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

杨子立:思想解放的新起点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历一场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阶级斗争为纲”才得以安置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历史教训博物馆。在这次全会以前,整人运动一个接一个,跟马列主义稍有不符的思想都被严厉镇压,为什么一次全会就能激起人民的信心,放弃刚刚经历的苦痛带来的恐惧,大胆的实现思想的解放和飞跃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中央作出的平反“四五运动”的决定。
“四五运动”名义上是纪念周恩来,但实际上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自上而下搞动乱的不满,至于四人帮不过是毛的帮手而已。这次运动被毛泽东亲自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并下令镇压掉。
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乱了华国锋的原定方针,提出平反“四五”的问题。按照原来的说法,给反革命动乱平反就会导致社会主义江山变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但是全会毕竟给“四五运动”平反了。结果证明,新的领导人搞的拨乱反正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思想活跃了,而历史错误直到八九一直在逐步纠正中。可以说,平反“四五”使人民恢复了对执政集团的信心,无论官方民间,大家都在一致努力寻求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1987年中共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实际上已经明确了要摆脱马列主义的束缚,走上建设符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初级阶段的概念在“六四”之后被禁止,直到邓小平南巡后才恢复这个称呼,但中国浪费了至少五年以上的时间。
“六四”是“四五”之后另一个转折点。“六四”之后,马列主义的阴影又重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全国都在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们好不容易从马列之外学的一点人道主义的思想又全被封杀,欣欣向荣的民营经济一落千丈,中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倒退之中。但是,有了死亡的教训之后,除了关进牢狱或出走它国的,所有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大家只能无奈的面对这种倒退。幸亏邓小平看不下去,南巡一趟,又重新打开了经济开放的大门。但是政治改革的大门却锁至今天,仍没有开启的迹象。
今天,中国的各种改革陷入了僵局,人民远没有建立起对社会公正的信心,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城乡矛盾、贫富矛盾、地域矛盾、民族矛盾愈演愈烈。腐败已经深入这个国家的每一寸空间,除了能给自己带来特殊的私利,几乎所有的民众失去了参与国家公共事物的兴趣。官员普遍丧失了责任感,官职带来的特殊利益既是他们最大的追求,也是他们需要官职的几乎惟一的动机。优秀的科学头脑几乎全部跑到了国外,享受国家高级待遇的文人学者也基本沉溺于各种待遇享受,而忘记了知识分子的本职——实事求是地探求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另一方面,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众、官员、企业家、中共党员的数量也还是很大的。除了在国内的,现身在国外的贤人志士也多得很,只是没有机会为国效力,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对执政当局实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基本不抱信心。国内有良心的学者不愿违背良知只说歌功颂德的话,但各种有益于国家的批评被当成不稳定因素而受到压制。最要命的是向宪政民主改革的建设性意见也由于和马列主义不相容而不被采纳,甚至被剥夺发表的权利。
今天,中国还在提“改革”这个词,但实际上的改革不仅远不如八十年代那样真诚,其幅度连欧洲政府的政策调整也不如了。政府报告中泛泛而谈的改革词汇再也不能激起人民对美好前景的期盼。过于前瞻的人们不仅对改革的停滞不前感到忧心如焚,甚至怀疑太晚的改革还能否解决高压放松后的暂时无序。假如现在还存在着一种可能的途径使民间和官方能和谐地走向民主新秩序的话,这条道路的起点几乎注定是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最大的好处是恢复人民对执政集团的信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间和官方的对立情绪,培养出社会的宽容、理智、和平的观念,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最终得到解决,中国才能避免矛盾激化后产生的大动荡。
平反“六四”并不是官方无原则的让步,而是像给“四五运动”平反一样,是政府恢复历史真相、争取人民信任的明智之举。之所以说这是恢复历史真相,是因为官方以前声称的“六月三日晚发生的颠覆政府的暴乱在六月四日凌晨被平息”一说根本站不住脚。六月三日和前一段民众示威的日子没什么特别。有颠覆政府目的的暴乱就是暴动,假如六月三日真的发生武力暴动的话,那么现在就不会再有什么人纪念“六四”镇压了,恐怕要纪念所谓的“六三起义”了,而官方也从未强调“六四”镇压是为了扑灭六三的暴动,也承认要平息的是从四月十五日起的整个运动风潮。可见六月三日暴动的说法仅是给“六四”镇压找出一种借口。现在既然明白了没有所谓的六三暴动,那么平反“六四”就是理所应当了。
有人说,不是有解放军被烧死吗?这不就是暴乱吗?虽然群体暴力烧杀抢掠的暴乱,如印尼暴乱,这个形式有可能存在,但北京的八九学运却根本就既不是暴乱也没有发生过暴乱。
