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4日星期日

闵良臣:中国知识分子灾难由崇拜领袖而生——“阳谋”还是“反复无常”(下)



领袖已不怕“新中国”知识分子

首先,毛泽东不怕。当然,在延安他不会这样说,在西柏坡他也不会这样说。但在政权刚刚巩固后的1951年底,他就迫不及待在全国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直言不讳地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⑺。而况此时已到了1957年,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后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可以说,毛泽东此后的一些举动,包括头脑发热搞“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包括庐山会议上将如实反映民情的彭德怀踢下去,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这“不怕”作的怪。一个人只有“不怕”,才有可能胡作非为,而作为原本就缺乏民主传统这样一个社会中的领袖人物,一旦“不怕”起来,那社会是要遭殃的。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记着数不清的例子,而在华夏尤甚。难怪邓小平后来曾这样说道:“文革这样的事在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在中国发生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此时,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他已坐稳江山,除了极少数内心顽固分子外,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几乎全都归顺了这个新生的政权,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打心眼里拥护。当然,毛泽东的这种感觉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数年前就有了。这在梁漱溟先生的一篇回忆中应该可以得到证实:“一九五O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当时无数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只有梁漱溟先生是个异数,他才紧接着说:“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的。”⑻尽管事实证明,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探索,因此,没有什么人什么组织什么派别可以让一群人乃至一个民族永远跟着走,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永远跟着毛泽东走”却是天经地义的。而毛泽东,也更是有这样的自信。

这无论是在进入1957年3月之前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演讲,还是4月上旬连续三天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汇报时的谈话,都可以得到印证。当然,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就像一位美国人说的一样,毛泽东“他本能地懂得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对必然性和权威的怀念”⑼。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演讲了被称作“光辉哲学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演讲,后经毛泽东多次修订,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这次演讲的之“五”中,毛泽东专门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有什么“问题”呢?概括地说,就是“适应”和“改造”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那些知识分子,在要他们为新社会服务时,这些人就会存在着“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第384页)。毛泽东虽然承认“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同上)。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其中要求知识分子要“适应”和“改造”,也就是扼杀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文章,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居然还是令不少知识分子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在下面提到的杭州汇报和谈话的具体细节中我们将会看到。这里先按下不说。

那么,鲁迅算不算“旧知识分子”,当然算。可以说,以毛泽东的观点,所有来自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都是旧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后来已经跑到解放区的那些知识分子(只是不知毛是否也会把自己算作旧知识分子)。这样,鲁迅作为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如果活到毛泽东领导下的“新社会”,自然也在“适应”尤其是“改造”之列。当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也讲了许多鼓舞知识分子人心的话。这里可以作个比较。毛泽东谈“知识分子问题”这一章,不过1500字,而在后面之“八”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章中,讲了足足有4500字。尤其是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使文化繁荣的方针,并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88页)可以去想,当时的五百多万知识分子,当他们听到和看到“伟大领袖”提出的这八个大字时,该是怎样地激动,是何等地欢欣鼓舞,说不准这些人就认定那两千多年前出现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场面就要在“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再度出现哩!

知识分子与民主派高兴得太早了

要命的是,知识分子的这种兴奋劲很快就传到了毛的耳朵里,给他增添了底气,壮了胆子,甚至可以推测,极有可能为毛泽东后来的所作所为鼓了信心。如果再认真一点,说不准后来大陆能那样一次次搞起残酷对待知识分子的运动,与知识分子自身的这种“兴奋劲”有极大关系。说到这里,不免想起二十世纪那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在1930年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我的信仰》,其中有这么两句话:“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大约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当时并未广为流传,至少尚未流传到中国,或说没有在知识分子的心中扎下根来,因而不幸的是,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硬是让毛泽东“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可以说,随后的一切大的政治灾难皆由此而生。

我们从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1949~1976年的《毛泽东传》中可以看到,在杭州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得知,他作于二月下旬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传达后,虽然也有少数人说这是“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汇报),但毕竟“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吕志先的汇报)。毛泽东听了吕志先的这句汇报,问了一句:“党外兴奋,党内呢?”除此之外,可以说是甚至还有兴奋得忘了形的身为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比如,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刘子见向毛汇报说:“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⑽我们知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哪怕是到了1957年,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还是“党外人士”,而吕志先这里说的“党外人士”和刘子见说的“民主党派”,其实可说都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现在既然包括民主党派的党外人士,对他毛泽东的讲话都很兴奋,说明他毛泽东是受到知识分子或叫包括民主党派的一切党外人士拥护的,甚至毛泽东对这种党外人士也即知识分子对他拥护的信心超过了党内,且已经感觉到:“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⑾。所以说,毛泽东当时肯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可怕的。甚至可以说,这次四省一市的汇报,只是更加增强了毛泽东不怕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心,又多一次证明他毛泽东的伟大。英国已故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在他的《自传》篇里说过这么一句话:“如假定了A先生一向是错的,就像假定他一向是对的,是同样的糟”⑿。反之亦然。

