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

吴慢山:意识形态领域的扩张,通过民粹重建威权


—— 对习中央第一任职期的宏观扫描

 
习当政之始的宏大政治叙事
 
习近平有着宏大的梦想,他第一次亮相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近代史展厅,他将政治话语前移到一八四○年,即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也是被中国主流史家认为的,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而他的讲话与广场上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形成呼应,纪念碑上纪念的,是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英烈,并上溯到一八四○年以来的革命英烈。中共设立的广场英雄概念,显然是一个有限的近代中国的概念,而这个概念里,明显有着对抗西方的意味,近代西方与当代西方,被混同在一起,其意识形态的用意或暗示,非常明显.
 
所以,近代史分为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完全另类的政治概念,被中国史家与政客们造成了中国受外来力量欺负的历史,并引申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另面达尔文主义.中国必须强,成为一种病态的历史过激反应。这一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抗日神剧,拼命地臆造抗日史,使其变成中共的抗日史,变成儿童团与农民战争的横店抗日史。
 
这种屈辱史的应急反应,已然成为一种历史逻辑,正是这种逻辑,套住了习近平与他同时代的一代政客。
 
习在这次中常委集体亮相时,将自己的任期政治关键词定格在中国梦三个字,与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相比,习的政治关键词非常“务虚”,他自己填充的主旨内容是“复兴中国”。为什么要复兴中国呢,因为近代以前,中国是领先世界各国的,只是到了近代,由於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败落。而今,中国开始了崛起,可以与列强分庭抗礼了,中国必须以强示人,沉睡的雄狮,开始醒来。习在国际社会强调的,当然是和平的雄狮.
 
民族主义最能激发人民爱国热情,习近平继续利用之,正是中国梦的政治指向是复兴中国,那么,习当政第一个任期,我们看出来,对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敌意,没有减少,反而加强,将普世价值定性为西方价值,中国不能接受的价值,甚至是敌对势力搞乱中国的阴谋理念。
 
对意识形态进行革命式强化,大有复活文革之势。
 
民族主义必然强军,甚至以军国主义方式来显示国家英雄气质,激发雄心斗志,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此而为之,与打鸡血没有二致。但它起到了局部效果,从钓鱼岛事件之时,爱国示威活动烧日系汽车,甚至打死开日本车的车主,到这次萨德事件,政府暗中支持与煽动爱国民众上街,阻止消费者到韩国乐天企业商店消费,都可以看出政府在动员民族主义势力方面,驾轻就熟。中共的体制,非常有利於这种街头活动,与文革之时相比,已做到了收放自如,既可以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民众的民间力量,又让国际社会无法直接指证,中国政府在直接破坏外资企业经营.
 
复活传统,为我所用
 
复活传说中的繁荣的中国,但无法复活天道、天意,还有君权天授。
 
形而上的神圣精神无法复兴,只能复兴形而下的儒家礼教、儒家文化,儒家道义精神,也无法张扬,而落实到教育层面,就是让孩子们背弟子规了,还有整个社会宣传二十四孝,二十四孝图居然可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行而宣之,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居然也与普世价值相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自由民主的核心内容)。
我们通过习当政之后,习中央核心成员宣誓地点与誓言,就可以理清习当政之后的逻辑脉络.
 
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必然形成合流。而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最易於集权与极权统治。再加上传统的儒家礼教,礼教要让整个社会形成尊卑秩序,要让整个威权体系知敬畏、守规矩。汉初重臣不守规矩,刘邦觉得没有面子与威权,儒家制定规矩之后,刘邦第一次享受到做皇帝的威严与快意。这是习要求官员们守规矩的深意所在,传统的礼教守规矩,加上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讲政治,一虚一实,都在着力打造习中央绝对的威权。
 
习实际是要成为两个传人,一个是龙的传人,或中华文化的传人,大力宣传传统文化,甚至重新抬高孔子,拜访孔子故里,都是要扮演中华传人的角色,以赢取民族性国家主义;二是要做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的革命红色传人,在体制内获得合法性与威权,习不再谈党政分离,甚至王岐山反对党政分开,习中央要打造的是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做大做实中共,以提升自己的威权。这一点习对毛是反其道而行之,毛一直反对孔儒,晚年则颠覆了中共的统治,实现了一人之治。
 
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效应
 
习近平当政之初甚至提出文革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这句话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中共已明确文革是重大错误,如果文革不被否定,那么需要重新评定文革,习的这一表态,使左派与文革势力得到鼓励,对普世价值或宪政民主派形成压力。复兴左翼应该是中共高层的一种政治伎俩,借左打右,借右打左,权贵势力或中共统治当局毫发无损,坐收渔人或愚民之利。
 
显然,习近平想缝合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是基於他的红二代身份。更多的倾向於其红色背景,以便凝聚红二代与左派的力量,因为在他成长过程中,在他升迁过程中,这一力量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他主导的意识形态整体左倾,公然反对普世价值,都是其身份决定的。对毛左势力,不是他不想反,而是不敢反,这一势力能够让他更具红色帝王感,并获得整个党系的支撑,他何乐而不为之。
 
习当政之后几年,意识形态领域大步倒退令人困惑、不解,并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敌意。某种意义是,习中央制造了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具体表现在,对普世价值的公开批判,对宪政民主制度的抵制与丑化,凡与西方文明世界接轨的价值理念均不允许在高校与媒体上传播,对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网络有影响力的异见人士进行封杀,要求体制内媒体姓党,并对网络媒体进行控制与干预.
 
我曾撰文,习第一个五年,国家文艺没有复兴,红色文革却已然复辟。中央党校还有天安门广场等店面里,公开摆放着习的各种着作与画像,人们已然忘却当年邓小平等人批倒华国锋的一条罪状,就是制造个人崇拜,并发文不允许搞新的崇拜,不允许制作领导人的巨幅画像。
 
一些低趣的招数也被使用,譬如通过官方渠道大力扶持周小平、花千芳这样的五毛级文艺爱好者,而这与习自己宣称的文艺趣味,形成巨大反差,在许多国际场合,人们都听到他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西方文艺与哲学名着,而这样的阅读量与阅读档次,却推崇周小平这样只有爱国情操与颂圣情怀的人。难道政治真的可以超越一切文化趣味,是统帅是灵魂也是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

文章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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