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8日星期日

蔡淑芳:我的六四见证



六月四日凌晨,我跟马少方和梁二等约好,一起前往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我坐在他们骑来的自行车尾,从北京饭店一直去到天安门,前往广场总指挥部的广播台帐篷外,守卫的同学和我认识的同学都很乐意给我汇报一些外围战况,希望我能够把消息往海外传递开去。同学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戒严部队持冲锋枪在军事博物馆枪杀了一名姓李的北京师范学院女学生。有很多市民在冲突中受伤,有不少人已救不活了。他们估计打死打伤的已有好几十人了,最可恶的是即使前往救人的,都给打死。
他又说,有很多军队都是持着枪刀向群众冲过来进行厮杀的。刚好有同学走过来向广播台汇报,说凌晨零时二十分,有装甲车载着很多持机关枪的军兵,已驶往历史博物馆方向的路走去。广场上不时听到外围传来的枪声,有学生对我说,刚才有一名英国大使馆的参赞被打伤了。
凌晨零时四十分,守卫的同学表示,广播台要向北侧撤退了,因为军队已在四面八方把广场全面包围,可能会由东南侧方向进军。广播台这时候呼吁同学手挽手,肩并肩作非暴力的对抗。
广播员又激动地说:“人民军队向祖国孩子开枪了,同学们哭喊吧﹗静静地喊吧﹗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新的一批年青的英雄们加进先烈的队伍中。”
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又透过广播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强调他们会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保卫天安门。他们从始至终,都是和平请愿,请全体留在天安门的同学和市民们,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作最后的致礼。广播又呼吁同学要小心有便衣挑衅,请提高警惕。
凌晨一时,在广场东南侧不断有信号弹向天安门方向发射,信号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闪光,散落。
一时十分,一位从医院跑回来的同学,身上沾满了受伤同学的鲜血,气急败坏地表示已经有十七个同学死了。他恳求守卫的同学让他进去广播台帐篷内汇报,好让他能及早通知广播员不要再作“不还手、不反抗”的呼吁了。虽然这同学获准进去,但他的意见却没被广播台接纳。
广播台继续广播,坚持绝不撤退,又表示要以鲜血来对抗独裁者的残暴,并且要向历史宣布他们会继续进行这场不屈不挠的斗争,要呼唤新生命,让同学们站起来。
前门口附近传来一轮枪声。接着有一位国家机关的领袖,通过广播向学生说了些激励的话﹕“没有你们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你们达不到的目的。”他还向广场上四位绝食者致意,又称李鹏等一帮人已成历史罪人,他希望士兵们不要做帮凶,不能对人民动用武力。
广播台又传达了来自市民的消息,表示在六里桥附近有几部装甲车冲过,把堵截军车的三名市民压死了。又宣布,防暴警察已经开实弹真枪,打死打伤很多人。不过,广播也报导了可喜的消息,说有些军兵已经倒戈了。
同学们听到这消息,都十分振奋,士气大增。广播台还播出一段说话,表示海内外共有五千多人声援学生,现在全体华人都团结起来了,希望广场上的人一起齐唱“龙的传人”。
广场上的歌声悲壮动人。而广场上空仍不断有信号弹发放诡异彩光,制造威吓恐怖的战场气氛。
凌晨一时二十五分,我离开了广播台,想了解广场四周的情况。群众已开始把汽水瓶拿出来做武器,不少纠察队手持木棍,铁管准备顽抗。刚好有一部公共汽车在人民大会堂门前的路口,从北到南经过,群众发现车上有解放军时,马上用汽水瓶向车掷去。
远离了广播台,遥遥的还微弱地听到广播,劝喻人民子弟兵不要为政府效力,枪口是不能对着人民的。又呼吁同学和群众,若手持武器,必须马上放下,不能动武。
从人民大会堂那边传出来的官方喇叭,经常掩盖了广场上学生的广播。官方喇叭的广播重复又重复地在四周响亮扬起,是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宣布马上要把天安门清场,广播说:“天安门广场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中心,是我国举行政治性集会和迎宾活动的重要场所,是新中国的象征。但是,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极少数人制造动乱,传播谣言的市场。为了尽快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根据首都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一号令,决定立即对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立即撤离现场。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告,仍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意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然而,无论这段紧急通告的广播如何宏亮地呼吁,不断地回放,广场上和外围四周的学生、市民和人群仍是会聚拢一起,没有散去,而且只要发现那里军队,学生、市民、工人便都会往那里跑,希望能尽最后一分力进行游说和围堵。很多学生都留在广场上不抗争,不还手;也有很多学生和工人组成敢死队,围坐在军队面前,维持秩序,提防冲突爆发,挑起事端。
