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

方亮:反右派运动的十项“创新”——兼谈毛泽东的生平功过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运动便连绵不断,而且大多数运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其第一场政治运动即1950年发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既要知识分子“脱裤子不怕丑,割尾巴不怕痛”,又要接受群众的检举、揭发和批判,致使知识分子的尊严扫地,人格受到污辱,整得知识分子个个灰头土脸仰不起头来,以致因遭受强烈刺激而出现精神分裂的、甚至更严重的还有……

紧接着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运动。武训乃清朝末期的山东堂邑人,热衷于通过乞讨和放债等途径举办义学,为此获得清政府嘉奖而封为“义学正”。当时拍摄和放映这部电影的宗旨是:要在建国伊始因战乱导致教育荒芜的废墟上,鼓励政府和民众从各个方面兴办教育事业。殊不料,毛泽东主席竟然下令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并且殃及剧作者、导演、演出人员,以及教育界的施教者和受教育者,甚至于连看过这部电影的党团员也要在支部大会上作检讨。

尔后,开展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旨在倡导对学术权威的打压和蔑视;继而于1954年发起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胡适乃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早年率先提倡文字改革白话文运动,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人物,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那么,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对这位大学者实施大批判呢?当时他曾坦言:“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①]可见,毛泽东本想争取胡适这位大名人、大学者归顺而为已所用,不曾想他不给面子而拒绝回来,这才指鹿为马地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执意要把他批倒批臭。“批判没有好话”无非是捏造事实、诽谤诬陷而已。这就为以后所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树立了一个“批判没有好话”的表率,从此对批判对象即可任意诬蔑诽谤了!

紧接着,于第二年即1955年进一步大规模清查和镇压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作为左翼作家,早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鲁迅关系密切,并共同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工作,还曾批评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思想路线。待全国解放后,周扬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所以他就有权打压与他的文艺主张相左的人士。为此,胡风很不服气地径向毛泽东书面上诉,即类同于“翻案”,这也就成了胡风“反革命”的书面铁证!后又查抄胡风等人的书信以充实其“反革命罪证”。同时,凡与胡风有过交往的、通过信函的、发过他文稿的,以及曾表示同意他文艺观点的,甚至仅仅认识胡风之友的人,统统打成“胡风分子”而以“反革命罪”论处!以致遭批斗、被逮捕;或判刑、或管制;还有不少人被逼疯在狱,打残在狱,冤死在狱!其受牵连者多达2700多人!

当时1956年11月27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曾发言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还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由此往后,凡是思想观点与当政者相左者,都以“反革命”论处了!从而开创了新中国大兴“文字狱”的先例!

至于由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扩展成主要针对知识界的全国性“肃反运动”,则更是错整错捕了许多万人!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任“中央肃反运动十人小组”组长的陆定一,于肃反运动结束后坦言:“审理过程中显示出90%以上被审查的都是好人。……肃反运动的错误率为94%的结果。”[②]

尽管肃反运动错肃了那么多人,冤屈了那么多人,可是毛泽东主席不仅毫不为此歉疚,反而还竟与暴君秦始皇相比,为自己超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手段而自豪。例如他于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宣称:“秦始皇算什么?他焚书坑儒只坑了四百六十人,我们肃反至少坑了四千六百人。说我们是秦始皇,还不恰当,起码超过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你们说得还不够,需要补充。”——仅此一例,他对知识分子的敌对心态及其凶狠独裁本相即暴露无遗了!

怪不得,纵然肃反运动肃错了94%以上的人,却还不许有人提出质疑,更不许有所不满,否则绝不轻饶,以致一年后都被打成了“右派”!

堪称一绝的是,毛泽东主席于1957年3月12日突击式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严厉指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将阶级划分以生产资料占有与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标准,改变成以“世界观划分阶级”的钦定标准了,至于一个人世界观的性质如何,却又得按领袖旨意判定以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一部分,而资产阶级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批判、斗争、改造的对象,那么,当代知识分子也就成了批判、斗争、改造的对象了!可是,批判什么呢?斗争什么呢?改造什么呢?总得要有具体内容。那就得想方设法使他们暴露出各自的世界观和思想,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同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以领袖身份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殊不料这是个巨大陷阱!凡是果真向党提意见、向党员提意见的,凡是深信党的“双百方针”而真诚鸣放的,结果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领袖许诺的“言者无罪”瞬即变脸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即“以言定罪”了!甚至于以日记定罪,以书信定罪,以思想汇报定罪,以向党交心定罪,……凡此种种奇招,不胜枚举!领袖还洋洋得意地自诩为“阳谋”。领袖还向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下达抓“右派”的内定指标,凡是完不成这指标任务的,那领导人必是“右派代理人”或是包庇右派的“阶级异已分子”!于是,反右派运动即刻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高潮,且一浪高过一浪。

