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2日星期一

刘正清:我的亲妈受裆(党)妈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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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清律师

我的生母去逝快5年了。

在父亲去逝后,我每每回家母亲总念叨着她在刘家吃了不少苦,要我在她死后为她写一篇祭文(我们那里的习惯是人死后开追悼会的那天要读祭文追忆其平生功绩),她不要祭司的公式化祭文,愿此祭文须出自我之手。而我为生计奔忙,无暇顾及,也没在意。待她弥留之际,我赶回老家,我的心绪已不允许我平静下来为她写一点东西了。以至这份母债拖至今日,我不相信一篇祭文就能给她在另一个世界带来什么,但此债又时常折磨着我,使我不得安睡。然而再偿还也失去追悼会当时的韵味和气氛了。我的母亲并非名人,我也非名人,我不奢望此文能长留于世,写此唯愿若干年后,我的后人还能记得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并不伟大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农家妇女,常人皆有毛病她也有,如重男轻女,但母性应有的特质她皆有——这也是5年来在兹念兹,总想为我的母亲写东西的缘由。

记得7岁的那年,随母亲到自留地里种菜,母亲突然说要送我上学堂。果然,没过几天将我送进刘氏宗祠的一间破旧的学堂。开学的第一堂课,老师就教导我们“还有一个母亲,叫裆妈”,并说“爹亲娘亲不如裆妈亲”。我有些诧异,我不知裆妈是什么东东,可我的母亲在我脑里很真切——睡觉时和弟弟争与母亲同睡一头,母亲却要我睡在她脚那头,心里忿忿,就捏妈妈的脚。

我母亲共生有8个小孩,四女四男,五人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我上面生有两个哥哥均死于三年大跃进期间,大的叫刘德华,5岁那年因百喉症去逝,听说母亲为此哭了7天7夜,我们老家那时做饭用稻草,再加之烟薰,为此落下眼疾——终生眼泪盈眶,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她在哭。小的哥哥还未来得及取名就夭折了,生我之后又生了个女孩,不到一个月也夭折了。

母亲是一个极诚实的人,长大后她曾跟我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不会吃奶,一气之下,便把我放在摇篮里仍做她的饭去了,后来邻居伯母是长奶头,塞进我的嘴里便吃了,母亲转悲为喜。母亲平静地说着,我的心却回到了母亲当时的心境——死的悲哀已使母亲绝望了!
母亲是一个极勤劳的人,几岁的时候我发高烧,母亲在地里干活,回来后邻居一位伯母对她说“冬秀,你还不汲取教训,少干点活,多照看下小孩。”——其实少不少干活由不得自己,大集体,必须出工!从此以后,母亲对我格外的小心,就怕我像两个哥哥一样的死去。

伯父是民国时代的读书人,裆妈夺权后被定为乡绅恶霸,叔父是“右派”,父亲原是农村信用社职员,“文革”因受二兄弟的牵连被解职回乡,整个家族倍受欺凌。再加之我们乡下如果没有阶级成份上 “赤贫”的政治优势,就得靠拳头说话。三个姐姐的拳头自然比不过别人,且我们乡下没男儿是要受乡邻村妇们的风凉话的。母亲生下我兄弟俩后仍被刁泼村妇讥为“舵尾巴仔”(意为老年得仔),于是母亲就不免对我两兄弟疼爱有加,甚至有些溺爱。小时跳皮犯了事,母亲不忍心打我,就拿姐姐出气。记得有次同三姐出去打猪草,我丢了一把打草的刀,回来后我惶恐不安,母亲不打我却责怪三姐没带好我。成年后总想跟三姐提及此事,以泄我心中的愧疚。然而三姐不到30岁亡故,终成憾事。多年后我做了老师,开学的那天一位衣着陈旧的母亲来到我跟前说她是老年得子,希望我对她儿子不要责骂。虽然我知道过分的溺爱于孩子成长不利,然而这位母亲的话令我感同身受,我怎敢伤了这位母亲拳拳的爱子之心呢?