从外围回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和同学对我说,外围的戒严部队全部都是持枪。他们不断地乱发枪,有橡皮子弹,也有实弹,但是两种子弹都同样会令人受伤、流血、致命。
有一位工人又对我说,从东面建国门来的坦克车压死了四个人;从长安街东西两路驶近的装甲车,也撞死了很多人。他又说,前门口的警察已被打退三次,有军车被推翻,群众抓住和打伤了好些军兵,但市民和同学己经很克制的了。其它市民也告诉我,不久前,有军车经过时,群众都是用石头掷击军车的;又说,前门放了很多催泪弹驱散人群。
我环顾天安门广场四周,对开的长安街已有好几个火堆,有人烧车,亦有人把工人自治联合会设在广场西北角的总部帐篷都放火烧掉了。
一时五十一分,天安门的西侧有戒严部队及坦克车驶到,军队胡乱发枪,枪声不绝于耳,群众为闪避乱弹而往后逃,有人倒地,有人赶忙救援。我躲在广场西北角的站岗亭后面避过枪林弹雨。
当时,我认识了一位中国《青年报》的男记者,他拿着微型录音机报导现场情况。枪声一停,他立刻拖着我的手往后跑到较安全的地方避开流弹。
二时,群众给无情无眼不断乱发过来的子弹吓怕了,枪声一响就往后跑,但边跑边喊打;枪声一停,便趁势再往前冲。连续不断的枪声四起,最后我和群众知道往前冲不管用,军队已经杀进来越来越迫近,只能往旁往后的地方躲避。一支精悍、无情的步兵,已在这个时候移进广场的西北角,静候进一步的行动。群众在地上砸砖,找石头,要向军队掷去。
没多久,军队又从路口撤到马路的一旁去。只见军队稍退一步,群众就向前进一步,面对不绝于耳的枪声响起,敢于再往前冲的人已明显地减少了。同时,大批坦克车已列队驶至路口。
二时十分,我失魂落魄地独个儿走进广场,看见天安门东面有装甲车停放,同时又听到该处传来连续不绝的枪声。官方清场的广播仍向市民发出警告,定性首都发生的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必须镇压。
二时二十二分,我目击了一个血流披面﹑受伤极重的学生被送到广场中央的急救站,受伤同学血流如注,地面血渍斑斑,医护人员初步急救及包扎伤口后,马上把他送离广场,由同学护送及抬去救护车。同学把广场上的钢床拿来作担架,运走一个同学后,马上又搬来另一张钢床备用。
一直以来,枪声没有停止过,人群遇险都会本能地逃散,很多人受伤,中弹倒地,同学马上涌上前抢救,由四、五个同学合力把伤者运走。
从东南建国门前来的军车越来越多,到二时三十分,有几队解放军很匆忙的一队一队由路口往历史博物馆方向跑去,他们全部手持武器、枪械,一直跑到历史博物馆前与先前已抵达的军兵汇合,并坐下来候命。学生敢死队立即调配人手集合过来,重新把军兵再次围住,誓死保卫天安门,而群众也没有恐惧地包围军队,保护学生。
二时四十分,我往南面方向走,因为东、西、北面都有枪声,只有南面较为平静。我想找电话亭报消息,在前门路口,群众已把公共汽车捣毁,以拦截军车,沿途还有很多围观的市民。有一位市民自动给我坐自行车尾,载我去找电话亭,又给我向其它市民筹集了很多零钱碎银,可惜摇了很多个电话也不通,那市民便陪我返回天安门广场。
路上,那市民对我说,他是从西单赶来的,西单很危险,死伤无数,枪击厉害。他说,亲眼目睹了四人被抬去,而且有发放过催泪弹,因为他在现场远处旁观也有被烟催泪的感觉。他又说,市民对军队冲击得很厉害,市民已忍无可忍。
另一位市民听到我们的交谈后,也趋近过来对我说:群众手无寸铁,而戒严部队则手持盾牌和武器与群众对立,群众被赶跑时,还一边跑,一边喊要打倒李鹏。他说,凶狠的军兵从木樨地过来,市民百姓甚至连老太太都走出来拦阻,但也给无情打倒,军人还用砖头来打人。他解开他的衣衫,给我看他被打后的伤痕。
回到广场,我隐约听到广场指挥部的呼吁:“纪念碑下的同学、全体的同学,请尽速到纪念碑集合。市民们,请你们也自动到纪念碑集合。”
三时十七分,四名知识界绝食代表在广场上的广播台发出了紧急呼吁,希望解放军能立刻放下武器,不要开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市民。代表说:“我们采取绝食静坐的方式,维护和平请愿的权利,想向政府表达同学的意愿,表达我们对政府进行军管的抗议。现在我们流在这里的血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流的了,我们呼吁你们立即派代表到纪念碑下,我们的营地里来进行谈判,我们负责劝服同学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否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我们四个人去找你们进行谈判,也是完全可以,即尽速向你们的指挥部传达这个讯息,谢谢!”