当时在全国总共抓出了多少右派分子呢?据官方公开宣布的统计是在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但是,据《反右运动中的六个断面》一文披露:“根据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打出的右派达3178470人(尚不包括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专生、民办教师,以及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中不拿工资的右派)……还有一批没有正式戴右派帽子的内控右派……照样忍受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非人待遇……有人戏称之为‘编外右派’。这类编外右派究竟有多少人,无从查考。”

此外,还有1437562人定为“中右分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尤其是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们,绝大部分押往农场或农村去劳动改造,并株连其父母妻儿及其亲戚朋友,不计其数!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以文定罪的“文字狱”!并涌现以言定罪的“言论犯”!以思想定罪的“思想犯”!这就是当时中国的人权状况!纵然曾经被毛泽东亲自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大文豪鲁迅先生,如果还有幸在世,还依然敢于仗义执言的话,那也绝不轻饶!例如:当时著名翻译家、毛泽东的同乡好友罗稷南曾打探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主席随即爽朗地回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③]罗稷南及其身边的人,闻之皆愕然,惊诧不已!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开展“反右派运动”的真实意图——实施思想统治,禁止言论自由!

综上所述,不难觉察反右派运动带有十方面的“创新”,以致成为十个转折点。

其一是“理论创新”:早于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而大大激发起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可是,一年之后,毛泽东居然否定了周恩来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更是信口雌黄地推翻了“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作为阶级定性的客观标准,而主张按所谓“世界观”的性质作为阶级标准,因为“世界观”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概念。以致无端宣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性质作为阶级标准,以致无端宣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于是,知识分子便属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从此知识分子便由团结利用的对象转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了!进而,即开动党的一切宣传机器,大肆颂扬毛泽东的上述“英明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理论上的“光辉创新”云云。其黑白颠倒竟至于此!

其二是大批判对象‘创新’:回顾此前历次大批判政治运动的对象,基本上以个体为主,例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等;也有批判一小群人的,例如批判、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然而,自反右派运动始,大批判的对象显著地转变为针对整个知识界、整个知识阶层,以及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了。

其三是诱敌‘创新’:自古以来,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尊长者,无论是同事同仁还是同窗盟友,都会出于爱护而希望对方平安进步、不犯或少犯错误。可是,身为当代领袖,对待自己的子民竟然实施蒙骗、引诱和误导的手段敦促犯“错误”,以便进而实施打击,而且说犯得越多越大他越高兴!这也属于一种“创新”吧,即以所谓“帮助党整风”为号召;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诱饵;以“向党交心”、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误导;旨在动员人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以达到“引蛇出洞”一网打尽之目的!其居心何其险恶,却还自我欣赏地夸自己玩的是“阳谋!”真乃旷古未有的“创新”。

其四是指标任务“创新”:当时在各级领导中,对于凭思想认识即凭“世界观”反右派,不少人是存有疑虑的,这难免会影响反右派运动的开展。为此,毛泽东就在思想领域的“对敌斗争”中首创性地下令各地各单位必须按比例定指标查捉右派。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立即召开反右派动员大会。有个保密单位的书记提问:“我们是个新成立的保密单位,所有成员都是从各部门各系统抽调上来的,都经过严格政审,无论家庭成份、社会关系以及本人表现都绝对没有问题,那怎么可能抓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来?”柯庆施愠怒训斥道:“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难道你们单位可以例外?你本人就是右派!”于是这位实事求是的保密单位的书记,立即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押回原单位批斗!这一举措还真灵验,一下子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全都保证坚决完成按照指标抓右派的任务,以致在上海全市立即掀起了反右派运动的高潮。

其五是斗争手法“创新”: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是以写批判文章为主。当然,按毛主席“批判没有好话”的教导,致使诬蔑诽谤之词盛行泛滥。然而,自“反右派运动”始,批判则转变为贴大字报丑化,开大会批斗了!批斗中不仅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而且还出奇地无限止上纲,以致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的高度!

其六是定罪标准“创新”:以前对知识分子定罪起码得有文字依据而构陷成“文字狱”,例如批判俞平伯和胡适,至少应根据他们的论文论著;镇压胡风,至少可根据他呈递毛主席的三十万言上诉书。然而,对右派分子的定罪标准却仅凭他几句话;甚至仅凭一篇私人日记;仅凭一封书信;仅凭一个念头向党交心;以致于什么也不用凭,只因上级领导者看你不顺眼就可定你为“右派”!这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从“文字狱”转变衍生出“言论罪”、“思想犯”,乃至重现“莫须有”之大罪!

