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

罗四鸰:89年,他们为何向毛泽东画像扔鸡蛋



1989年春天,北京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当年523日下午两点,三位来自毛泽东家乡湖南的年轻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下打出一幅大横幅:“五千年专制就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随后用装上颜料的鸡蛋投掷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三人的行为让广场上一直和平抗议的学生感到很意外。之后,三人被广场上维持秩序的学生纠察队扣留,后转交给北京市公安机关处理。

是时,余志坚25岁,为浏阳一名小学教师;喻东岳22岁,为《浏阳日报》美术编辑;鲁德成26岁,为浏阳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工。同年811,鲁德成、喻东岳分别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等罪名判处16年有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作为主谋,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他们成为中国成千上万的六四政治犯中判刑较重的三位。

1998年,鲁德成获假释出狱;20048月,他离开中国,经缅甸偷渡到泰国,并向联合国难民署寻求庇护;20064月,他以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获得永久居留权。20009月,余志坚经减刑,获假释出狱。20062月喻东岳获得减刑出狱,但已经精神失常,出狱后由余志坚照顾其生活。20084月底,余志坚携妻子和喻东岳及他妹妹喻日霞偷渡至泰国,一年后获得庇护抵达美国。

曾有人问余志坚为什么要这么做。2010年,余志坚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毛泽东是中共专制的一个基础,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应该从这里入手。”

今年330日,余志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享年54岁。去世前不久,余志坚在他的Facebook上贴出最后两张照片:一张是1989523学生扭送喻东岳的情景。另一张则是当天下午约3:304:30的天安门城楼,人们在忙着修复被他们三人污损的毛泽东像,照片中间有一个横幅写着:“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这横幅“到现在都让我伤心不已”,在照片说明中,余志坚感叹道。“二十七年多过去了,神州大地上仍然只见五千年专制依旧,个人崇拜不改。”

余志坚去世消息传出,三人污损毛泽东像行为再次引起争议:三人的行为与政治诉求是这场举世震惊的民主运动的“灵魂”还是“异类”?28年前,究竟是他们太激进,还是学生过于保守?与此同时,余志坚三人的遭遇也让“六四”政治犯的境遇再次引起关注。

天安门民主运动28周年之际,以为中国政治犯提供人道帮助为主旨的民间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之一周锋锁接受了采访。1989年,周锋锁是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四年级学生,他组建了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台,成为了代表清华大学的北高联(广场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常委。民主运动被镇压后,周锋锁在官方发布的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排名第五,1989613被捕,入狱一年。1995年,他来到美国,199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现生活于旧金山。20072月,他与另外两位89民运参与者赵京、徐刚一起创办“人道中国”组织。余志坚和喻东岳到美国后,“人道中国”为他们专门募捐帮助他们安顿;余志坚去世后,“人道中国”承办了余志坚的葬礼,并再次为他们募捐,帮助安葬余志坚、安顿喻东岳,并设立余志坚纪念奖,“用于鼓励为推翻中共专制奋斗的勇士”。

采访用电话和邮件进行,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1989523,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用鸡蛋投掷毛泽东画像。当时你如何看待此事?

答:我当时不在现场。520,戒严令颁发。523,清华学生组织撤离广场,所以那天我刚好离开了广场。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很意外。在绝食期间,我们有过很多设想预案,比如说在游行的时候,要防止政府派人砸商店污蔑学生暴乱,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考虑过。不过,517大游行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出现,当时有百万人上街,但没有出现任何事情。那个时候一个警察都没有,连交通警察都没有,所有的现场秩序都是由学生维持的。所以,当余志坚三人做出这种行为时,作为维持秩序的学生,当然首先是怀疑的,这是他们当时的责任。