广播停顿一会后,又续说:“同学们、市民们,请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现在血已经流得够多了,无论是解放军方面,还是学生方面,任何人多留一滴血,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我们呼吁你们马上派代表到纪念碑来进行谈判,必要的话,我们四人可以前往戒严总指挥部进行谈判,谢谢!”
三时三十分,我跟那市民分手,又独自前往历史博物馆前看军兵的动静,有数十名市民围住军兵,向他们苦苦相劝,说:“你们戒严来干嘛?好好保护学生多好!大家都是老百姓,不能这样横蛮的对待人民,很多人流血、死亡,他们之中也有可能是你们的亲属,你们当兵的到底是为什么?为了打自己人的吗?你们好丢人啊!”有些解放军表现得很不耐烦,大多都是无动于衷的,只有极少数是强忍着泪,为什么这些解放军会变得麻木不仁?
有学生对我说:“这些兵都失去理性,只服从上级的命令,他们只知道市民打他们,因为军队也有伤亡,所以他们打人民。”
我又再返回广场,听到前门那边有一阵巨响,像是炮轰。
四时正,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全都被截断电源,整个广场漆黑一片,充满了恐怖气氛和随时会有突袭的可能。
天安门四周再有枪声,广场指挥部在广播中说:“同学们,原地静坐,坚守广场,我们要看看政府最后的嘴脸,最后的面目是什么!”随后便播放国际歌。在这歌声中,在这死亡随时会到临的关键时刻,我已忘记了自己,我只知道我这个多月来在北京的日日夜夜,都是和学生一起经历这场悲壮的历史时刻,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也在这里成长了,在这次革命的洗礼中,我获得新生,我不怕死。也因此,到底要做历史的见证,抑或跟随他们一起壮烈牺牲,在我而言,已经别无选择。我走到一个帐篷的前面,坐在空置的钢床上,亮起电筒,匆匆忙忙的写下遗书,个体的我早已消失在国家兴亡的大时代、大潮流中了。
四时二十五分,大多数的同学都已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有同学见我还一个人茫然若失地在广场上四处走动,很担心我的安危,一直跟着我,想保护我。在广场的东南面,有一大群市民、工人在广场南面走过来,他们齐声喊口号:“中国人,站起来﹗”他们喊了多遍,声音十分响亮,也叫人感动,因为他们在广场最危险的时候走进来,冒死也要来保护学生,与学生共存亡。
这时,来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广播传出侯德健的声音,他说:“工人们、同学们、市民们,我是侯德健,我们已经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我们不能再流下去了。同学们、市民们、在场的全体的公民们,我敢说,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这一场运动的胜利了。直至到今天,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了,同学们,我相信,我相信在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
话未说完,群众便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都不怕死。”群众马上应和:“对!”
“但是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代表我们四位绝食的朋友同仁,没有经过同学的同意,我们作了一件事情,不论同学对我们作这事情有什么态度,我要把这事情告诉大家。我们刚刚到了纪念碑的北侧,天安门前面的部队里面,我们找到了部队的领导同志,我们希望不要再流血了。部队团中尉隶属51648部队,当中尉与我们接触以后,他请示了戒严总指挥部,同意全场的,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平安的撤离现场。”
说到这里,群众大喊:“不撤!”