其七是治国方针的“创新”:凡实施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都制定宪法而依宪治国,依法治民。然而,自“反右派运动”始,即明目张胆赤裸裸地公然违反庄严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条款,这就为日后“文化大革命”的无法无天开创了肮脏先例!

其八是制裁“创新”:人被定罪,理应依法判刑入狱,甚至可判死刑枪决。可是,当年被抓右派分子高达3178470人之多!尚不包括大中专学生右派、民办教师和工商界、民主党派中不拿工资的右派等等。这总计大约不低于三、四百万之众的右派,若都判刑入狱,势必再造几千几万所监狱也未必够用!其实按当时的经济实力也营造不起,那怎么办?毛主席就作出制裁“创新”的指示:对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右派分子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关不杀而交给群众监督、管制、改造——无论押送农场或农村劳改的右派分子;还是因工作需要或罪行较轻而留在原单位的右派分子;抑或是已摘帽的右派分子;一概交由当地或本单位的群众进行监督管制、强化改造!这也就为日后在“文革”中所倡导的“群众专政”开创了先例!

其九是赏罚“创新”:在“反右派运动”中,凡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而真敢提意见者,凡对个别党员提出批评者,凡对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有所质疑者,凡对苏联老大哥有所不满者……凡此等等皆被划成“极右分子”而严加惩处——或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或遣返农村劳动改造等。至于所谓“情节较轻者”则受开除党籍或团籍处分,以及降职降薪后受留用察看者等处分。尤应指出,所谓开除公职或开除学籍而后押送“劳动教养”的处分,乃是当时的一种惩治“创新”。那“劳动教养所”当时创办的初衷就是专为惩处右派分子而设立的,可谓十足的“新生事物”。到了后来,“劳动教养所”才又收押社会渣滓以及违纪却并不违法的人员。直到如今,这“劳动教养所”才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撤除。

当然,有罚也有赏。无可否认,在“反右派运动”中,确实有些年轻同志,尤其是那些头脑单纯的青年学生,由于经历过长期洗脑而盲目卫护党和所谓社会主义事业,以致对于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就义愤填膺地进行批判和声讨了,这在当时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反右斗争中,也确实涌现不少投机分子充当打手。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平时唯唯诺诺,对上阿谀奉承;对周围一般人时常笑脸相迎;对党的政策无论是左是右,一概常唱赞歌,从不流露真实想法。查其背景有些是背着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家庭包袱,为了自保;抑或其本人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而被组织留有把柄;抑或为人世故、城府很深,老于观察政治风向;凡此种种皆决定其善于搞政治投机。恰遇当时“反右派运动”汹涌而至,这些人就看准时机大打出手了,对所谓的右派分子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地造谣中伤,几乎日夜不分、声嘶力竭地痛骂、声讨,并且不遗余力地贴大字报、开批斗会、揪黑后台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经过了如此这般的政治表演之后,终于取得党的认可和赞同,于是被批准火线入党,火线提干,火线升职升级升薪升格……荣誉地位权力、高薪高职称等等一一接踵而至。于是,他们也就一改常态了:虽然对上依然唯唯诺诺阿谀献媚,但对下属则咤咤呼呼、吹胡子瞪眼,真所谓小人得志忘乎所以也!然而,上述如此赏罚“创新”的后果确是:从此阿谀奉承之风盛行;向党进言提意见者杜绝;以致助长了党员干部的骄横傲慢之气,乃至腐败违纪习气得以蔓延!其它更严重的后果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即暴露无遗!

其十是奇冤“创新”:反右派运动“战绩”除了广泛抓出三百多万名“错划右派”之外,尚有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在当时并未呈报党委批准,或虽经个别党委成员认可却并未载入档案,这部分人就被称为“编外右派”。他们与其他正式右派一样遭批斗、受处分,甚至强迫劳动进行改造后,又被监督管制长达二十余年之多!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当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改正右派错案之时,却没有“编外右派”的份,据说因为这部分人压根儿就没有划为右派,没法改正那么这二十余年的苦难岂不白受了?甚至连一句道歉的话也听不到。岂非奇哉!岂非冤哉!这部分“编外右派”在全国真不计其数!可谓“新事物”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继反右派运动后,即在“大跃进”所引发的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④]之后不久,就又进一步开展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批判,对电影《早春二月》的批判,对京剧《海瑞罢官》和《李慧娘》的批判,凡此种种真是一浪高过一浪,进而全面掀起对所谓“封资修文艺”的大批判运动高潮。其实这些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延续和扩展,也就势必一次又一次地伤及众多正直的知识分子,甚至又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例如主演《海瑞罢官》的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被逼自杀!又例如在电影《早春二月》中扮演文嫂的著名演员、绝代佳人上官云珠就因不堪威权之辱而自尽!更为惊世的是打出了一个所谓“三家村”反动小集团——其中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整得家破人亡,而他本人被整死于狱中!另一位是《人民日报》总编邓拓也被整得自杀身亡!至于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样受尽迫害、惨不忍闻!这“三家村”冤案自然又株连众多无辜者!