闲时本族的大人们聚在祖屋大门外闲聊兼做自己的活,有次玩皮骂了别人几句,别人说我母亲对我溺爱,母亲就用细柳条打了我一顿(我们那里教育孩子多用此法,叫伤皮不伤筋),我哭了,母亲的泪水也出来了。

童年时生活很艰难,早晨吃菜叶稀饭,中午才能吃米饭,晚上吃杂粮。早晨做饭时母亲就用祖传的铜罐烤一点米饭给我兄弟俩吃,姐姐和父母均吃稀饭。说是要让我俩身体长好。今天回想起来,要不是裆妈的歧视和虐待,使我知耻而奋,可能我现在仍是乡下一农夫。
读小学时与一出身“赤贫”成份的同学发生争执,不小心推了他一下碰到墙上,破了点头皮、流了点血。而那时我们的老师正是我的堂兄,堂兄怕了,就在教室里当着同学的面惩罚我,我在教室里嚎啕大哭,母亲在教室外也在哭,出来后母亲看到我两耳通红,再加之又是自家人,在家里就与堂兄吵了一架。每念及此,心中难免有些酸憷,眼泪情不自禁地入眶。

大概是12岁的那年,为了挣工分,放学后到舅舅村捡牛屎,傍晚时分,表姐留我在她家住宿,我执意要回家,表姐怕我迷路就送我上新修的水渠,要我沿水渠走,下了水渠天已全黑,一着急一边畚箕里的牛屎倒掉了,为了平衡,就用土填充,挑回家。父亲和母亲在家候着,见了我之后抱头痛哭。原来他们在四处找我,也刚到家。

读小学时,有一“右派”老师,姓龙。因他与我父亲三兄弟同是天下沦落人,便有些私交。有一次我说了一句对毛魔不敬的话,龙老师害怕了,报告到大队部。我躲了好几天,这下可吓坏了我母亲,她一面为我的安危担忧,一面要求爷爷告奶奶,放我一马。

母亲因乡邻欺侮,打伤了头,再加之生小孩,月子里没保养好,从此落下了头晕的毛病。记得大概是1973年吧,那时从家里到县城没通客车,公社有几部大型拖拉机,父亲就常带她乘拖拉机到县城人民医院治病。母亲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命,说她难过50岁。从县城回来母亲坐在床头屈指一算,自言自语地说到了50岁,我可结婚生子了,那时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她有生之年能看到我结婚生子,弟比我小三岁,她是盼不到了。那时年幼不知大人愁,今天回想起来不免有些心酸。

我刘氏一脉,老祖宗自彭城迁居于此,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土改后一王姓二兄弟分配到以刘姓命名的刘家生产队,王姓虽为杂姓,因其阶级成份优势,加之生子多,刘姓可没人敢欺侮他们的。有人来抄家或遭别人欺侮时,母亲常抱弟携我到王家避难。欺侮我家的虽为本宗刘姓者居多,儿时分派别,因聚族而居,朝夕相处,我仍入刘姓一伙。一次两派吵架,我虽为旁观者,但大集体劳作插秧时,王姓小孩的母亲把我母亲骂了一个下午,我的母亲不敢回骂一句,只有眼泪直流。本宗一妇人,将此情境告诉我。我那时已有十来岁了,听后,我流泪了,从此我懂事了,我似乎变得少年老成,再以不敢跳皮惹事,让母亲受气了。我知道她曾是我家的避难所,我家欠她一份情,母亲敢回骂吗?