侯仍在说话:“我们没有替大家作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的权利不在我们绝食的四位同仁身上,这个的决定在大家的身上。我希望工人们、同学们、市民们,当我说完这番话以后,你们不要马上作出决定,请同学们想一想。”又说:“刚刚周舵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去的,请周老师也说几句。”
接着周舵在广播中发言,他说:“同学们,我们现在保留一滴血,将来我们的民主化进程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在座的,在天安门广场的全体同学、全体市民,都是我们全国的精英。我们已经答应部队尽快地劝服同学撤离广场。他们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他们已经收到上级的死命令,今天在清晨之前,必须清理好天安门广场,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也就是,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清理广场。
同学们,面临这样一种危急的形势,我们不能够再以赤手空拳去对抗四周全副武装的士兵了。现在已经没有再谈判、商量的余地了。
我们现在必须尽全力保存我们有限的力量,他们传达的檄文,是必须要在天亮之前开始行动,他们同意在南面留一条通道,我们希望,我们建议同学们以学校为单位,马上就组织撤离工作。我们有秩序地、安静地从南面撤离。现在是从我们自身开始体现民主精神的时候了,少数要服从多数。“
然后到刘晓波发言,他说:“同学们,同学们,我叫刘晓波,现在我们坚持的一贯原则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你们希望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民主。现在我们如果想争取民主,就要像周舵老师所说的那样,必须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开始,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最民主的原则,希望市民们能够冷静下来,这场学生运动离不开你们的支持、你们的爱护。你们坚定留在广场,证明了你们的勇敢,我希望你们冷静下来。你们已为学生作出巨大的牺牲,你们再作牺牲,我们于心不忍,你们能够保存下来,这是对中国民主的最大贡献。市民同志们,希望你们能够冷静下来,撤离广场。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已经到了最后关键性时刻,能够做一些具体的民主的事情,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同学们,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我们现在必须有秩序地、安全的,各校组织起来,撤离广场。任何牺牲,在现在都是不必要的,市民同志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冷静冷静。如果能够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体大学生,全首都的公民,全体人民都会感谢你们。”
最后,侯德健又表示:“不管你们怎样看待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希望我们能平平安安的离开这里。广场上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公民,我会到每一个有同学的地方去。不管是工人、市民、学生,我都要看到最后一个人离开这最危险的地方,我才会离开。”
刘晓波立刻表示﹕“侯德健代表了我们四人的共同信念,不到广场撤退到最后一人离开,我们四人也不会离开广场,希望大家协助我们,为了中国未来的民主,大家应该有秩序的撤离。”
周舵也表示同意的说:“我们完全赞成刚才侯德健和刘晓波所提出的意见,我们会坚持到最后一个撤离,我们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尽全力说服那些感情激动的同学和市民们,他们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在感情上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向他们表示同胞的敬意。现在同学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他们,说服他们和你们一起撤离,带着他们回到你们的学校,给他们安定好情绪,和他们做朋友,和他们结成生死之交。同学们,现在尽快马上进行行动。”
侯再补充地说﹕“我们没有为同学做这个决定,我们把我们的话说完了,我们希望同学们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之后,自己为自己作出决定来。”讲完后,有群众鼓掌,但还有很多人说:“不撤!一定要保卫广场。”
四时四十分,广场上的灯再又重亮起来,戒严部队已开始戒备,准备进占广场。
一位工人自治联会的常委也通过广播发出呼吁,他说:“同学们、市民们、工人们,刚才一路以来的枪杀,已经流了很多血了,戒严部队马上就要来清场,他们已经向人民剐了一刀,他们剐了一刀以后,他们还有第二刀,我们留在这里只是无谓牺牲。”
有群众随即应和地喊:“对!”
他续说:“同学们,我认为有些同学坚持留在这儿是对他们抱有一种幻想的表现,他们已经毫无人性了,我们不要作无谓牺牲。(群众鼓掌。)留在这里是无谓的牺牲,我们要保存、保卫自己的力量,现在马上要撤离了。”
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接着透过广播宣布:“首先,请同学们安静下来,这里是广场指挥部,为保卫广场的指挥部,敢请各位同学坐下来,就地坐下来,安静的,手挽手坐下,大家先冷静一下,让大家考虑一下。同学们,手拉手,不要分散,我们安静思考一下,考虑目前的形势,和我们应该采取的新行动和方案。现在关于撤还是留的决定权,在我们广场上每一个人用生命、用头脑思考,是牵涉到广场上的每一个公民的决定。”
有群众说:“不要走!”