尤其难以理解的是,当时主要针对知识界的这般大批判运动,居然会莫名其妙地整肃到中央高层领导干部。例如当初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不仅作者遭殃,而且竟会演变成对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的政治迫害。其理由是当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最终抵达由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所开辟和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可是小说不按现成的那几经篡改的“党史”述写,而将刘志丹等西北陕甘边区领导人的历史功绩写得高过毛泽东,这就大逆不道成了“反动小说”“大毒草”!由于高岗早已被打倒并与刘志丹均已离世,那就将一股恶气撒向尚健在的习仲勋了:先予停职审查,下放基层,再揪斗制裁,以致惨遭囹圄之灾!并株连夫人齐心和昔日的同志好友!还连累众儿女,就连未成年的儿子也不放过!这就成为“文革”式形似打压文化界、实际进而迫害党政高层干部的代表性案件。

当时所谓大批判、锄“毒草”什么的,并无确切的客观标准,全凭领袖及其打手“中央文革”首长的个人好恶裁定,以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例如当年8月4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发表通栏大标题文章《深入批判大毒草〈园丁之歌〉》,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围剿毒草电影《园丁之歌》的大批判高潮。不久,毛泽东主席到长沙视察时点名要看电影《园丁之歌》。当扮演俞英的演员左大玢一出场,毛泽东立即认出他就是当初常陪自己跳舞的亲热舞伴,因而激动地脱口而出说:“这不是那个娃娃左大玢吗?”于是鼓起掌来。陪同人员立即提醒他:“主席,这影片是大毒草,全国都在批判。”毛泽东闻之愠怒地说:“什么大毒草?毒在哪里?我看很好!”并再次站立起来带头鼓掌,大家也就跟着鼓掌,这就使“大毒草”立即变成了“香花!”由此足见,真是无所谓香花毒草,全凭领袖个人好恶的一句话裁定,怪不得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真不知这是赞颂还是讽刺。

总而言之,自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始,直至“反右派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实乃一脉相承的打压知识阶层的思想围剿运动(其中“反右派运动”则起着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旨在禁锢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以达到毛泽东所期待的全国人民思想观念高度统一而定于其一尊之目的。这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原副局长李洪林所挑明的:“毛泽东‘运动治国’的威慑效应,几乎压弯了中国人的脊梁骨,使他们失去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第一,消灭(即没收)一切私有财产,使所有的人都失去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第二,消灭一切个人思想,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他的‘运动治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断发动用‘党性’征服‘人性’的运动。”[⑤]

其实毛泽东所发动的所有大批判运动,借以达到“消灭一切个人思想而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之目的,其真实用意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以便顺利推进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造神运动”。凡有抵触或稍有不满者,则扣上“右派”、“反革命”等帽子予以制裁乃至血腥镇压!直至“文革”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冤假错案及其株连者高达上亿人![⑥]毛泽东即凭此而荣登称皇称帝的御椅龙座!他果真于1973年9月23日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即公然宣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诚然,当时值得他赖以自豪的是,他终于在山呼“万岁”中达到了极权、地位、荣誉、尊贵的极巅峰!然而,历史却未必予以认可。原中共资深元老、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陈云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上述陈云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公允评价深受全党的认同和拥戴。

总之,毛泽东的人生轨迹是从“全面肯定”走向“基本肯定”,再走向“基本否定”,最终走向“全面否定”!这与其说是荣誉,毋宁说是可悲!更悲哀的是,全中国也随之忍受苦痛和灾难。

注释:


[①] 引自《特别关注》2010年第11期《批判没有好话》。

[②] 引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陆定一和尤金谈肃及运动》。

[③] 引自《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④] 《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三年大饥饿造成3755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历史事实已人所共知。”

[⑤] 《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我所了解的三次整风运动》。

[⑥] 叶剑英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沉痛宣告:“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人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当时全国人口是九亿,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如此封建法西斯式的“文革”暴政,实属史无前例,是自古以来任何封建帝王都难以比配的。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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