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5日星期五

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上)



2011年9月,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之兄陈光福(左)与郭玉闪(右)合照。摄:REUTERS
2011年9月,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之兄陈光福(左)与郭玉闪(右)合照。摄:REUTERS
9月14日,律師潘海霞拍下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外的蓝天,和一枝仔細束起的粉红玫瑰,发了一条微博:“玉闪,祝你生日喜乐。”朋友们都知道,这枝玫瑰是送給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当事人郭玉闪。当天晚上,郭玉闪在340天羁押后,被取保候审,返回北京家中。
38岁的郭玉闪是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民间智库之一,“传知行”自我定位为专注从事社会经济转型研究的独立智库,研究课题包括黑出租行业、税制改革、三峡水利及环境问题、农村医疗改革、教育平权等。做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民间NGO专业人士,郭玉闪低调而深入地参与过诸多公共议题,比如救援陈光诚、为邓玉娇案、结石宝宝案提供法律援助、为“良心犯”募捐等,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公民社会行动者之一。
这一天,同样被取保候审释放返回家的,还有何正军,“传知行”的执行主管。
郭玉闪、何正军二人回家的消息,在朋友中间低调地被传递。中国公民社会与维权律师界,在过去两年中屡有抓捕和被涉嫌重罪讯息传出,在气氛压抑的公民团体中,人们难得分享起快乐与祝福,和对更多人重获自由的期盼。
郭玉闪2014年10月9日凌晨被警方从位于北京远郊的家中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11月26日,传知行行政主管何正军以“非法经营罪”被刑拘。 1月3日,郭玉闪和何正军均被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羁押于北京。
当局向郭玉闪发出的拘留通知书。
当局向郭玉闪发出的拘留通知书。
近两年来,因受政治打击而身陷囹圄的NGO工作者,郭玉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们有的在或长或短的羁押后获得释放,有的被定罪判刑,有的仍命运未卜。
2014年1月26日,公民权利倡导机构“公盟”创始人许志永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四年徒刑;2014年5月28日,参与创始反歧视机构郑州“亿人平”的律师常伯阳被刑事拘留,批捕罪名为“非法经营罪”,关押6个月后取保候审;2014年10月郭玉闪被抓后,传知行工作人员黄凯平、何正军,以及郭玉闪的律师夏霖陆续被拘留,黄凯平在羁押三个多月后被取保,何正军被列为郭玉闪同案移送检察院,夏霖则另案送检;2015年3月7日,五名女权NGO工作者因策划公交反性骚扰宣传活动被刑拘,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拘留期满即获取保,声援她们的主力团体、反歧视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则被外交部点名“处罚”;2015年6月12日,反歧视机构“广州众一行”负责人郭彬,因8年前参与印制公益宣传材料“涉嫌非法经营罪”,被跨省关押在郑州,一个月后取保;8月21日,广东教育慈善家、企业家信力建被刑拘。
以上所列仅是被公众知晓,影响较大的与NGO从业者有关的案件和个人。而对于具体多少中国民间NGO、尤其是权利倡导型NGO受到压力、有多少人被拘禁,至今未有权威统计。因担心政治风险进一步升级,许多涉事机构和个人都选择了沉默。
许多被抓的NGO工作者虽然之后被释放,但他们的机构往往已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最终关闭、解散或难以恢复工作。大多数遭打击机构均有多名员工被传唤问话,机构办公室也被查抄,资金账户被冻结,另有不少NGO工作者因面临政治风险而避居国外。
2013年至今,部分NGO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因此产生的寒蝉效应,已经开始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态,也让观察者对于NGO和公民社会发展推动中国转型的良性进程,表示出巨大的忧虑与质疑。 2015年极有可能出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可能截断民间NGO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把相关机构和人扫进“非法”的大口袋。
郭玉闪与何正军的获释令关注者们松了一口气。但阴影并未散去,过去十年辗转跋涉、努力孕育公民社会的权利型NGO们,仍然如同一竿被打翻的巢中卵,正面临九死一生的命运。