刘晓波再一次发言:“同学们,在这次运动中,北京市的市民们、工人同胞们,给予我们的学生很大的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的运动是不会获得成功的。现在广场的同学们,安全地撤离,比较有保护的。关键是市民们、工人同胞们,我们希望全体同学、全体大学生,担负起保护市民、保护工人同志们的任务,现在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广场上的每一个人能够安全地离开广场,希望广大的同学们,在这关键时刻,能够保护市民、保护工人。我们呼吁全体大学生,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要齐心合力地保护市民,保护工人们,向天安门的南面有秩序地撤退。”
最后,高新也发表了讲话:“在这里,我们四人已经向广大同学、市民、工人发出呼吁,希望大家明确当前的形势,现在天安门广场只有东南角还可以撤离。在这一个多月的民主运动中,广大的工人、市民,为保护我们的爱国大学生,流的汗、流的血已经够多了,再不能流血了,再不能流血了。希望我们广大的大学生,现在和市民、工人积极配合,大家集合在一起,大家有秩序地撤退,大家都冷静地考虑一下,谢谢大家。”
他又补充一句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七点之前,部队必须清理广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不能再流血了!谢谢大家,请大家务必冷静。请工人、市民、广大的爱国同学们,请你们务必冷静。”
广播又传来广场指挥部的发言:“撤留的决定权是在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公民的,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决定权。”在同学们为撤留问题作决定时,广场上又扬起从人民大会堂传来的,官方的,整夜重复不断的戒严部队紧急清场通告的广播。
四时四十五分,第一批戒严部队已经潜进广场,穿越到广场上的帐篷前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进发,这批军兵荷枪实弹,以作战对敌的姿势,冲锋陷阵的杀入,持枪威吓坐在前面的同学,并且还有阵阵枪声,同学仍喊:“不可还手。”
我是不断听到有啪啪哒哒的枪声,军队肯定是一路都有开枪的。其中一个持枪的军兵向我所站的方向走过来。我当时站在接近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东北面,这军兵恃势凌人,大肆破坏广场上学生竖起的旗帜,狠狠地把折断的旗杆扔走,又喝令所有人都要坐下。
有一个本来想走向前的市民,也只得听命地折回,但是以充满讽剌的口吻,回来向其它市民说:“人民军队为人民,真棒!真棒!大家鼓掌,真威风啊!”群众也竟真的鼓起掌来,以反讽的形式欢迎解放军进驻广场。
那边远处传来学生们唱的国际歌声,近我这边的市民也呼应的一起和唱。只见这批冲锋的戒严部队,有少部份在旁戒备,唯恐静坐学生骚乱;而另一大批则已向前冲开一条奔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路,直迫上第三层,持枪的军兵不断开枪,在纪念碑下面的学生、市民齐喊:“人民军队,不打人民。”群众越喊越齐,越喊越有力。
但枪声还是不绝,那时纪念碑上的喇叭传来了十分微弱的广播,说:“广场上的军兵们,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养育你们,你们的枪口对着人民……”余音未了,军兵们便不断向着纪念碑开枪,射击挂在碑上的喇叭,啪啪哒哒发了很多子弹,扫射得纪念碑迸出火花四起,广播声音中止,刹那的寂静过后,市民和学生激动地大喊:“不许打纪念碑。”
四时五十分,学生开始从纪念碑的台阶向南撒退,戒严部队已占领了纪念碑的第三层,把围在纪念碑前面的布条、横额、旗帜、帐篷全部捣毁、破坏,肆意地践踏,而且还继续不断地开枪。
这时候,我向纪念碑北面前方朝西走,想走到最紧张的前线去面对坦克,这时重遇马少方,他问我:“是否赶着要走?”
我说:“没有。”
他说:“那么你赶快走吧!”
但我想知道西面的情况,再往前走,另一位同学杨朝晖说:“进我们的队伍来。”我本想拒绝,但他们已腾出空位,硬把我拉进他们的队伍中,说:“进来吧,拜托你,别乱走了。”同学又说:“要提防他们放催泪弹。”
五时正,坦克车已开进广场,官方的广播说:“爱国的同学市民们,请与戒严部队合作,恢复国家正常秩序。”又说:“全体市民们,首都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学生群众是那么安静地,绝不还手地坐在这块庄严的、神圣的国家首都中心地,但坦克车却辗过广场上所有的帐篷,不理会里面到底是否还有人留守;又推倒民主女神像,任意破坏和蹂躏。坦克车队一直驶向前,一直驶近静坐同学的面前,在坦克车队后面,还有大批戒严部队从东、西两侧快步地向前移近。
同学说:“真了不起,中国的军队!”又说:“压死了一批老百姓了,手无寸铁的啊!”
有同学在坦克车进来时,鼓掌地说:“欢迎啊!欢迎!”另一位同学认为太胡闹了,喝止说:“不要拍手!坐下!”
啪啪的枪声继续响过不停,唤我加入队伍中的马少方要我撤退,而杨朝晖也喝令要我往后撤退,我不愿意,我想跟他们一起共同进退。但是他向后面的同学说:“让开,让开,让这女孩进去!把她拉进出!这里很危险呀!”