此外,我们八九一代抗议的时候,“反毛”不是主题,所以学生们对这个事情很意外,虽然现在看来很了不起。其次,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比如我们清华,都有一个集体决策的过程,当时也是想实践一下代议制民主。我们清华有一个班代表大会,重要的议题都是由班代表大会决定的,班代表大会通过之后,大家要按决定做事。比如绝食,我们大家开会是不参与绝食,如果其他学校绝食的话,执行救助的义务。所以,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动的,包括我们的政治取向,也是按照集体决策来进行的。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很多学生。在政治取向上,作为学生整体,当时并没有想推翻政权,我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也执行这样的指定。因此,虽然余志坚他们的行为非常了不起,但当时,学生是没有办法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不过,余志坚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也从来没有隐瞒什么,也不想为自己开脱或是逃跑,把责任推给学生,这点非常了不起。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引起了学生这样的反应。这是让他们吃惊的。当然,是学生把他们送到警察手里的,作为学生群体中的一员,也是需要给他们三人道歉的,后来确实有不少学生给向他们三人道歉。我本人每次见到他们,也会向他们三人道歉。但是,这么大的伤痛,这样的道歉也是很苍白的,虽然他们也能接受。不过,他一直强调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这个专制政权。

问:他们三人是518日来到北京了。到北京后,他们给当时广场上学生指挥组织北高联写了一份《建议书》,其中第一条建议是北高联应该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宣布中共政府为非法伪政府。他们的建议书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他们才决定取缔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象征性为共产暴政划个句号。当时广场上,除开他们三人外,还有没有别人提出类似主张的人呢?

答:余志坚认为,学生不应当停留在那个阶段,而是要站起来推翻政权。这个想法是非常前卫的,不过内心有类似想法的还是有非常多的人,但真正做出来的,就不多了,能看清楚的人,意识到戒严令后面的杀气腾腾的人就更少。80年代学生的抗议活动,全社会都会去支持的,很难想象政府会开枪杀人。所以像余志坚的主张是很难成为主流的,不过,他们的想法不是唯一的。

我当时是在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台工作,那时候的广播台有各种各样的人过来,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张,甚至有官方的电台、电视台的人过来,因为在他们那里不能说,希望在我们的广播台说话。一些人就主张要去占领电台、电视台,把广场上的民意传播到全中国去,或许就可以结束专政实现和平革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我后来看别的国家的革命,那些民主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比中国“八九民运”走得远,反抗力度大。反观八九,其实是非常温和的,甚至到了自我约束、画地为牢的地步。

此外,“八九学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可以说,当学生完成了聚集民心的使命后,没有一个更有力的力量来支持他们,没有一个、形成一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没有及时把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凝集的民意凝固起来、实体化,没有及时从抗议阶段推到下一个阶段和平革命阶段。比如说,之后,我遇到过不少部队的人,包括一些级别很高的,他们甚至有全家穿便衣,在开枪时候站在学生市民这边保护学生,但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支持学生,呼吁中立甚至发生政变呢?19918月苏联解体前夕,叶利钦(Boris Yeltsin)站在坦克面前发表演讲,最后坦克调转。

问:余志坚出狱先做了些什么,后来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答:余志坚之前是一位老师,出狱后不可能再从事之前的职业,只能做一些零散的工作谋生。他出狱后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和许多老朋友,特别是“六四”难友互相来往,因此还常受到打压,(20062月)因为支持(维权律师)高智晟而被抓起了一个月。

喻东岳的情况更为悲催一些。对于余志坚来说,喻东岳是他的一个兄弟,也是一个重负。他们三人去天安门,余志坚是主谋,是策划。但喻东岳是最后一个释放的。喻东岳释放的时候,余志坚很激动,去监狱接他。结果喻东岳认不出他了,叫了几声,喻东岳把他当做警察,跪了下来喊饶命。余志坚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他,就一直照顾喻东岳。他们后来到美国,也是想给喻东岳治病。喻东岳的妹妹喻日霞出嫁之后,喻东岳就一直生活他们家里,余志坚照顾得很好,喻东岳尽管还没有清楚的神智,但还是能感觉到关爱。

问: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出狱后的经历,是否是“六四”政治犯的一个普遍经历?

答:“六四”的经历,给人留下的创伤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创伤。再加上隔离,中共使用的隔离无所不在,这是他们的一个常见的政治武器,用隔离来压迫你的家庭成员,让家庭成员觉得和你在一起是一个负担;让社会上其他人认为你是一个怪物,让你没有办法正常生活。所以,这些政治犯及其家属的境遇都非常艰难,经常受到各种打压,因此,即便“六四”过去这么多年,依然有“六四”政治犯、良心犯陆续离开中国。即便在美国也是,一方面是对华人社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很多人会自动按照政府划定的红线活动。我们在这里也经常遇到各种骚扰,甚至殴打。

问:“人道中国”是如何为中国政治犯及其家属提供人道帮助的呢?

