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2日星期一

陈永苗:民运应该转向地方自治问题



几乎所有的反对民运的,都是从右派转型过去的,从自由派转型过去的。

在八九后吃党妈的奶,有一层反对民运的意思,或者背叛民运的意思。也就是逆反民运的符号能指。至于是否真的投入党妈怀抱,党妈要不要另说。当赵国人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后,台上台下泾渭分明,台下的冒充赵国人或者冒充家奴的,演戏而已,所指并不真实。

反对民运,才能看起来让民运成为能够替代中共的可选择项,至少把原来改革中隐藏的“彼可取而代之”暴露出来,固定住。就像王绍光批判选举万能论,本来就没有选举万能论,或者不明显,但是经过王绍光的批判,就变为明显了固定了。对民运的反对,对八九一代的背叛是个好东西。它能弄假成真,假做真时假亦真。需要民运的反对党,例如新左就是这个角色,它是自由右派的自我批判,是民运的自我批判,当然现实中往往滑向党妈的怀抱,只是挑头担子一头热,党妈吃奶的人太多了,奶头不够用,不要他们,也轮不到他们。

反对的魔术。德国纳粹党给犹太人搞了一个征服世界的计划,然后揭露批判,结果自己继承了,获得主导权。民运批判共党,其实需要防范这个反对魔术,一直批判共党,有可能是抬高了共党,放大了共党。例如改革时期批判还把共党当做极权的,例如政治反对把任何一个体制小螺丝当做整个体制的化身敌人,而没有认识到螺丝钉同时具有社会性和体制性,而且社会性逐渐增强,体制性逐渐减少。这个副作用值得警惕。知识批判和道德批判,它仅仅是武器的一小部分,过分使用或者只能过分使用,使我们和共党都变了型。我们丧失了主体性,共党变为更具有捕获性,人身依附吸纳能力。例如中国梦就是这么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批判中产生的。

民主运动之民间,是要干什么,是要成为可替代项,可是操持批判的武器,而没有可替代性建设,或者没法进行,例如组党,那么其启蒙制造出来大量韭菜,我们民间自己收割不了,共党镰刀还没举起来,只要晃晃,韭菜们全跑到镰刀下面去了。

民众怨恨的积累不会导致破局,没有行动,只有怨恨的积累,很容易有“拿破仑三世”士人物,站出来收割,然后以反腐败更替政府高层人员,或者进一步发动对外战争。法西斯主义之出现,是生长是绝望怨恨的土壤中,对魏玛共和国的绝望怨恨,最后投射于希特勒身上。维权高于启蒙,成功替代启蒙,因为其为行动。民国当归是一种可替代性建设,在大陆民间没法组党,那么邀请可以在大陆之外的现成政治力量进来。

民主运动应该转向地方自治了。一,虽然确实改革已死近三十年,然而革命无门,政治反对无“国度”载体,有革命派无革命,有革命立场启蒙无革命行动。除了挤牙膏那样道德绑架塑造革命立场共识之外,毫无空间。没有“国度”,没有地方性空间的承载,只有异议知识分子身份建构,门槛太高,最后只会小圈子化内卷化和内斗化。没有行动,没有生存空间,没有资源,不足形成路线。转型已死。

二,底层官员呈社会性,与体制分离的离心力加重。这是体制的必然自我反噬,统一战线抛弃国企工人之后,到了抛弃底层官员了,最后就只剩下五百赵家人。经过十余年网络政治空间的拓展,尤其是微博微信,底层官员乃至绝大多数官员早就完成民主化启蒙,大部分人对共党的异议反对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必然,此等共识已经非常庞大,然而在水面之下。就民主化之智识水平而言,该懂的都懂,而且比在网络上频频表达喝茶的“民逗集团”要高很多,不逊色于自由派中智识层次很高的。也就是启蒙早就完成了,今天致力于启蒙的,肯定是社会之最落后部分,这部分有与没有差不多。对于社会性逐强的底层官员,也是近五年来体制之受害者,受益者之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与中央政府官员不同,其公益心和社会参与意识,具有地方自治特征,所以民主运动应该以地方自治来吸纳邀请他们。如果没有地方自治,他们又会加入改良派,持改良话语,就像八九之后革命无门只能持碎步改良一样。

三,709后访民维权模式呈断崖式下滑,那么就要继续深化访民维权之已有成果。之所以打压下滑,是因为发展为倒逼政改的运动,沿着原来公知改良的路径依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是“中央极权”的,也就是围着中央倒逼,是一种表面看起来反对,实际是加强党领导,加强极权,因为它为“拿破仑三世”僭主塑造了市场土壤。这个就是维权与维稳的缠绕。要拯救访民维权,就要向下,下沉,已经是一定程度上的名人和道义英雄的访民,变为地方自治的参与,接得地气生根再长高。

地方自治一旦旦妄图以地方试点带动中央以及整体的,就变为扯淡了。地方自治只为社会。

挂改革的羊头,卖社会的狗肉,勉强可以。乌坎被当成民主转型试点了,才认为乌坎模式的失败。

乌坎的失败,是那一些认为有“乌坎民模式”的人认为的失败。这个路径依赖,一定要摆脱。认为失败的人,首先眼睛就是有毛病的。它投射于乌坎其上的东西失败了。首先先把死人一样的稻草人加进来,然后“射”死稻草人,就以为整个麦田都死了。

维权的人被抓就认为是失败,这个不一定如此。至少在我们接触的底层抗争,例如环保维权,他们不这么认为。所抗争的对象也不这么认为,尤其不是政府,而是污染企业时,他们认为压力还在。而抗争的群体也不会这么认为。

大概是野火烧不尽的心理自信,是社会重建型。而只有期待抗争倒逼政改,期待转型的人,才会如此被抓就失败的想法。

我对民间政治的吊诡有深刻的体验。当年维权就要和改良挂钩,在改良的羽翼下成长,然后再与改良脱钩。以后挂改革羊头,卖社会狗肉的社会重建,还有大把大把的。

作为对公知推动政改的反动,以极端反对极端,有几股思潮,又很激进(强迫他人激进),自己很犬儒的:带路党,光爆党,脱支党。但这一些仅仅作为依附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叛逆情绪。他们鼓吹分裂。

我不想在49秩序内谈地方自治,我的看法是从沦陷区自治出去,归于民国联邦。首先跳出49框架,跳出脱支等等这一些人的49框架。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知识分子越“中央”,越“中国转型”,就越对民国复国没信心。越地方,越少知识分子认同,就越有信心,对家仇国恨铭记越清。这一些年我跑地方,不是白跑的。大概原因在于我写的《中共改革是民国国体危机最严重时期》。

文章来源: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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