我不理会他们的劝退,坚持要共进退。对着坦克车,他们勇敢的说:“来吧!”但看到我还留在这里,便向后面的同学呼喝:“他妈的,我叫你们让开,让这女孩进里面去。”又对我说:“还在干嘛呀!看呀!你快往后撤,催泪瓦斯要打了!”
一排排坦克驶到前面,一列列戒严部队已经迫近,枪声又啪啪哒哒的响起来。
学生开始很有秩序地一批批往后撤退,轮到我们站起来往后撤退时,大家都手挽手唱国际歌,有人还举起胜利的手势向着戒严部队,但给在旁互相扶持的同学制止了,因为这些戒严部队军兵木无表情,在地上拾起折毁帐篷后的木棍,驱赶和挥打学生。
然后还再有枪声,大家都希望是向天空打的。
有同学一边撤,一边说:“谁说要撤的?”一女同学回答说:“他们不是刚才说了嘛!”那同学说:“谁说的,他们坐着,让他们赶走撤退,气死人了!老百姓死了好几百人了,就是让他们抬出去也不愿意被抬走的啊!”
撤离广场的队伍本来很整齐,很有秩序,但戒严部队不给同学时间,既驱赶过来推挤同学,又拿木棍乱棒挥打过来,把撤离的队伍冲散。我们这排算是最接近坦克的队伍被冲击得溃散凌乱,我们被迫挤到窄窄的灌木丛和矮铁栏边,没路可退。同学们极其克制地,恐防会有人踩人的情况发生,不断大喊:“不要乱,不要挤!”、“拉着手,慢慢走!”、“不许打人!”。
我们这一排被冲散后,人人都接连捱了好几棍追过来的军兵无情的棒打推压。混乱中我被挤进灌木丛里倒下来,尾随着我的同学也要倒过来压踩我,他说:“别挤了!哎呀!我倒下了!别挤了﹗我起不来了!”同学往旁边推挤,他们跌倒过来后再起身被推涌出去,但我被压倒后,没来得及站起来,只好爬着绕过混乱的人脚钻出去。
这时,军兵已在四方八面紧紧的围拢过来。不是说过留下南面一条通路的吗?当我们跟着大队向南撤退时,坦克、军队都在四周包围,戒严部队的年青军兵恶狠狠的挡在我们前面,我一面跑,一面跌倒,跟同学们四散逃命,军兵总要贴近过来连番追打,给经过他们面前的每个被打散又狼狈地又跌又爬又跑的同学,狠狠地用木棍挥打和驱赶。我们不敢停下来,边跑边捱打的,我又再跌倒时,军兵趋前打了我两棍,幸好没有受伤,但也很痛。他们是用力挥打,毫不留情,很多同学都被挤倒,被打得头破血流,鲜血还喷在我的身上。
赶快跑出来之后,我只知道已逃过大难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很难过,眼眶充满了泪水,他们扶着受伤、流血、悲哀、愤怒的同学继续撤离。
广场的东南面,历史博物馆附近不断有救护车把受伤同学载走,同学持着各自的旗号寻找失散了的同校同学,并继续往南走,他们说要继续游行。有一女同学在路旁凄厉地、歇斯底里地大叫。
我也感到颓然迷茫,这恐怖的一夜谁能受得了?!我随着同学的队伍很失落、很悲痛地一起走,再度碰上曾经保护我、拉我归队的马少方,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的前行,在心情凝重和沉默无奈的悲痛中,他唤我一起同行,继续向前走,但旁边的杨朝晖激动的说:“我累了,我不能走,我不要走,我要留在这里,我要死在这里,我不能离开天安门和广场上的同学。”同学不让他激动,强行扶他离开。
五时三十分,我跟他们的队伍分手了。回头看天安门最后的一眼,戒严部队已全部冲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包围住各层,而我知道同学都撤出了,但最后坚守在帐篷、坚持不愿撤退、或者撤退时跌倒爬不起来的有多少人?他们会有什么遭遇?我已无法知道。我不敢,也不能再走进天安门广场,去了解到底清场的死伤情况,我不得不离开广场了。
我找到电话亭摇了个电话报消息、报平安,但电话还是接不通。我又看到另一队戒严部队从学生撤离的方向涌过来,他们似乎不那么凶悍,但一直向天安门方向跑,有些人避开他们,也有些群众极为愤怒地想用石块袭击他们,有老婆婆在旁喊着:“不要打了!”我转左向前门东大街走,实在很惶惑迷惘,也失去了方向感,只觉得真的很痛很累,想截停自行车,但街道上人车稀疏,终于见到一男一女经过,女的自愿载我,男的也一路相陪。经过前门北京市公安局,军兵都坐在地上,附近地面满布砖块石头,相信凌晨以来的一整晚夜,这里肯定有过激战。
我们下车绕道走过,军兵没有拦阻,沿途明显地冷清和没有路人经过。再往前走,人声嘈杂起来,说前面有军队从地下铁冲上来。男的说要先行一步看个究竟,女的继续载我时跟我交谈,说她是《北京日报》的记者。她说她认得我也是记者,因为在五月四日新闻界出来游行时见过我,而且我也好像曾经采访过她。她说:他们已没办法做新闻,报社都给军事管制、严格封锁,而《北京日报》是最糟透的报纸。
