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

洗冤律师伍雷:火山的平静只为更好地爆发(上)



伍雷在洗冤办公室。
伍雷在洗冤办公室。摄:江雪
2017年注定是大陆维权律师伍雷(本名李金星)从业十几年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春节期间,他带家人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到云南躲雾霾,逛大理古城,在客栈里嗮太阳。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轻松假期。
只不过,这种“轻松”来得颇为无奈。
2016年12月28日,山东省济南市司法局对伍雷正式作出“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决定。这意味着,2002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后转行进入律师行业的伍雷,将再次面临转行。
处罚决定通知是在2016年12月2日发出的。巧合的是,当天,被错判冤杀超过20年的河北青年聂树斌,终得改判无罪,而这宗著名冤案,正是伍雷曾参与、推动,并最终翻案平反的。消息传开后短短数日,大陆近500名律师联合签名,抗议济南方面对伍雷的停业处罚。这也是自2015年大陆当局大规模打击维权律师的“7·09”事件以来,中国律师为维护自身权利,再次抱团取暖发声,集体亮相于公众面前。
2015年7月9日起,大陆先后有上百位维权律师被抓捕或约谈。彼时伍雷在安徽开庭,坏消息一个个传来。先后被抓的律师中,诸多是他的朋友,如李和平、王全璋、谢阳等等。如今,这些人或已被判刑,或在关押中。回望当时,伍雷自嘲“离看守所只有1毫米”。
逃过看守所的伍雷没有逃过司法局的处罚。2016年12月21日,济南市司法局召开听证会,给伍雷一个所谓的申辩机会。伍雷在听证会上历数中国刑辩律师的艰辛,忍不住泪洒当庭。
但所谓听证不过是走个过场,伍雷的执业资格被停止,生活还要继续。2017年春节前,伍雷开了家微店“伍雷之友”,开始在网上卖山东老家的辣椒酱等土特产,命名为“倔酱 ”,同时还卖烟台苹果。也卖书,有钱穆的《国史大纲》,伯尔曼(Harold Berman)的《法律与宗教》,还有一大套“国学经典”。都放在一起,看起来像个杂货铺子。
开店之后,伍雷位于北京的“洗冤办公室”,也一度成了快递发货的临时地点。简陋的墙壁上,“只向真理低头”的条幅依然显眼,那是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大陆法学界泰斗江平先生所写。另一面墙上,挂满了一个个冤案当事人的照片,有已经出狱的念斌、吴昌龙、陈夏影、陈满等,他们能洗冤成功,都和伍雷多年的持续推动不无关系。
比冤案当事人更多的,则是一个个疑案当事人的名字:陈国清、金哲宏……这些人持续喊冤都在10年以上,案件本身疑窦重重。伍雷一直在倾力帮助他们,但还没有结果。
树欲静而风不止。暂时下岗的“无证律师”伍雷,本想“好好休息一下”,为孩子洗洗尿布,弥补自己常年出差不在家的歉疚。但他却发现自己无法平静下来。诸多“喊冤”案卷依然会被送到他眼前,堆积如山的卷宗后面是一个个“冤案”当事人的哭泣发愁,还有“7·09”案里的同行,诸多人命运依旧悬而不决……这一切撕扯着他,让他痛苦。
春节过后,伍雷开始联络律师团,为河北陈国清案再度开始申诉。陈国清等人曾四次被承德中院判处死刑,三次被河北高院发回重审,但至今没有解决。推动此案平反,被伍雷列为2017年“洗冤计划”的重要工作目标。
“这个案子,拖了20多年,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律师手上解决,”他决绝地说。
2016年9月23日,伍雷和多位律师一起到最高人民法院为陈国清案申诉。
2016年9月23日,伍雷和多位律师一起到最高人民法院为陈国清案申诉。图片来源:伍雷提供
法律规定,拒绝辩护律师复制光盘。
2014年12月20日,郭飞雄、孙德胜“扰乱公共秩序”一案正式在天河区法院开庭。从上午9时到次日凌晨2时,庭审持续18个小时。伍雷和张磊律师全程为郭飞雄作无罪辩护,并多次指出,这是一起政治迫害案件,“郭飞雄是在用生命捍卫做人的尊严。”
这是伍雷第一次介入政治性的刑事案件辩护。之前他曾设想,“把这个案子做成一个政治辩护的范例。”但他发现,“在法庭质证、发表辩护意见过程中,辩护律师只要发言,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每隔几秒钟就会遭到审判长的粗暴打断、无理指责……辩护人至少被打断发言上千次,辩护人为了争取发言,不得不多次向合议庭抗议。”
但他和张磊律师还是坚持发表了自己的辩护观点。
2015年11月,在历经“延期审理”等各种风波之后,天河区法院对此案宣判。但在宣判开庭之前,法官突然告知律师,将对郭飞雄参与的公民“八城快闪”(指公民在一些城市的公园等地聚集快闪,表达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等诉求)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法庭的这一行为激怒了伍雷和张磊。他们认为,法庭无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经检察机关指控,为当事人添加罪名,是违法行为。他们当场要求休庭,至少给予辩护人3天的准备时间,以对新增添的罪名进行辩护。
法官对他们的要求不予认可,双方僵持不下,法庭上唇枪舌剑,火药味甚浓。律师不断申请发言,表达抗议。法庭场面激烈。宣判结束时,伍雷对着匆匆离去的法官郑昕大喊三声:“你必须为历史负责!”
当庭和法官“开撕”的行为很快就有了后果。郭飞雄被重判6年,之后不久,天河区法院向济南司法局去函,称伍雷扰乱法庭秩序,建议给予伍雷停止执业的处罚。

