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0日星期二

刘淼:《软埋》:一个阶层都消亡了,难道还不允许保留记忆



软埋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到达全人类终点——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消灭贫富差距,消灭所有的阶级,追求人人平等,追求按需分配。
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的人,我相信,对于上面的政治观点,一点都不会陌生。不仅不陌生,可能还非常的熟悉。因为无论政治课还是历史课,老师都会反复强调以上观点。
也就是说,不管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怎样一个情况,至少在中国,赞成或反对这个观点直接关乎政治的正确性与否,更进一步地说,要想在中国做到政治的正确性,你必须选择赞成。
正因为如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地主作为所谓的剥削阶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观点,必须就地消灭。消灭的方式是什么?没错,就是土改。
这也就是说,否定土改,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的执政根源,执政灵魂。显然,在现阶段,现今这个时代,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必然会导致官方的封杀。
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地主到底是不是剥削阶层?对此,国内已经有多名学者做了专门的研究,并得出了相对客观的结论,现总结如下:第一,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显然,这样一种关系,和封建剥削毫无瓜葛,纯属租赁或者合同关系。
第二,地主也并非是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假如地主是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那么,农村的主要矛盾就应该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然而,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事实上,大部分的地主和当地的农民关系都非常融洽,有些甚至还很亲密。当然,不能否定有少数地主是黑心肠,类似“周扒皮”,但大多数时候,地主是中国基层政权稳定的基石,是皇权达不到的地方宝贵的自治力量。
第三,农村有贫富差别,但这种差别并非依靠相互剥削而形成。对此,著名学者杨奎松从以下三位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家族“发家史”入手,来进行具体的剖析。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
从以上三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家庭的发家史来看,他们之所以成为小地主,根本不是靠什么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或者奴役普通农民,而是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来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说,天上根本不会掉什么馅饼。
所以,著名作家方方推出她的最新长篇小说《软埋》,对中国上个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改提出质疑,也就一点儿都不稀奇了。这当然不是说,土改就一定错误,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地主阶层进行了妖魔化。而“一刀切”的土改政策和举措,导致上千万所谓的“地、富、反、坏”被错杀,带给当时中国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确需要认真反省。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软埋》一经发表,便立刻受到来自左派阵营的接二连三的诘难。在他们看来,《软埋》就是政治的不正确。甚至,还有所谓的哲学博士,将之上升到“颜色革命”的地步,恨不得一脚把方方踢进万丈深渊。恨不得把《软埋》这部小说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说来说去,对《软埋》到底持一个什么样的批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前中国对历史污点持什么样的态度。假如,我们一定要强词夺理,把土改说成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场政治运动,那么,《软埋》的发表也就毫无意义。假如,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点正确的认识,科学的态度,认为土改运动并非以往教科书所宣传的那般完美,或者说,认为土改运动对后来整个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那么,《软埋》的反思,才有可能促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进步。
也就在前不久,我观看了一部韩国电影,片名叫《辩护人》。据新闻报道,这部电影2014年在韩国,有超过一千万人次观看,可以说是举国轰动。而这部影片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由于专制独裁,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政治冤案。在这个政治冤案里,无论警察系统,还是检察系统,又或者是法院系统,无一不表现得荒唐而又滑稽。这个政治冤案,可以说是韩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污点。
辩护人
韩国电影《辩护人》剧照
本来,这个事情发生在30年前,距离现在的韩国无论从政治方面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面,都已经没有太大关系,甚至很多人都渐渐淡忘。然而,韩国的电影人偏偏选择把这个冤案拍出来,结果也居然得到大多数韩国人的赞许。这就是说,韩国人时刻都在牢记和反思整个民族犯下的错误,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提醒,目的当然不是给政府添乱子,最终目的就是要避免历史悲剧重新上演。
而在中国,恰恰相反,不管土改也好,“文革”也罢,基本上都是写作的禁区。许多作家在提笔写作之前,首先就建立了一套自我审查机制,首先就告诉自己,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碰。方方如果不是拥有一个湖北省作协主席的身份,《软埋》这种对土改进行直接批评和质疑的文学作品,可能根本无法和世人见面。而事实也证明,在经过左派阵营密集式的“大批判”后,刚刚出版不久的单行本便被迫从书店下架。从此可以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二十一世纪都过去近二十年了,对于某些历史污点,我们仍然不能用平和、宽容的心态去看待,相反,宁愿千方百计去隐瞒,去辩解,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乔装打扮。又或者以一句,是人就可能犯错误来进行推脱责任。
反思历史,就是为了推动历史进步。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历史经过官方数十年的反复宣传,有些出于早期政治的需要,已经距离真相非常遥远。如何一步一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软埋》为当代所有的作家树立了一个优秀榜样。还是那句话,一个阶层都消亡了,难道还不允许其保留自己的记忆吗?
2017年5月29日于株洲家中
作者简介:
刘淼,70后,长沙人,出生于邵东,后迁居至株洲,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库入选作家,曾供职于某国企,后供职于某杂志,现居家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沈情的背叛》《香水有毒》《盆村事件》,散文《一个人的馒头山》等。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