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1日星期日

江上小堂:“五四新文化”的实质:瓦解宗法家族,建立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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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今天,仅将“五四”命名为青年的节日局限了。当然,官方对“五四”的历史定位还是非常高的,称之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并用之来划分历史时期,“五四”之前是近代史,“五四”之后是现代史。

今天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存有较大的分歧。除了官方的正统叙述,还有认为“五四”运动的实质是反传统的看法。前者肯定“五四”运动,后者否定“五四”运动。

以我之见,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我认为,“五四”运动与其思想前导“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旨在瓦解宗法家族的权力结构与建立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权力,两者相互呼应。就反对儒家“孝”的价值和瓦解宗法家族的权力结构来说,可称之为反传统,但建立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却是儒家“忠”的价值的变形和强化。就官方的“爱国主义”评价而言,其内涵确实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但“爱国主义”却是对国家主义的正面肯定。而如果以中国人在近现代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和取得的进步而言,选择国家主义无疑是失败的,应该予以否定。

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反传统的一面,又有继承和延续传统的一面。我称之为“只反父权,不反君权”。考虑到中国历史的总体趋势,在“家”与“国”之间,不断削弱个人与家庭的联系而增强与国家的联系,应该说“五四”运动在根本上延续了传统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这个大的脉络是很清楚的,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郡县制到党国制,个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权力的管辖而越来越少地受到家庭权力的管辖。在二千多年的郡县制中,朝廷的权力也是越来越趋于集中和加强。

近代中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侵入后,提出的基本命题和终极命题就是如何强国。在“家”与“国”之间,在“孝”与“忠”之间,近代知识精英提出方案是舍家而强国,丢车而保帅。

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中写道:“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孙中山在他的《民权主义》第二讲中也讲道,“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其目的都是为了将个人从宗法家族的管辖与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父权”和“夫权”中解放出来,而投身于国家主义的话语和权域中。个人自由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目的,而仅仅是从宗法家族挣脱出来而投入国家主义怀胞中的中转站和空档期。国家主义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目的。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青年学生才可能投身于争取国家利益,促使国家强大的政治运动中去。应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初步确立,成功地将“忠君”转化为了“爱国”。

当时的知识精英并没有采纳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只是将之作为消解宗法家族权力的口号。这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失误。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平等才是最根本的价值。为了去除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限制,他们宁愿牺牲个人的权利而要成全国家的权力;他们宁愿受到更多的压迫也要国家的完全独立,而不受西方列强所强加的规则的束缚。

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得到确立和普及,使得中国人只能在传统的“孝”与“忠”之间选择,在“家”与“国”之间选择。如果从中国人与“家”和“国”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就可以一以贯之,那就是个人越来越受控于国家。共产主义不过是国家主义的极端形态。一旦选择了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必然。

无疑,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哪一派政治力量更能增进国家的权力,哪一派政治力量就能最终获胜。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态为共产党提供了组建国家权力的强大载体。国民党提出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列宁式政党的精髓提炼得相当准确,但它是中途改组,实际上做不到。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这样,由小到大,通过不断的内部清洗而建立起了一个凝聚力相当高的强大组织。国民党败于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学说虽然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实践中,共产主义却是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服务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各国共产党,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都只是表面上放弃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甚至会牺牲局部的国家利益,但最终的目的和归依却是国家主义。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共产主义也是国家主义极端形态。

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都是在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任务和开启的历史进程。宗法家族权力结构的消解自“五四新文化”始,到“土改”而完成。在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中,拥有宗法家族权力的乡村士绅属于“地主阶级”,遭到了全面镇压。文革批孔和“五四新文化”批孔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削弱与消除个人与家庭之间联系,而加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在文革中,毛加强了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君师合一”的地位,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个人不用听从父母和老师,完全听领袖的就是了。

目前看来,宗法家族结构的解体和相应的国家权力的全面深入覆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后果。在国家主义的号召下,完成了将“一盘散沙”聚集起来的历史任务,应该说是实现了其目标。对于投身于这一进程的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而言,可谓是“求仁而得仁”。但国家主义虽然能基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领土辽阔而迅速地形成强大的力量,以抵抗外部威胁,但它是以削除个体差异和自我摧残为代价的,不能产生活力和创造力,必定不能保持长久的强大,是短暂的。“一盘散沙”聚集起来仍然是沙,而不是由具有主动力和创造力的个体构成,完全依赖于聚集者--领袖的捏塑和搬弄。

中国近现代选择国家主义的原因何在?在于其抗拒和排斥西方文化。如我在《革命的工蜂:李玉和--<红灯记>对家庭的解构和重构》中所言:

“近现代中国面对比它强大得多的西方文明,感到深深的恐惧。但它自身以‘忠’,‘孝’为根本的文化价值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无法容纳以个人主义价值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它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本价值,而融入西方文化。所以,它采取的策略是选择性地吸纳西方的东西以求用最小的调整来保持自身的稳定、和与外部的平衡。总体上对西方文化是排斥的。这种恐惧和排斥是如此的深沉、强劲与持久,以至于在中国近现代的各个阶段都有强烈的表现,如过去的‘义和团’,现在的‘粪青’。”

“《红灯记》通过艺术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向观众灌输这样一种家庭或者说是社会结构模式的用意何在呢?那就是要解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结构,而代之以‘阶级情感’为纽带的家庭结构,所谓‘舍小家,顾大家’,‘革命的大家庭’之类的说辞。它要求国民放弃基本的需求和功能,牺牲生命来形成国家的力量。如果说传统中国是‘家国同构’,那共产中国就是“家国一体”,妄图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大家庭。”

因而,近现代中国在受到西方的冲击后,并没有改变历史的方向,仍然沿袭了传统的价值和专制制度,只不过形式上有了较大变化,由郡县制升级为党国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过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对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拒绝。比较讽刺的是,西方的技术组织手段却为中国的专制升级提供了条件。利用从西方传来的交通通讯等技术,中国才能建立起覆盖到基层的政权体系,比郡县制的“皇权不下县”更深入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盖因中国人始终未能赋予个人以独立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只能来源于与其它人的关系。在这样一种价值观下,技术的进步将更有利于加强专制权力而不利于增进个人自由。中国人建立不起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治权力,除了依赖于血缘宗亲权力与专制权力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当组织与技术手段提供了可能时,它更倾向于增强专制权力。由分封制升级为郡县制如此,由郡县制升级为党国制也是如此。所以,“五四新文化”是中国历史进程在原有方向上的继续展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题中之义,外来的影响只是一个刺激因素与提供了手段。如果没有西方技术手段,中国社会就会一直陷于同样水平的周期性的死循环。

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和锁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路径。自此之后,一切都没有悬念。即使因为偶然的事件偏离了原有轨道,也会在基本力量的作用下回到原来的轨道。中国在近现代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发生的,在此之前,国家主义已为它的引入做好了铺垫。即使共产党败于国民党,也会有另外的力量,或产生于国民党外部,或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来完成建立全能的国家主义和摆脱西方列强控制这一历史任务。

百年将到,今天我们反思五四,我以为最关键的还是思想启蒙。价值观决定一切。价值观对了,最终就能实现社会公正,人民富裕,国家强大;价值观错了,无论怎么努力奋斗,最终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2017年5月4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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