一段路后,我们发现路旁有人受伤,望过去时,赫然发现竟就是先行一步的男子,载我的女记者很忧心地停下来看他,他的眼给石头击中,流很多血。女的眼眶都红了,泪掉下了,我们想办法带他去安全地方,他说:“没事,我没事,幸好没击中眼睛,只是皮外伤。”
后来,男的还一手掩眼,一手驾自行车往北京医院求医。我跟他俩分手了,便步行回北京饭店。在长安街上,有被焚烧了的公共汽车,拦在路中央。有一部中型公共汽车经过时,群众要乘客下车,然后愤怒地击打汽车玻璃,是谁激怒了群众?是谁制造了这场动乱?到底这场血债要由谁来偿还?北京这五十多天以来,最克制、最善良、最和平、最非暴力的北京市民,在戒严令下还努力保持首都秩序井然,市民和市民之间,市民和学生之间,谁也不怪责谁,他们从来没有乘机打、砸、抢、烧,从来没有给政府找到制造动乱的把柄。但在这场血腥屠杀的日子里,他们忍无可忍,他们眼见死的死、伤的伤,人民手无寸铁,学子一片丹心,以为可以劝服军兵不进行这场杀戳,但结果换来什么呢?
回到酒店,我平安了。我的平安有何意义?外面很多人牺牲了,我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的同事说,要全体记者撤离北京回香港。我说:我还有未办完的事,我要留下来。我颓然地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在广场一起撤出来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从天安门向南撤的同学,给军队包围,他们没路好走,有同学给打死了。
之后,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北京大学的学生纠察队凌晨在学院路给军队乱枪扫射,死亡人数至少有一千人,戒严部队准备军管学校了。
天啊!我们敬佩的、勇敢的、坚毅的北大学生惨遭屠杀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呀!然后,民族学院亦有同学来电告诉我,他的学校亦有无数学生死伤,二十人一队的纠察队只有数人回来,大家还在统计有多少人失踪。他说,他亲眼目睹学生敢死队在堵军车时一排排被扫射倒下。又说,有一位清华博士生去救一名解放军时,也给军队开枪杀死了。他继续报告情况,说:军队很残忍,把学生驱赶到路边靠墙,然后逐个用枪管上的刀刺死。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他亲眼看到,而且他去救同学,他身上衣服全都沾满同学的血。
我跟这同学很熟,他本来还认为政府是对的,同学坚守广场是过份了一点。这天早上,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对这政府彻底失望了,他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也许他会回家乡。他又说:据他所知,这些戒严部队都是给上级下了一道死命令,若未能在清晨前完成任务,就会全部被枪毙。他还跟我说,有一名坦克车部队的军兵,在路上辗死了很多人,但他竟良心发现地走出坦克车,跪在地下,对群众说:“你们杀死我吧!我不能再这样杀人。”
最悲惨的事情,最恐怖的场面,竟都在六四这日发生了。我在北京饭店受惊发呆,从天安门广场那边还不时传来枪声,差不多每隔半小时就一轮的密集枪声响过不停。
下午,我没法平静地留在酒店里,打算跑去医院看过究竟。我问司机能否陪我,他思索了一会,说:“行!”他在这夜里回不到家,家又没电话,他说自己有太太,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宝宝。这夜,他在北京饭店的停车场通宵达旦,给横飞的子弹吓醒,他的出租车给子弹射穿了几个洞,他下车也不知道往哪儿躲避,饭店的人又不给他进,所以他说:“我也算是死里逃生的。”我问他:“陪我出去,不怕吗?”他没说什么,用手在脖子上做出了自刎的姿势,勉强地笑说:“现在,人人都得往这想了!”我冒险,要他跟我冒险,太不应该,所以跟他说:“遇上危险,不要理会我,得马上跑。”他很从容,也不怕,有香港记者知道我外出,也决定联袂同行。
