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日星期六

六四亲历者:我经历的天安门事件




对于六四,整整几代人都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绝食抗议者,高举火炬的民主女神像,人民大会堂外请愿的下跪学生,在长安街上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车队的王维林… 但是,除了这些集体记忆之外,我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特的记忆片段。这些记忆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永远抹不去的深深刻痕。您有关六四的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下面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他们的记忆。
这四位嘉宾分别是:网上杂志“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女士;华盛顿养老基金审计师李恒青先生;全美学自联理事,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女士;北京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顾问张维先生。
李恒青说,记忆最深刻的是,北京6月3号的夜空中,子弹就像漫天流星一般地划过,像节庆时节的焰火。我的学友、清华化工系84级的段昌隆同学就是六四凌晨在西单路口附近遇害的。 六四之前我们对镇压没有预感,虽然预计领头人可能会坐牢,但真没想到政府使用坦克和机关枪来镇压,当时的心情是—就想死在那里。
李恒青表示,自己作为学生领袖之一,撤出广场之后一度躲到东北,获得很多素不相识者的帮助。最后在7月底不得不经由天津回北京时,看到天津站站台上和外面布满戒严部队,一片肃杀。回到北京躲藏一个月后,前往长安街六部口看弹孔,看到每隔大概20米便有一个戒严部队持枪战士;他被捕后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年;当时秦城有整个一栋楼关押着200多学生,都是六四同案犯,其中多数后来获得释放,十多人被判刑。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生被捕,但由于国际高度关注,中共对他们的惩罚还相对克制,相比之下市民受到更残暴的对待。很多市民因为堵军车、扔燃烧瓶等被判死刑,甚至现在还有人在牢里。普通市民的遭遇没有人记录。
李恒青说,自己从学生干部到参加学运,这个思想改变用他父亲的总结最合适,就是85年上高三带着虔诚和对理想的追求入党,86年开始怀疑,87开始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如胡平所说,只要追求真理就会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步。
曹雅学说,六四发生时,自己在深圳,得以全方位观看香港电视实况,与国际观众一样看到全部外媒的报道。当时看到坦克在天安门广场碾轧帐篷,平板车拉着尸体和伤者,还有军车在街道上穿梭。
曹雅学说,80年代,中国大学学生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心态很强烈,自己当时喜欢文学,对政治不感兴趣。即便六四看到丰富的电视画面也没想太多,但是,哥哥的一句话很能代表当时的形势,他说:“我们回家乡山西上山打游击去吧!”从这句话反映出,当时的老百姓认为中共开枪,中国陷入了一场人民战争。
黄慈萍说,六四发生时,自己在美国一边上学一边做着一份全职工作,生活安逸;四月开始关注国内学潮形势,认为对中国既是一个机会也可能是一场灾难。尽管身在海外但是积极参与其中,利用当时的通讯工具传真和电话建立全美学自联,夜以继日组织声援,甚至发传真劝说国内官员不要与人民作对。
黄慈萍说,当时海外留学生受到强烈责任感驱使,全美学自联7月底成立时,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欧洲的留学生都有代表参加。89年国庆时,华盛顿有上万学生游行前往中国使馆抗议六四屠杀。
张维说,六四发生时,自己上初二,不谙世事而且也很害怕。父亲转述了亲眼看到的军人扫射。六月四五号,清场已经结束,父亲参加众人的游行队伍排在后面,前面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高喊“法西斯退回去”的口号,遭到军队机枪直接扫射,人群中有人倒下;机枪停止后,人群再度聚集,遭到机枪继续扫射,又有人倒下,后面的父亲藏身电线杆后,寻机骑车逃跑;一个舅舅则看到大批三轮车载着尸体经过自己的家门口。
张维说,另一个舅舅是音乐教师,他的一个学生住高干楼,躺着睡觉时流弹擦过头皮;我们家阳台朝外,设计着如果遭到扫射,全家应该躲藏在哪里才能保命,因为我们都想活下去,不想死。
焦点对话:六四亲历者:六四与我的人生

六四造成的后果,并不仅仅限于天安门事件带来的直接伤痛。对国家而言,六四事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个人来说,六四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许多人的人生选择。当初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经过28年岁月的沉淀,如何回顾这段心路历程?接下来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一下,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他们的记忆。
这四位嘉宾分别是:网上杂志“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女士;华盛顿养老基金审计师李恒青先生;全美学自联理事,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女士;北京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顾问张维先生。
黄慈萍说,六四发生时自己在美国有工作,已经实现了从小开始追求的美国梦,并且期待成为美国公民,但是现在却仍然没有加入美国公民。86年学运就是从我就读的中国科大开始的。我们科大本来天高皇帝远,而自己一心只想读圣贤书,选择学习物理,一心想做居里夫人。86年学运后,开始看到中国落后不在科技,而在思想和政治;尤其经过我们班最革命的、也是家中独子的郝姓班长六四在北京被枪杀的震动之后,觉得国家一定要改变。
说到当今年轻人,我认为六四当时的诉求不仅仍然有意义,而且应该说距离更近了。八十年代时人们是跪着造反,因为相信体制内改革的可能性;现在很多人已经看到制度不改悲剧就会发生的实质。我们看到的中国百姓的沉默是因为被政府严厉打压和消声,比方封锁脸书和推特,微信则被严格管控;这并非真正的沉默。每个人内心都向往民主和自由,而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更大。全美学自联28年来对六四的纪念活动尽管一度出现参加者减少的现象,但是,近年来,人数又开始越来越多,我认为中国改革契机已经到来。
曹雅学说,自己在六四发生时没有政治敏感,但是28年后,面对中国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个人权利的碾压,开始渐渐感到,生活在美国享受着自由,应该把这个自由派上用场;尤其看到陈光诚、高智晟等这样的抗争者,受到感动,觉得应该做点啥,就是把自己的自由派上用场,为他们发声。我们致力于力所能及的事情,比方把国内对民主自由诉求的中文版变成英文,突破语言障碍,打通消息,让西方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内的形势。
曹雅学说,很多年轻人看到生活好了,中国的国家地位上升,被表象误导。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自由就像空气和水,一旦享受到但又受到阻滞的话,就会出现反弹;而中宣部认为网路就是战场,是上甘岭,致力于审查和用高墙隔离民意,但是,只要有信息的流通和传播,这样的现状就会改变。
李恒青说, 六四的确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记得六四发生五年后,一次与清华同学想去香山,鬼使神差把车开到了西郊万安公墓,看到李大钊、吕淑湘等名人墓,走到尽头时,一抬头居然看到一个墓碑上是学友段昌隆的照片。我们百感交集,四处采花放在墓前,离开时又看到另一个墓碑,墓文写着:“某某生于某某年亡于1989年6月4日晨,全家欢乐从此被带走”。我们回到学校面对彼此大灌闷酒,然后放声大哭。从那以后,感觉自己要为死去的同学和朋友而活下去。
李恒青说,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中共打压很严酷,20多年来一旦有组织就封杀,包括民主党,家庭教会和维权律师等都没有幸免;但是,高压形势不会长久,一旦松动就会有缺口;正如曹雅学女士说的,对权利保护的意识就像空气一样,呼吸到之后便无法中断,对此我们有信心。虽然中国经济这些年大发展,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这样的发展立足于高污染、高能耗、低人权,产生的民怨已经积重难返。
张维说,我2010年左右在德国留学时,碰到一对20多岁的情侣,其中的一位说,看了六四的材料,很伤心。我认为,只要让人们了解真相,传播真相,警示意义就会产生和蔓延。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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