“你们把律师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吗?”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撤销聂树斌犯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的原审判决,改判聂无罪。此时距离聂树斌在年仅21岁时被冤杀已经过去21年,距离案件真凶王书金出现已11年。也在2016年12月2日,伍雷接到了停业一年的处罚通知书。
早在2011年,聂树斌案尚处于胶着状态。伍雷就在石家庄召开“聂树斌案研讨会”,邀请了包括大陆知名法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人在内的专家、律师等60多人,会上形成了《关于尽快启动聂树斌再审程序的呼吁书》,推动了舆论对聂案的全方位关注。
聂案平反,伍雷停业,这个鲜明对比让网络舆论对山东方面骂声一片。伍雷说,济南司法局官员曾对他叫苦不迭,“我们倒霉,怎么刚好就赶在了这一天!”
据悉,山东方面曾放出风声,本打算彻底吊销伍雷的律师执照。而经历了2015年的“7·09”事件,大陆律师的处境正值低谷,诸事艰难,因此,伍雷原计划妥协,接受山东方面“不吊销执照,停止执业一年”的决定,正好也“歇一歇”。
但他最终无法说服自己。
在承诺作出“妥协”的当晚,伍雷失眠了,连夜爬起来写行政复议书,并在网络上宣布,不接受这个结果,会走完全部法律程序,为自己维权。“就当我不讲信用吧,”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不得不擦枪走火。这个时代,你必须这样。”
伍雷得到了不少的支持。2016年12月4日,北京律师周泽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联名支持伍雷维权,声援者纷纷,到12月8日,签名支持伍雷、抗议山东方面处罚决定者已达470人。
12月21日,伍雷不服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在山东召开。当天雨雪霏霏。西安律师刘志强,在出发前被雾霾堵在机场。他换乘了高铁,终于在听证会前夜赶到了山东。“也没什么,到场就是表达一种支持,”他说。
为了不给伍雷添太多麻烦,很多律师放弃了旁听,但还是有20多人到了现场,虽然他们都被拦在会场之外。在济南的彩石镇司法所,原本不大的听证会场,已被当地的“旁听群众”坐满。只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以及律师周泽,作为伍雷的代理人,参加了听证。
时近中午1点半。伍雷还没发言。他拿着厚厚的讲稿说,“我就浓缩为20分钟吧。”司法局的官员如释重负。
发言到最后,伍雷忍不住落泪:“我一个律师,为当事人用心用力去辩护,究竟做错了什么了?你们把律师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吗?”
“那天搞得很悲情。反正我就是一根筋。我家乡的官员也比较尴尬。我质问他们,司法局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律师维权,一个是管理。你们维权的轮子不转,管理的轮子像飞机一样转,”伍雷说。
“我(为别人)洗冤把自己洗成了冤民。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最符合中国现实的逻辑和结果吗?”在听证会上,伍雷从自己的遭遇,历数中国刑辩律师处境之艰难。
“即使占座的旁听群众,其实也听懂了,”伍雷说。在休息的间隙,厕所里就有一个人对何兵说,“你们刑辩律师真不容易呢。”
艺术家张晨初为伍雷画的素描头像。
艺术家张晨初为伍雷画的素描头像。图片来源:伍雷提供

“死磕律师”养成之路

1973年出生的伍雷,直到2001年还是山东省章丘县城建委的一名科员。
“整天写材料,说够了假话,”他回忆自己当年的工作,县城里人们几乎天天都在喝酒,“到同一条街上的单位去办事,中午也一定要喝顿酒。”
才28岁的伍雷不想继续这样的生活,决定要做点什么。单位旁边有家书店,他看到了一些律师考试的书籍,决定试一试。2002年,全国律师考试改为国家司法考试。苦学了一年,原来学建筑工程的他,竟然一次就通过了。此后他辞职进入律所实习,从一名小律师到担任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短短几年,他业务发展很快,而且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车,虽然只是4万多元的“夏利”,但已颇为满足。
“赚钱会带来一些快乐,”伍雷说。那时他的风格如同“梁山好汉”,和朋友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样过了5年。
2007年,伍雷来到了北京,开办分所。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北大法学博士、“公盟”创办人许志永。(注: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9月更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推动建立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2009年夏,公盟被指偷税,许志永被拘留、逮捕,至2010年8月销案,后公盟改名公民,发起“新公民运动”。
他至今记得,那是一个风雪之夜,他和许志永在北京簋街喝啤酒,相谈甚欢。人生就此发生转折和改变。
文章来源: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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