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7日星期六

胡少江:“一带一路”:关于“过剩资本”的认识误区


谈到“一带一路”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除了上篇评论分析的“有利于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误区之外,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观点是,“一带一路”有利于为中国过剩资本的寻找出路。真正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点:首先是中国资本是否过剩;其次,对于国际资本而言,“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投资环境是否具有吸引力,换言之,在那里的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安全合理的回报。

众所周知,虽然中国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但是由于收入的地区差别和人群差别很大,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2016年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一万五千四百美元,在世界上二百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百零四位。

值得一提的是,“购买力平价”主要用于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但是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实践中,商品和投资的计价和交易都是按市场汇率进行的。按照人民币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八千三百美元左右,大约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德国的六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个资本输入国,不应存在总体上的资本过剩问题。

对于实体经济而言,中国的资本不仅没有过剩,而是严重不足;资金紧张更是达到妨碍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的地步。由于中央银行超速增发货币,不少溢出的资金争相流向虚拟经济,但这些资金并不是真正的过剩资本,虚拟经济的增长以实体经济的衰弱为代价,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掠夺了民众的资产。人民币不是国际流通货币,中国政府也无法通过发票子的方式来增加资本财富总量。

正因为如此,所谓“需要解决中国资本过剩”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拿这个伪命题来论证“一带一路”的合理性完全站不住脚。当然,作为一个开发中的国家,中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不应该进行海外投资。资本的本性就是追寻高收益的回报,或由于产业整合升级的考量,或由于市场份额的考量,中国在吸收资本的同时进行一些海外投资也是一种常态。

但是这种投资应该是市场导向的投资,应该是以商业回报为主要考量的投资,正因为如此,投资目的国的投资安全和资金回报应该是投资的标准。从理论上讲,发达国家的资本比发展中国家充裕,他们的逐利能力也比发展中国家强,在他们望而却步的地方,想必投资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特别热心争取中国投资的国家,恰恰就是这样一些国家。

这些国家首先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安全问题。从巴基斯坦、阿富汗到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亚中东北非,极端原教旨主义和恐怖活动严重。除了资金安全之外,还有投资的经济和市场环境问题,例如,在一些中亚国家,由于人口分布稀疏,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极其低下。同时,还有一些通过政治友好的姿态来吸引中国投资的国家,那就更不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理性投资了。

事实上,近些年来,甚至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中国在上述国家的投资遭遇滑铁卢的例子已经不在少数,很多大型工程因为政治因素的变化成为烂尾工程,已经进行的投资无法达到预期的效益,给相关国家的大笔贷款也成为无法归还的坏账。不仅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如此,一些政府引导、民间参与的投资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根本没有供“一带一路”宏伟规划所挥霍的所谓“过剩资本”;与此同时,中国向“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从商业意义上看也不可能是一种有效率的投资,它根本不是、也完全不可能成为中国稀缺资本的合理“出路”。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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