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5日星期一

吴祚来:一个不会对话的民族,只有悲剧没有希望——一个六四幸存者对六四的回忆与思索



前几年,一位宣传官员问我,当年六四时你在北京,也参加过六四吧,你说,你们背后真的没有国外势力?
我说,我当时在一所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生部读研究生,无论是纪念胡耀邦还是后来的学潮,都是自发参加的,甚至没有组织者,当时对社会有大的意见吗?也没有,只是当时物价已涨起来了,我们带薪读研究生,不过六十多元钱,生活越来越有些紧张,但这种紧张,并不足以影响到要颠覆政府或制造社会动荡。一些因生活而造成的不满情绪,加上对胡耀邦的尊敬,再加上对耳闻目睹的贪腐现象的痛恨,这些情绪会转化为动力,促使年轻学子们上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第一次上街应该是1989年四月十七日,而第三天的人民日报还批评了我们这些年轻人,说我们打着纪念胡耀邦的幌子,穿红戴绿的,一点不严肃。当时一些女同学确实没有注意穿着。那天我们自费做了一个大花圈,从食堂借了一架三轮车,就进入天安门广场了,路上并没有人阻止,整个行动也波澜不惊,当我们游行完成准备撤回时,来自北大的学生们有阵势地打着旗帜进入了广场。
当时人们对游行示威并没有太大的感觉,甚至觉得正常,当然,也需要一定的勇气,每次学生运动,总会有学生受到严惩,但纪念胡耀邦,似乎使学生们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一理由自然获得了正义性与正当性,这也是警方没有大规模暴力干预的根本原因。而当时的单位领导与学校领导也没有阻止,在当时的领导或教师意识中,学生游行示威是合法的行为,所以示威之后,没有受到警告与谈话。当然,后来,更多的单位领导、教师与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还向来京的外地学生们捐了款。
新华门前的那次冲突,我不在现场,但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我与一位同学清晨前往广场,那位同学在南长街被警方拦下,而我却进入广场,广场上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晚上没有清场成功,所以许多学生在那儿守了一夜。追悼会之后,发生了意外冲突,就是几个大学生到大会堂东门递交一份请愿书,要直接交给当时的总理李鹏,但没有人接受,更为严重的是,学生们跪下呈交,亦无人过问,当时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也正走出东门,目睹了那令人心寒的一幕。
我看见身边的学生涌动,在突破警察防线,向大会堂东门涌去,但更多的人还是留在原地,一些女同学哭泣,说,他们不是人,他们太过分了。这样的冲突,直接导致后来学生运动升级。
学生们怨恨李鹏,应该始自这样一个场景,跪递上书,却无人接受。学生们并没有刻意去仇恨某一位领导人,甚至赵紫阳在学潮最初时,也会到指责,说他的儿子倒卖彩电,只是后面,他对学生运动的温和态度,使学生将矛头更多指向李鹏等人。
一直到后来,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只有两个字,对话,电视直播与学生对话。有关方面应答,如果对话,那么学生要选举自己的对话代表,各高校组成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尽管我们研究生部只有十多个同学,居然分得一个高自联对话团的名额,我的印象中,这位同学不断地被通知去参加对话,但每次回来,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甚至最后一次在中南海边上,本来可以对话成了,但对方找出理由,说是设备问题,不能直播之类,对话泡汤,回来痛哭一场,无果而终。
为什么不对话?没有人能负责任,总理不能担责,总书记亦不能担责,总书记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党国大事,都要由邓小平做主。但幕后的做主者,不可能出来对话,甚至,他已成为被学生们攻讦的对象。理性和平的学生运动,一旦掺杂着太多的暴力语言,就会激发当局恼怒与愤恨,而这种仇恨一旦通过国家机器来行使武力,后果就不堪设想。
外地的学生们过嘉年华一样继续涌上北京,他们甚至赶走北京高自联领导人,要继续将学潮进行到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誓不离开广场。这当然是一厢情愿,过家家式的政治理想,经受不住任何风波的冲击。作为北京参加学生运动的学子,我们基本上没有继续静坐抗议的心理能量了,旷日持久的抗议、绝食甚至绝水,参与堵军车,严肃的政治抗议,有时如同儿戏一样,学生如此,中南海里的政治家们,何尝不如此呢?
