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7日星期日

包遵信: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



人们现在对宪政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它总不时在媒体露脸儿。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尽管宪政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已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的目标了,这当然是非常可喜可贺。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宪政亟须循名责实,正本清源,以免鱼目混珠,贻误国人。究竟何谓宪政?我以为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是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有真切实在的保障,一是对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这些道理都是自由主义反复申述了的,所以正如徐友渔说的,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离开了自由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
说到自由主义,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是自由民主思潮的高涨时期。“六四”的镇压,使自由知识分子一度沉寂,但石还在,火是不会被熄灭的。一九九二年随着商业大潮的涌动,知识分子也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于是有了“公民社会”研究的展开,“人文主义”的讨论,表明自由主义已深入到相关问题的学理研究。而顾准著作的出版和顾准思想的讨论,更引发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的热情,正是在这样条件下,李慎之提出: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此后北大百年校庆时,李又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慎之老人的论述,不仅为顾准思想定了位,为北大传统正了名,而且为自由主义公开亮相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此后有的学者就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衍变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由主义是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崛起,或者它只是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复苏。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早在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七六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这么踏上历史舞台的。
所谓“四五”一代人,是指以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为标志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四五”运动,也有人并没有参加,但大都下过乡,插过队,有着年头不等的生活阅历。他们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这样的思想历程,用秦晖的话说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是先有“问题”才有“主义”的。
那么,他们不读书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读书,而且读得很认真,很艰苦。只是当年他们读的不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的书可读。他们读的是“黄皮书”、“灰皮书”,俄国和欧洲的一些文学作品,甚或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这样的阅读为他们撞开了自由主义大门。他们的阅读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知识饥渴,而是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那些书当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他们展现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义的大门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
“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四人帮”正是毛所依重,把毛的封建专制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当然就是批判毛。把他们和毛区分开,固然有为“四五”平反的良苦用心,但若真的相信这种区分,好像“四人帮”所有坏事都是背着毛干的,那就无异于把毛从“英明”“伟大”的神话中的帝王,变成了昏聩无能的暴君。这离事实也太远了,毛是暴君但绝不是昏聩无能。我们民族那十年浩劫的灾难,都是贯彻他的意图,执行他的指令,“四人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博得了毛的信任和支持的。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怎么能没有民主化这个大目标?
二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著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一九八○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自由主义则已成气候,编辑丛书,举办沙龙,研讨会,组织民间学术机构,……这些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四五”一代人是这些活动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相比较而言,体制外的条件更艰难,八十年代离开了体制,连生存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进行理论研究了。陈子明、王军涛原来在体制内都曾有不错的位置,但他们都主动辞去公职,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名称几经变化,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位甚为关键人物,那就是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并以研究所为基础,衍生拓展了很多事业。
和九十年代知识界许多人辞职不一样,当年陈子明、王军涛辞职,不是要下海经商,而是踏上探索中国民主化之路。这可是一条险象环生、荆棘载途的坎坷之路,踏上它是要大智大勇,坦荡胸襟的。因为从四九年以后,执政党就一直把自由主义当作思想的头号大敌,自由主义稍有冒头就会严惩不贷。所以八十年代自由主义还只能依傍在别人的麾下(如党内民主派),借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当时想充当的是中国改革思想库的角色。
如果我们承认自由主义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在中国勃兴并有相当的发展,那对时下一些学者论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以九十年代为断限,就有理由认为需要补正。当然,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有了深化,翻译了一些从古典到现代的经典自由主义的著作,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的专著与专刊,对宪政理论与晚清以来的宪政史进行了研究,对“五四”以来老一代自由主义传统有了梳理,对当下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公民知识的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普及也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取得的可喜的成绩。有人因此就指责八十年代是什么迷恋广场“激进型”的浪漫理想主义,现在要强调“保守主义”,提倡“消极自由”,以为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最新理论,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划一截然标记。这实在令我困惑。难道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犹如从容讨论客厅的窗户是打开还是关上,哪种主张都无碍自由的根基,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由。可惜我们还没有这个福分啊!近代中国“保守”的思潮与“保守”的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可是这和时下学者讲的从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是两码事儿,我们还只是处于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自由。我们自由还没有得到,又有什么可以“保守”?当专制统治还相当顽固,时时总在想把自由思想扼死在萌芽状态,我们却一味地强调“消极自由”,岂不就是给犬儒主义、取消主义套上一件美丽外衣?如果说自由主义当下的策略要坚持渐进,注重理性,那么早在八十年代陈子明、王军涛就是这么主张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错,他们参加了“四五”,参加了“六四”,这又能说明什么?难道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只能躲在书斋里纸上谈兵,面对要求自由与民主愤而走上街头的民众,可以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其实,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说,从“四五”到“六四”的民主运动,更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尽管那时自由主义还相当孱弱,人们还是不难从沸腾的喧闹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当然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广场不是理想的场所,走上街头更不是情愿的选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的经历不就证明了自由主义成长的曲折历程吗?
我之所以要辨析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勃兴与发展,不能局限于九十年代,并非只是为了彰显陈子明等“四五”一代人的历史地位,何况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有也轮不到我来做。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宪政民主大目标如何才能逐步实现。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从严复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于宪政则更是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九四六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它有缺点,但和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目标取向,一个是宪政主义,一个则是一党专制。这种不同,用萨托利的话说,前者是“保障性宪法”,即为通向宪政提供保障(台湾民主化就已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只是“名义性宪法”,即只徒具其名,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从中国宪政史的角度也可以说,一九五四年宪法的颁布,无异于宣告宪政道路已被封死了。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当然只有执政党。令人不解的是,当时还有那么多自由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还身居要津,有相应的言路和发言的机会。可是全都和“工农大众”一起“欢呼”“拥护”,却没有自由主义的声音,没有宪政理念张扬。当时执政党也不曾担心他们会有反对的声音,而只是忧虑这些人如何安排。一届人大之后,他们都得到了相应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实的花瓶,他们也都感到心满意足。一代自由主义精英,在原则与利益的两难面前,竟然一无例外地把原则放到了屁股下面,为的是坐稳自己的位置。这倒是新一代自由主义要牢牢记取的教训啊!
(本文为《浴火重生》包遵信序的第二节/《改造与建设》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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