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

王军涛:“刘项原来不读书”──中国政治转型的转型



中国政治大变局的拐点已浮现
 
二○一七年注定是中国政坛的重要年份,中共十九大将在这年的秋季举行。根据此前中共政治发展态势,这次大会将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确认习近平的独裁领导地位。虽然人事变动还会不断产生热点和冷门,但其走势的基本脉络和结局,应该悬念不大:中共的党国全面“习化”,由隐蔽的一党独裁的姓“党”转向赤裸裸姓“习”。中共值得关注的制度和政策取向变化,要在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的施政中,才有机会展现.另一方面,民间政治出现新热点,不仅其风头和力度盖过一直佔据媒体中心的朝局变动信息,而且给人印象,这种民间变动对中共统治也已造成巨大冲击力,会牵动甚至颠覆一度成为定局的“习化”朝局。
 
二○一七年年初,新近进入视频的明镜出版集团密集报道中共高层动向,特别是为各界人士揭批中共领导人的腐败提供机会,极大地刺激了公众政治兴趣。四月下旬,“美国之音”切断了一次揭露中共反腐一号领袖王岐山家族腐败的直播,甚至引发众怒。“美国之音”以恪守专业规则为由解释这一决定并处理当事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平息众怒,反而导致“美国之音”在华人异议群体中积攒数十年的威信受到重创。
 
当然,就像任何突现骤起的热点人物和事件一样,这些冲击中共的轰动效应也引发不少反对声音。有人想从搜寻这些以挑战姿态揭露中共高官腐败者的人生经历的角度,否认挑战者;有人从各种专业角度进行分析,质疑这些事件的可靠性;还有人从政治立场和中国政坛微妙背景角度,定位这些挑战者和事件的中共派系归属,消解这些人物和事件的政治意义,进而削弱其对中共的政治冲击力。但这些反对声音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成为推动爆料网红更热更红的“托儿”。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讨论这些冲击中共统治的人物和事件所揭示出的中国政治的意义.这里,笔者只想讨论一个问题:从政治转型角度看,这是一类冲击中共统治的新现象,这些新现象预示着中国政治大变局的动力机制正在转换.中国即将有政治大变局,这是朝野都知道或迟或早会发生的事情;这场变局中中共高层分化和内斗会起重大作用;对此,朝野中外也有共识.但朝局变化在中国变局中起什么作用?各方看法不一。胡平说,这些新冲击是中共内部反习派的最后机会。而新冲击的重要人物则说,一切才刚刚开始。笔者认为,这两个说法都成立。而综合两个说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动力正在由朝政转向民间,而政治转型的民间推手也在经历重大转型。
 
暴政下的民间运动“痞子化”
 
中国政治转型的推动力转向民间,这不是新鲜说法,刘晓波真正以崇高使命感进入政坛后就一直谈论这个观点.然而,后八九的民间运动虽然寻求独立的思想、组织、行动和资源,但还是像八○年代政治改革推手一样,内心中虽然自觉扮演主导方向的推手,但国家整体政改及方向还是交由统治集团决定;这不是心甘情愿的认同,而是因为中共垄断所有资源和管死民间运动联络和行动空间的无奈。在这种极权体制下,当统治者无意改革时,民间发动大规模改革其实是个综合各种政治史传说故事后的想像。
 
在人类政治史上,启动和完成宪政民主改革的,除了少数小政治共同体外,大都是来自民间.即使统治者启动的改革,到一定阶段,也变成民间运动承担主要角色。这是因为宪政民主国家是多元政治力量公开平等规则竞争上任公职、并可以通过分化的国家权力而相互制衡。只有通过多元政治力量间商讨和谈判或互动创建的宪政才是稳定、可靠和真实运行的制度。善政良治可以由统治者恩赐,宪政民主必须是民间力量间的互动创制。民间力量的政治成熟或素质,就是决定转型成败、代价和质量的关键因素。
 
然而,转型期承担启动和主导功能的民间力量其实是转型前政体和统治者统治术决定的。在英国保守主义者批判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的激进主义倾向导致的灾难后果时,托克维尔却把眼光投向造成大革命激进主义的根源,这就是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为推行善政强化的王权,压迫民间社会萎缩,使得反对运动领袖不再是对社会管理有平衡稳健的直觉和对社会变革后果有强烈的责任感的各类管理者,而是一批从理念出发批判现实的异议知识分子领袖。这是激进主义的根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其实是说:转型前的大政府导致转型中激进主义支配的暴民政治;而暴民政治不太可能创造出宪政民主政体.
 
如果我们对暴民政治进行更仔细的梳理就会发现:暴民政治可分为不同种类。托克维尔批判的法国大革命的暴民政治是理想主义的暴民;是不顾现实精致平衡机制而简单实现理想的道德高尚者。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建立了成熟的极权国家,国家强大到对独立知识分子进行摧毁性镇压,反对运动不仅在体制内、而且在正常民间社会都没有联络、组织和行动资源的合法空间.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反社会的江湖或者黑社会才有独立的联络、组织和行动资源。这就是中国两千年来能够发动颠覆政权和改换制度的力量往往起自江湖中的原因。法国的大政府造就理想主义暴民,而中国的极权体制造就“痞子”。其实,改朝换代和政体转型期起重大作用的“痞子”并不是反社会犯罪分子的痞子;罪犯痞子并不关心政治,走到头不过是打家劫舍、啸聚山林。极权体制的推翻者是以正常社会不容的江湖心态和方式动员资源、组织力量和进行行动的活动家。
 
其实,目前最具冲击力轰动效应的爆料内容并没有超过坊间传言的执政党腐败程度;言之凿凿的传言中,王岐山乃至习近平还有私生孩子;有人说,如果薄瓜瓜留学接受财物可以算作薄熙来受贿的话,习明泽留学的钱也可以被怀疑是习近平受贿.《纽约时报》、彭博社和巴拿马文件的爆料都比现在的爆料揭露得更多,也更专业.国内多家媒体也很专业地举证数据,揭露海航爆炸式发展及其问题.但所有这些都没什么轰动影响,就是因为其方式的专业理性失去大众读者。而目前冲击者的强势挑战姿态,才是获得轰动效应和广泛支持的重要因素。在公众中,当这种强势姿态压倒理性成为公众相信和认可的反对者素质时,这个社会的政治转型动力机制就变了;江湖气质将成为民间运动有行动能力的领袖的特徵。
 
转型风险前景与改革者宿命
 
社会不满情绪激进化是暴政的后果。但转型的风险却因此大大增加。抱怨余英时形容为边缘人的江湖人物成为民间运动领袖,既於事无补也不正确.因为这是统治者以严酷镇压堵死了理性讨论指导和推动变革的和平之路后的结果。在暴政高压下,正常生活中的民众心态平和理性时,不敢关心和思考政治;当暴政激怒公众关注政治时,公众的义愤常常不顾甚至厌恶平和的理性。当公众认为不合理或不义的暴政必须结束而统治者又镇压羞辱和平变革者时,基於常识的人们就会呼唤和支持那些江湖气质的领袖挑战暴政。而那些平和公允的理性分析,反而显得像是为暴政洗地的瓦解革命的行为。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子就是在反对运动经历这样的转换时发生的悲剧。伴随着转型动力机制和民间反对运动领袖素质的转变,这类悲剧很快就会在大陆再度上演。
 
在民间反对运动领袖和转型动力机制出现这样转换时,“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了新的意义.这不是忍受暴政迫害和民间误解的身心折磨,而是要选择是否要投入一场地狱般的争斗,然后让理念胜出,并且不因为博弈劣质化而蜕变。

文章来源: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