我们现在说印尼或者洛杉矶发生了暴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指那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政府的行动,而是说那里的普通公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大规模的非官方的暴力侵害,暴力侵害他人的人可以称作暴徒。对暴乱的处理是出动警察或民兵逮捕施暴的歹徒保护一般公民。
可以看出,假如发生暴乱,应当是烧杀抢掠在先,而镇压在后。再看八九年的北京,在军队全副武装开进北京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烧杀抢掠行为呢?没有。学生和群众仅仅表达了反对腐败和跟政府对话的要求,大家自觉地维护交通秩序,那期间的刑事案件也几乎绝迹。至于后来军队开进过程中和群众发生暴力冲突,军民各有伤亡,而民间伤亡千百倍不止。怎能因此把全体群众和平地要求改革的运动定为暴乱呢?况且,本没有暴乱,因为镇压过程的暴力冲突而把运动性定为暴乱也不符合逻辑。
虽然真正认为“六四”发生暴乱的人并不是很多,但赞成镇压行动的人却不少,这部分人认为假如没有当时的镇压,中国当时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可能早已支离破碎或像东欧俄国一样痛苦挣扎。这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六四”没有暴乱,即便发生非法的游行示威,那么最多应当动用防暴警察而不能动用国防军,使用的东西应当是警棍水龙催泪瓦斯而不应是坦克和子弹。这是因为警察是维护国家法律秩序的,而国防军是为了对付外部武力威胁的,政治上应当中立,否则就会违背效忠整个国家的义务。其次,这个观点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形势。“六四”前无论学生的要求多么激进,但基本的倾向是依靠政府和执政党来执行,并不是要抛开政府另搞一套,否则也就没有跪着上书的举动了。假如当局当时循着法律途径解决这件事,只会更加赢得人民的信任而不是丧失权威。再次,这个观点怀着对马列主义的无限眷恋,一厢情愿地认为抛弃马列主义的东欧、前苏联都永远跌进了痛苦的深渊。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短暂的经济困难不过是短期的戒毒反应而已。东德两年后就恢复了元气,而波、捷、匈五年后也开始恢复,现在号称欧洲小龙了,痛苦期最长的俄罗斯也在普京这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开始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再也没有中国面临的那么多危机和矛盾。
有些人认为“六四”不能平反的理由是一平反就乱了,人民会借机起来造成对稳定的威胁。我们不妨还拿“四五”做例子。“四五运动”前,反右、饥荒、文革等等让人民受了三十年的苦,但平反四五虽然促成了思想解放但并没有使人民都走上街头要求中共下台赔偿三十年的损失。绝大部分老百姓要穿衣吃饭,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政府的诚恳重新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各种改革都顺利展开。社会上讽刺的是红眼病、脑体倒挂、双轨制等等有害的东西,直到“六四”前,人们对反腐败也是充满信心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斗志。从“六四”开始腐败压倒了反腐败,冷漠压倒了激情,逃避代替了面对,人们不再对腐败强权不公有什么不满,而是在想办法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当然绝大部分老百姓只是无奈地忍受。假如现在政府平反“六四”,试想一个普通百姓会怎么想呢?他可能会激动,也可能会感动,也可能是欣慰,但你能设想他反而会跑到街上去反对政府吗?况且既然是民众希望政府主导平反,就说明要求平反的人也是对政府抱有希望的,所以政府主动给“六四”平反不仅不会造成动乱,反而会像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样赢得声誉。
还有些人担心的是平反后,那些因“六四”演变成政治反对派的人可能会回国当国家领导人。我国驻纽约领事最近发表看法说那些政治反对派人士如果当上国家领导人会更腐败。且不论他的说法有没有根据,至少他承认现在已经很腐败了。如果不是从公平正义平等民主法治的角度去反腐败,仅仅制造可能更腐败的借口恐怕没有一个人会信服这样下去的效果。同时这位领事的想法也没有脱离专制的思维定势:好像国家权力就应当由某些人争来夺去而人民就应该没有发言权似的。我在网上也见过某些人担心“六四”学生领袖会得利最大。对中国人来讲,大家关心的整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如果有某些人得益真的很大又有何妨呢?其实持这种意见的人恐怕在“六四”中负有程度不同的责任,担心将来受到报复。但是首先,“六四”责任人不受到报复,不应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前途和全体人民的幸福为代价。其次,不受报复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平反“六四”就是昭彰法治的最好做法。再次,要真正不受报复和追究就一定要取得人民的谅解,尤其是受害者的谅解,平反“六四”就是取得谅解的最佳途径。所以,只有国家建设成了民主和法治新秩序,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尊严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所以,从还原历史真相的角度,“六四”该平反了;从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角度,“六四”也该平反了;从化解矛盾建设法治社会的角度也该给“六四”平反了。为了给“六四”平反作好准备,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勇敢、宽容、理性、和平。我们可以不相信上帝,但不能背叛真相和良知。“六四”的平反也必将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起点,可以预想从此中国将走上健康发展的民族复兴之路。2000,6,7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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