一个时代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只要贪恋一点点权力,只要不愿意公开权力运行方式,都会使国家陷入动荡,这种动荡不是学生们和平抗议带来的,而是权力不公开,不与社会对话,权力者没有责任,没有担当,最后所有的责任与灾难,都让社会来承担。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军队在和平时代用坦克开道进入广场,这与1949年解放军进城天壤之别,当年夹道欢迎,现在呢,愤然阻击,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来阻止军队进城。我是一个现场目击者,整个夜晚,噩梦一般,火光,枪声,坦克,鲜血,怒吼,冲突,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力,发生在国家首都的核心区域。
我们被围在广场上,广场中间相对平静,只是在周边发生学生与士兵的冲突,我也不时与周边的士兵对话,但从长安街冲杀过来的士兵,完全将学生视为敌人,而人民大会堂前的士兵,来自京郊,却同情学生,枪中没有子弹,甚至让我看他的枪口,说枪口里塞了纸,不会对付学生。
凌晨四点左右,整个广场熄灯。
广场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前往天安门与部队首长谈判,要和平撤出广场,得到同意,这样,广场东南角的自由出口,就成为和平之门,学生们自行撤出。
四个年龄稍长的活动参与者,一场不经心的对话谈判,就使广场学生和平撤出,它并是是现场首长的宽容,也不是四君子的勇敢,而是对话,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当然,这是兵临城下的对话,但即便是这样的对话,也避免了学生与持枪士兵的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特别是,这样的现场流血冲突是毫无必要,毫无意义,无论对当局对学生还是对所谓的学潮组织者。
大的对话失败了,一场大悲剧发生了。
小的对话成功了,现场小悲剧被避免。
但当时,有多少人意识到或反思“对话”与“妥协”的意义了呢?
这个国家没有对话传统这个国家没有对话机制这个国家没有对话习惯这个国家没有对话倡导这个国家没有对话教育这个国家没有对话可能?
我一直交流对话这种政治价值,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家领导人在与社会对话方面有无进步?江朱时代,国家经济做成了强权,国家崛起了,公民社会却没有真正的成长,或没有被支持成长,工人没有工会,农民没有农会,学生没有自治的学生会,民间组织只有挂靠才有可能存活,这样,政府想对话,也没有对话对象。典型的例子是重庆出租司机罢运事件,薄熙来书记希望找到出租汽车司机代表对话,但谁是代表?有没有真正的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对话后来是有了,但能形成对话机制吗,对话代表是被选举的工会成员吗?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数以万计的出租汽车司机,有自己的代表吗,能够与当局对话吗,不可能。
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仍然沿袭传统政治自上而下的“视察”,与群众随机性地嘘寒问暖,几乎没有成人间的对话,总理在中南海与高校里的对话,还有总书记与总理通过网络与网友的对话,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但既不针对社会问题,又不形成制度,所以,它与政治作秀无异。
对话的意义,首先是一种政治态度,它认为可以与对方平等地讨论问题,并达成共识,但中国政治领域里之所以现在没有真正的政治性对话,是因为执政党与政府不承认有公民社会,只相信自己的绝对领导权威,一切都要自己的领导之下,只需要自上而下的关怀,照顾,视察,无须对话与互相讨论。
这不是一个威权社会,而完全是一个强权社会,通过执政党不断强化统治,打压政治异见者,使不同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对手或漂泊异国,或成为阶下囚,政治领域永难形成有力量的组织与群体。非政治性的社会团体都不允许独立存在,政治性的社会团体又必须团结在自己周围,与执政党精神上一体化,如果出现对话,不过是自言自语,或表扬与自我表扬。
没有公民社会的政治形成,社会单面化,而没有对话的强权社会,只有一种话语通行于天下,或是强权的政治意志自上而下的传达,或是自造谎言,自我安慰,使社会矛盾与问题不断掩盖,而贪腐与庸俗,得以旺盛地滋生蔓延。没有对手,不与对手对话,不与对手妥协,在一种权力意志下,为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为社会稳定而维护稳定,这样的社会制度能走多远,不得而知,但这样的制度是不健康的,不符合普世价值追求的,更不可能给社会真正的稳定与和谐。
2011-5-19
《自由写作》第70期【纪念六四22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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