蝴蝶效应——被政治漩涡吞噬的人

2014年秋天在大陆的拘捕潮,要从9月底在香港爆发的雨伞运动说起。当时香港街头迎来几十年未见的催泪弹,“占领中环”的消息因由社交媒体的传播,辗转传入大陆。很多大陆年轻人,看到香港街头的激情,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传知行工作人员陈堃的女友凌丽莎就是其中一个。
10月2日,凌丽莎在小店打印声援“占中”的材料到北京大学校园内张贴,并开具了一张以传知行为抬头的发票。没有人确切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或许只是为了帮男友收集充账的发票。
她并不知道的是,由此,她成为了巨大的蝴蝶效应的第一环。
当晚,凌丽莎被警察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留。几天后到派出所询问她的行踪的陈堃也被拘留。
与许多活跃的行动者一样,郭玉闪与负责“监管”他的国家安全保卫警察(以下简称国保)保持着沟通。在得知凌丽莎被拘留之后,他立刻想到向相熟的国保探问消息。然而几天之后,国保登门谈话,劈头盖脸便问郭玉闪,此事是否由他指使。郭玉闪坚决否认张贴传单事与他本人或传知行有任何关联,但他和潘海霞都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
2014年10月8日——郭玉闪的妻子潘海霞对那天的天气印象很深——“雾霾非常大,隔四五米就看不见东西,那天晚上散步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很不好。”当时他们刚刚搬到北京远郊,租了一幢带院子的两层小楼,想要过远离世务的生活。
晚上,夫妻俩谈最近的事直到深夜,准备睡的时候,郭玉闪接到了相熟国保的电话,让他下楼开门。
门外是5辆警车和10来个警察。他们开着拍摄设备鱼贯而入,其中几个一进门就把郭玉闪看管在厅里沙发上,其余警察则要求潘海霞带他们到各个房间“搜查取证”。
搜查进行了两小时,这两小时后来成潘海霞心中无法抹去的遗憾。
“我就应该一直陪着你”,她在后来给郭玉闪的公开信中写道。郭玉闪一个人坐在厅里,默默看着围在身边的陌生警察,知道要带他走,特意换上了一套平时喜欢的中式服装。他被带走时,潘海霞跑下楼,却只看到他在小楼门口的半个背影,瞬间就被警察的身躯和北京的浓雾淹没了。
转过身来,潘海霞开始安抚惊慌的家人。第二天,她打电话通知朋友,在紧张担忧之外,朋友也像是听见“另一只靴子落地”。近年来,郭玉闪一直都是当局的“重点关注人物”,警察对他的威胁谈话从来没有断过,动辄就会被监视居住。虽然似乎一直在监狱门口徘徊,但郭玉闪凭借低调理性的行事风格,和对维稳体系的了解和沟通,一次次转危为安。但这一次,他没能躲过去。
蝴蝶效应还在发酵。
10月10日,传知行所长黄凯平被警察带走,没有通知书,不知关押何处;11月8日,郭玉闪的代理律师夏霖以“诈骗罪”被刑拘;11月26日,传知行行政主管何正军以“非法经营罪”被刑拘;期间,传知行办公室被搜查3次,多名传知行工作人员被多次传唤,骨干杨子立为避险离开北京“在自己的祖国流亡”,其他人也陆续各奔东西……曾经人丁兴旺、被视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杆旗帜的传知行,散了。
抓捕核心成员并频繁传唤其他成员、查抄办公室,如此便可以不需要经过审判定罪,就将一个运转多年的NGO瓦解,这仿佛已成惯例。
从10月到11月底,除了郭玉闪、黄凯平、何正军和夏霖之外,还有6名受香港占中影响的社会活动人士陆续被拘留,其中一些人在NGO圈和知识分子圈都相当资深且有影响力。“当时大家的无力感和恐惧都达到了顶峰”,潘海霞说。
2014年12月11日,香港金钟占领区“和平”清场。当天深夜,凌丽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释放。接下来两周,上述6人中的5人被释放,最后一个在今年2月获释。被抓时刚担任所长几个月的黄凯平也于2015年1月被送回家中。
郭玉闪与何正军在2015年1月3日以“非法经营罪”被正式逮捕。此时郭玉闪已被羁押近3个月,远远超过刑拘的最长期限37天,而潘海霞在1月4日才终于查到了他在看守所的第一笔消费:199元。传知行案似乎自此与“占中”脱离了干系,回归了政治犯的“常规逻辑”。
5月4日,传知行案的新任辩护律师潘海霞第一次会见了她的当事人、丈夫郭玉闪。
她做助理律师多年,这是她第一次代理刑事案件,“第一次做刑案,第一次会见,就是自己老公,人生真是太狗血了。”潘海霞说。这是他们分别207天以来第一次见面。她回忆说,没有“执手相看泪眼”,两人都一直在笑,谈论案情时,偶尔还急躁地争执起来,“老夫老妻的模式了。”
在中国大陆,未判决的被羁押者不能接受亲朋探视,只允许会见律师,如果潘海霞不担任郭玉闪的律师,那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丈夫。从这以后,她一周见他两次。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律师张雪忠评价,一位妻子为遭受政治迫害的丈夫担任辩护人,这或许是中国司法史上的第一例。但潘海霞一再说,自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就是想多见他几面。”
文章来源: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赵思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