我们去了协和医院和北京医院,路上遇到人群,也不算是太紧张,他们三五成群的通报消息,对北京市变成这样都很震惊不安,伤痛难耐。到协和医院,问门前的医护人员到底有多少伤亡。他们说,死的有好几十人,伤的有好几百人,医院全挤满人,走廊都躺有很多伤者,医护人员不够用,他们也应付不来。到北京医院,我问坐在路旁的一名学生,他说,他负责把同学救护来这里,死伤人数无法估计,他看到军兵把尸体一个一个的迭起来,据他粗略的估计,各校大概会有五分之一学生是伤亡了。坐在医院前面,有人提到死伤者的惨状,又形容“开花弹”(达姆弹)的杀伤力,但我对军事武器没有一点常识,而且我也没有勇气和胆量,走进医院里面采访伤者抢救和尸体堆放的情况。
采访完了,我们离开医院,北京市成为一个危城,到处都充满杀机,大家匆匆忙忙的回去,我和司机走在后面。到北京饭店,司机想看看长安街的情况,我们一起又到街上蹓跶了一会儿,街头仍聚拢了很多人,我们朝天安门的方向前行,突然枪声响起,人群四散的逃窜。司机往后跑,我则攀过栏杆往北京饭店里钻,再往后跑去找司机。枪声停了,人群又停下不往后跑了。司机在不远处走过来,笑我逃跑的本领比他高,我着他进来,他说不,还想再看,于是我又攀过栏杆出来跟他一起。
我们找个灯柱位,好能站得高些,想看看天安门到底变成怎么样,只见到人群跟远远的军队对峙,再远些的便什么也看不到了。然而,近处却看到有三轮木板车把枪声过后,倒在地上的受伤者抬走。我和司机继续向前行,行了不多远,又有一阵枪声和紧接着人群惊恐的逃跑,我不想跑了,说:“回去吧,谁也不能过去的了。”于是,我们攀过栏杆回北京饭店,在饭店门前站了一会,有从天安门那边来的人说:“军队在烧尸体!”人们都很愤怒,都极憎恨这个竟用如此血腥的暴力手段来杀害自己同胞的政府。我对司机说:“幸好我没在广场死去,否则给毁尸灭迹,死得一文不值啊!”可我虽然没有死去,但却有很多人不幸地牺牲枉死;就算是不死的,也仍敢于冒死去顽抗,讨回血债,人们说:也许北京市会展开巷战了。
返回房间,给同事责备了一顿,但我和司机却相视苦笑。
黄昏,大家都在商量撤退的问题,初时以为英国领事馆会为我们提供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收拾好行李,便打发司机回家,嘱他不要冒险。后来香港在北京的记者齐集后才知道,原来是一场误会,英国领事馆表示对香港记者的安危无能为力。据一些熟悉北京情况的记者表示,北京饭店是军队和市民都想霸占的,是军事上占有利位置的据点,所以预测这夜会有危险。他们有些打算到较远离长安大街的王府饭店过一夜,然后找车到机场去。其实,已有不少记者打算入夜前便到机场等候机位,但由于沿途的安全没法保证,所以这些撤走的计划给否定了。我们报馆的同事决定留在北京饭店,他们说,明天就一定要撤走。但我仍表示,我实在不想撤,我还想等同学的消息。
夜里,北大有同学打电话来,我向他求证是否有一千北大学生死了,他说,听到这个消息,但没法证实。但据他在校内的调查,有几十名学生死了,二百多名学生失踪,不知去向及生死未卜。他相信,夜里军队会占据校园,逮捕学生领袖,但他们已决定绝不会还手,也不会抵抗。军队已经开枪和杀人了,到这么危急的关头,他们还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我们祖国这么可爱的孩子,这政府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你们的爱国热忱?
我深深的希望死伤人数真的不是那么多,我很累了,躺在北京饭店的床上,很快就昏睡过来。在这个死寂的夜里,我脑海恶梦连场,出现的景象是一辆辆驶过的军车和坦克,还有一排排倒下的学生,我一直都没有哭,泪流不出来。
中国,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到底倒退到哪里去?这么凄惨、残暴的屠杀,为什么竟在一场爱国运动热潮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激昂呼声中出现?为什么要在中国历史上再写下这血腥的一页?这专制、独裁的政权,到底会怎样收拾这个不堪想象的残局?我深深的沉郁哀痛,期待着总有一天,报应会到来的。
(本文作者当时是香港《星岛日报》记者)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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