);同[]报(非译介)五月三十日,《科技革命颠覆就业令人惊慌》,第七版〈科技前沿〉。

[十四]参见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文章《人工智能会接管吗?专家称到二〇六〇年人工智能将在所有工作上胜过人类》(作者:瑞安·博尔顿);同[]译介报六月四日,《二〇六〇年人工智能有望胜过人类》,第七版〈科技前沿〉。

[十五]参见中国青年网·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六月四日转刊新华社消息《变着花样「偷吃」扶贫款,贵州兴义多名干部被处分》(记者:王新明)。与新华社报道的情况相印证,网易·沧州版块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称「沧州通报八起『微腐败』典型案例」。其中,有三起是乡村党权分子单独或带头犯下的。乡村党权分子虽居于身份区域的高端,但社会阶层仍是人民,他们的腐败仍是人民腐败的一部分。

[十六][十七]参见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各集单另页码),第一百四十二页(陆丁〈寻租理论〉,第一百三十九至第一百六十七页);汤茅编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

[十八][十五]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转刊河南省公安厅消息《河南通报:鹿邑公安局一个领导女儿「七岁上警校」 有六个假户口》(记者未详)。

[十九]参见合肥网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报道《合肥交警队原支队长宋美华被人敲诈一百万敲诈人系其情妇的哥哥》(记者:刘忠玉、赵黎)。

[二十]参见今日澳洲网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八日消息《中国警界巨贪王俊仁涉案金额惊人 新州为两女买楼及购房套路悉数曝光》(记者未详)。
  
[二十一]参见我的时政评论文章《「人民」已经腐败掉了》,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七年五月号。

[二十二]参见中国之声网·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六月四日访谈录《专家:恢复高考四十年最大社会意义是抵制「走后门」》(受访者: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强)。

[二十三]参见陈桐生译注《国语》,第四百一十一页(〈晋语四·文公修内政纳襄王〉,第四百一十一至第四百一十五页);陈注版本:中华书局,二〇一六。「宽农」全句(本身作为经济政策)是:「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此外,给《国语》的每一章加小标题是吴绍烈等人一九七八年所为(参见陈注版本〈前言〉,第九页,与正文单另页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目录学与文献学贡献,不仅能使研究者「以人找事」,也能使研究者「以事找人」,以及做相关国同一事例表述差异之比较。最后一项与基督教史上的同观福音可相类比,即一事记之细节不同,但所述道理一致。具体如〈吴语·句践灭吴夫差自杀〉记吴越两王谈判为使者互传信息(正文,第七百页),而〈越语下·范蠡谏勿许吴成卒灭吴〉记为谈判发生在吴王孙雒、越重臣范蠡之间(同上,第七百五十二页)。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