小学还算勉强读了点书。1974年小学毕业到公社中学读初中,初中二年几乎就没正经地上过一天的课,整天在学农基地里劳动,1976年县教育局突发奇想,全县公社中学除推荐几个学生到县一中读书外,均直升读高中。因父亲童年时与大队支书有隙,在考核谁能够升学时,该支书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是读书人,我是不能升高中的。就这样全班同学除我和另一同学外,全部升学。虽然那年代在学校也没读什么书,但无故失学对我心灵的打击却是巨大的。毕业那天,班主任对我说:“你要有一颗红心二个准备,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这是裆妈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你要好好珍惜,不要有什么怨言。”。要知道,那时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我悻悻离开学校回家,我哪敢怨言,我只有眼泪。回想我启蒙的第一课,老师教导我们说裆妈比生母还亲,我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和小朋友们随声吆喝而已,这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裆妈对我的“疼爱”——今天不让我读书,裆妈又来了,还要我对牠感激涕零。从此,在我失学的那一年时间里,我躲在家里,每逢初一、十五就烧纸钱祈求毛魔早日归西。
 
魔归西后,政治仍然肃杀,但似乎也有些许松动。1977年下半年,我们公社心血来潮在龙峰山上办了一个叫“57大学”的学校,别人讥为“收烂铜烂铁”的学校。对读书的渴望,别无选择我进了“57大学”。既无校舍又无师资——临时借用果木场的一间破屋做教室,抽调二个民办老师(即国家不发工资的)主持校务。第一学期就没上过一天的课,要建校舍。我和这些同为“烂铜烂铁”的同学们像童奴似拼命劳作,以期建好校之后,能静下来读书。熟料,在施工的过程中,一砖头从三楼掉下砸在我的头上,没破头皮,我当即口鼻流血。居然没死,母亲说是我家公祖积了善,保佑了我,就向祖坟焚香祈祷。因没破皮流血,瘀血就渐渐聚在一处,头上凸起一个软包,经开刀治愈,以致头上终生留下一个“地中海”状的疤痕。

2011年因“茉莉花事件”,3月下旬我被密捕了,清明节我没回家为父亲扫墓。母亲意识到我可能出事了,又传闻我已经死了,母亲天天痛哭不止。说是我姐和弟把我害死了。四月中旬,广州国保要我与母亲通话,通话中母亲没有说话声,只有哭泣声。四月下旬我“认罪”出来,出来的前一天晚上,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我不要记恨裆妈,还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说“儿时父母打你的屁股,你现在肯定是不会记恨的。”,我那敢记恨!我只求即刻见到我的母亲。

近一年的不见,母亲已不成人样,身子变成佝偻了。见到母亲,母亲只是会心的笑。我知道母亲去日不多了,总想聊起儿时的往事让母亲开心。然而,母亲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要我留在她身边,在家捡破烂度日也好。

姐姐埋怨地对我说,母亲哭像唱歌似的,只是说我是她和弟弟害死的,脸上没泪水。可我知道母亲的泪已经流干了,看不到自己的儿子,弥留之际说些糊话,人之常情。

第二年(2012年),母亲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我随身准备回老家的东西,等待老家的通知。5月下旬到香港参加独立中文笔会的年会,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说母亲快不行了。我直赴老家,母亲不能说话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只有进气没有出气。

料理完后事,我携妻儿回广州。连日的劳累和悲伤,倒在床上睡觉了。梦中忽见一满脸胭脂、嘴施朱红之妖艳女郎轻袅袅飘到我的床前,说她是我的母亲。我说“我的母亲已经仙逝,我没有第二个母亲!”。无奈,她便娇嗲嗲地用手轻轻一招,妩媚地说:“我做不了你的母亲,就做你的情人吧,今夜良宵为你消悲解乏。”我全身酥软,硬不起来。她容不得我挣扎,就宽衣解带,一股恶臭扑鼻而来,睁眼一看,满身梅毒疮。我尖叫“你既是我的母亲又是我儿子的母亲,我可没你这样不知廉耻,请你放过我吧,不要损了我的名节!”。
这一声尖叫,把我的妻儿惊醒。

 2017年4月30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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