曾几何时,几年前在那次与梁漱溟的“交锋”中,毛泽东就已经体会到了民心完全是向着他一边的,即使梁漱溟是在为中国苦难的农民说话,却没有人相信梁而只相信领袖相信“大救星”。这里插一句,在这一点上,若是认真起来,讲毛泽东愧对中国农民,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分歧。且不说中共第一块较大的红色根据地就是他自己建立在属于乡下的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也是以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所取得的,更不说1949年前我们的“子弟兵”大都来自农村穷苦人家,就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三大战役,没有根据地(而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全是在农村)人民的支持,也不可想象。难怪陈毅元帅曾经这样说过,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然而,伟大领袖当时太想建设城市太想发展城市的工业了,于是不顾一切地采取“剪刀差”形式,不仅长期、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广大农民的物质利益,还由于城乡户籍的二元结构,给他们几代人的精神带来了极大创伤。

其次,会不会是毛泽东借这样的机会有意隐约地要传达他的什么思想信息呢?现在无论从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以及不久四省一市宣传部门的官员在杭州向他老人家作汇报时的谈话来看,都让人看不出紧随其后他会有那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作,夸张点说,几乎是一夜之间将几十万知识分子都划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自然,也划到了他毛泽东的对立面。还拿他在杭州这个被称作“毛泽东在反右前夕的一次谈话”来说,我们从谈话中看不出毛泽东有想“引蛇出洞”的先兆。就是把其中最含有“巧言”或说是“欺诈”的话找出来,也不能说这就是毛泽东已经想“打右派”的证明。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向毛泽东汇报,说“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时,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而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在说了“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之后,紧接着就承认,“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385页)可事实上呢,不是不生气,而是一批评,就生气,而且连一年半载都没让知识分子“看”,就把人家划归了另类。更没有避免伤人,而是伤得更狠。尤其解释不通的是,一边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经过他毛泽东多次修订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一边在此前后却又连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组织力量反击右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等文章,开始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组织力量”,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打右派很可能与毛的希望落空有关

现在公认六十年前的1957年是个“阳谋”年。但就我所看到的文字,这个“阳谋”也很有意思,如果不是从“后果”来看,恐怕谁都不能说是早就预设的,而是要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表现”,看他们的“适应”和“改造”。后来,根据下面送上来的汇报,一天“反动”一天,领袖这才醒悟到:这些人还是并没有“适应”也没有“改造”过来,因此,是不能给他们以自由、民主的权利的,否则,就有可能坏大事。自然,这所坏的“大事”大到什么地步,恐怕连他毛泽东当时也难以估计,或说也不愿意去估计,不屑去估计。秀才造反,三年难成,他毛泽东岂能不知!

这样说,自然只是本人一个推断。可当十余年前去北京并得到一本上面已经提到的美国人写的《毛泽东》后,发现自己的推断与那位美国人的说法颇有些相近。据说当1956年出现匈牙利事件及苏联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就想避免此类事在中国发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时并未把匈牙利事件归咎于“反革命分子”,而只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因而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才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了这样几句话:“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368页)可他没有想到,“广大人民群众”懂得的,知识分子未必认可。《毛泽东》的作者说:1957年春,当“百花”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全部政策的基础就在于他相信中国的人民群众(自然也包括那些知识分子)懂得他给他们自由的限度。“确切地说,毛的想法是,马克思主义既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形式,那么如果在一定范围内鼓励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进行辩论,最终定会使马克思主义战胜其它一切思想。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有助于教育非党知识分子、作家和干部,并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最近的将来,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即使部分是错误的,也会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立场。”⒀而况毛泽东说过:“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391页)

然而,“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并没有满足于批评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毛于是强调他公式的另外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国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暴乱,与其说他强调自由,不如说他强调纪律,与其说他强调用消灭当局弊病的方法来‘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还不如说他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⒁这样,“1957年初开始进行的‘整风运动’,原来是针对党和国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的,后来就转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激烈运动了。”⒂而这种作风,在毛的身上也不只一次地体现出来,后来“文化大革命”就又一次地证明了:“毛本人一开始很可能认为,靠1965年下半年开始的传统式整风运动就能强制推行他的意志,但当事实证明,反对派远比他想象的要广泛和强大时,他就只好诉诸于更激烈的措施了。”⒃

当然,也还有一个似乎是更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名篇《君主论》中所说的几句话:“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必要在遵守信义不但于己不利,而且那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已不存在的情况下还去遵守信义。……而且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来掩饰其背信弃义。”⒄又说,“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要安全得多。……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似乎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更少顾虑,因为爱戴是靠恩惠这条纽带维系,而人性的恶劣,可以使他在任何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将它一刀两断;畏惧则不同,人们会因为惧怕遭到惩罚而不得不对你有所顾忌。”⒅而毛泽东却显然是既要知识分子爱戴他又要知识分子畏惧他,并且两者兼顾,还真的都做到了。

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创造的又一个“奇迹”,完全可与他领导一群人推翻蒋家王朝“相媲美”。
                      
注释:

⑴⑹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969页。

⑵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460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版。

⑶⑸分别引自韦君宜《思痛录》第55、第4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⑺见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⑻见《梁漱溟全集》卷七,320页

⑼⒀⒁⒂⒃【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第236、第254、第254~255、第255、第29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⑽⑾均转引自2004年5月28日上海《报刊文摘》第3版。
   
⑿《罗素文集》第三卷第52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⒄⒅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第100页。

20175月定稿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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