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9日星期五

魏京生:六四的历史教训

1989年6月4日清晨,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后,一辆已被焚烧的坦克遗留在街道上。(AFP)
1989年6月4日清晨,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后,一辆已被焚烧的坦克遗留在街道上。(AFP)
二十八年过去了,当年大屠杀的血迹对亲历者来说,还是历历在目。东欧和苏联的暴政结束了,为什么我们中国还深陷在暴政的压迫之下呢?对很多人来说,这不合逻辑。但是不合逻辑的表面现象之下,必然有它深层的逻辑,有待于我们去了解和思考。

从纪念胡耀邦的大游行开始,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不但学生,工人和市民逐渐成为了主流,甚至包括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之外的中共各级机关的群众。真是人心思变,全民同心。这样大的民众压力,就是靠枪杆子立国的北洋军阀也顶不住,不得不向人民妥协让步;甚至像突尼斯独裁政权和苏联东欧共产党那样垮台。为什么中国没有呢?这需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被学生和群众奉为导师和领袖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不在场的证明。有些人在家里说:我只负责发动群众;甚至说我的责任就是提供思想,不对政治运动负责。有些人干脆到外地去旅游。这可能是后来警察们动不动就要让异议人士喝茶旅游的先例。

大家看到的只是现场的娃娃们如何没经验,甚至有些不着调。怎么会把污染毛泽东画像的三君子扭送给了警察呢?这不是敌我不分吗?这说明居于运动领导者地位的,确实是些没经验没头脑的娃娃。简单的说,就是没有领袖或者没有像样的领袖。

没有领袖或者没有像样的、有经验有头脑的领袖,这是人民群众的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却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场认真的政治运动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一样,必须有一个船长。最好是有经验有头脑的船长,才能带领大家到达目的地。没有船长或者有两个以上的船长,翻船的概率就会成倍的升高。就像农村的谚语说的那样;木匠多了盖歪房。

从历史上看。凡是成功推翻政权或者改朝换代的革命,都是从两个方面甚至三个方面受力,才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民众的造反情绪逐渐高涨,超过了秩序能够承受的上限。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民气可用。第二个方面就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矛盾尖锐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有时候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有外力介入,例如1644年居住在东北的满清入关,最后结束了明朝官民双方的统治。

八九年的时候,第一个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得还不够强大,民众的反抗目标也不够明确。要民主要自由不要专政的口号偶尔可见,占绝对主流的口号是支持共产党反对官倒;要清官不要贪官等等改良思想的目标。广场上的学生不知道受谁的蛊惑,以为反官倒一旦成功,就可以名垂青史甚至入主中南海了。甚至打倒专制的口号会被纠察队迅速清除出场,以保持所谓学生们的纯洁性。这些都证明民众还比较软弱,反抗意识不高,或者说觉悟不够。即使有人煽动,也达不到苏联东欧的水平,失败也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第二个方面上层矛盾尖锐,已经达到了足够的水平。正如鲍彤先生当年向赵紫阳指出的那样:这已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不应该手软。但是以赵紫阳为首的所谓改革派却放弃了责任,不愿意为一场推翻共产党的革命承担责任;不愿意像苏联东欧那样推翻一党专政,宁可让无辜的学生和市民流血牺牲。这是运动失败的偶然原因,但却是关键的原因。

第三个方面虽然不是必须的;但也是重要的。历史上的革命不是每一次都有外力的干涉,但有时候外力的干涉却是胜利的关键因素。例如美国独立战争,如果没有法国军队的帮助,一帮衣衫不整没有多少训练的民兵,不可能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

但在八九年的北京,只能感受到来自全世界民众的声援,却感受不到来自民主国家阵营的压力和声援。这和苏联东欧所遭遇的情况大不相同。甚至老布什为总统的美国还临时撤换支持民运的大使,并且声明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些错误的信号恰恰成为邓小平集团下决心屠杀人民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些比较极端的评论认为:愿意帮助苏联东欧的革命而不愿意帮助中国的革命,是白种人种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我认为这不太公平,也没有点到问题的真正原因。美国从八十年代末就无视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利益有关。

中共一直在宣传打倒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军阀混战,多少年都恢复不了秩序。这是国内外生意人们最不喜欢看见的局面。在专制政权的保护下赚取超额的利润,这会让生意人们喜出望外,忘记良心。这帮黑白黄种的商人们不是为了种族主义的理想,而是为了赚不够的脏钱而放弃了良心。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惜没有领袖告诉学生和老百姓如何避免或者绕过这个必然性。

现在,经过了二十八年岁月的积淀,可以说时代不同了,各种条件比当年更加充分了。最大的不同,就是经过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人民迅速擦亮了眼睛,看透了共产党的本质。将会步履坚定,目标明确的走向民主法制。可以说,革命的条件比当年更加成熟了。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