答:我们是尽力而为。“人道中国”也可以说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遗产。赵京是我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系友,他们两位都是“八九民运”海外参与者,“人道中国”现任负责人葛洵,是1989年美国留学生抗议组织全美学自联的监事会主席。“八九”的经历,以及政治上的觉醒,让我们觉得,海外人道救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国内的需求也很大,被迫害的政治犯很多,但是能得到国际关注的人的很少,最多排名前5位的人才能得到一些关注,长期坐牢的那些政治犯、良心犯很少被人知道。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组织,我们是一个靠个人志愿服务的草根机构。

目前,我们的目标群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六四”政治犯这个群体,包括天安门母亲;一个就是长期受到迫害的政治犯。此外,我们还支持了一些国内NGO的启动。现在,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中国政治犯的处境尤为恶劣。所以,哪怕是微小的支持,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鼓舞。目前,我们主要是为他们募捐和呼吁,最近几年每年资助次数有一百多次。

比如余志坚、喻东岳刚来美国的时候,在旧金山呆过一个星期,他们当时四位大人一个小孩,“人道中国”为他们募捐了一些钱让他们、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余志坚去世前,病了一年多,没有工作,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所以他去世后,我们再次募捐,帮助安顿他的后事,以及对喻东岳的照顾。

问:能谈谈“人道中国”做的比较突出的案例?

答:目前我们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是方政。方政很传奇。1989年,他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64日清晨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我在几分钟后就出现在他出事的地方六部口,但我没有看到坦克,所以我是出狱之后才知道坦克压人的事情。出狱后,为了谋生,我去海南做生意,在那里第一次遇到方政。当时,方政报名参加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但被邓朴方点名,赶出北京来到海南。我就是那个时候遇见他的。我们一见如故,聊了很多。方政是为了救人而被坦克碾压的,但事后被救的女孩迫于压力,说不认识他。大屠杀之后,所有的人都要过关,被坦克碾压的人不能说是坦克压的,要说是交通事故。方政就说,虽然之前我没有见过坦克,但是坦克和汽车我还是分得清的。方政拒绝撒谎,所以他也没有拿到毕业证。我来美国之后一直记着他,“人道中国”成立后,我们找到他,帮助他来了旧金山。如今他不仅可以自立养家,还为“六四”做见证,为人道中国和海外民运做很多事情。不管在哪里,他的开朗笑容都会打动很多人。

问:“人道中国”也帮助政治犯的家属。你们工作中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

答:中共很无耻的一个手段就是用家人来要挟。因此,我们试图帮助“六四”政治犯和维权律师的家属,帮助他们的孩子来美国读书,比如刘贤斌的女儿、齐志勇的女儿等。不过,我们也有失败的例子。

比如去年营救王宇律师的儿子包卓轩。201578日深夜,包卓轩和他父亲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澳大利亚留学,在机场被抓的。79日凌晨,王宇在家中被抓。709大抓捕就是这样开始的。因此,这个孩子的命运是和中共决斗的一个关键。可是他们所有的证件都被没收了,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出来,所以只有让他去缅甸,然后去泰国,我去泰国接他。102,包卓轩从内蒙古逃走。我在泰国等了好几天,一开始充满希望,后来变得焦虑,直到我回来之后,我才知道帮助包卓轩逃离监控到缅甸的唐志顺和幸清贤都被抄家了,失踪七个月后才被确认关押在天津第二看守所。这件事,在海外只有我参与了,我之所以需要公开说这件事,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在20151017播放长篇报道,说这件事是海外民运人士汪岷、徐文立做的,虽然他们两个人公开否认了,但央视和《环球时报》还是说是他们两个人。此外,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人道中国”为709律师设立的基金也成为了709律师的罪状,这完全是颠倒是非黑白。我们这个基金是这些律师被抓之后才设置的,和他们之前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人道。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变革之前,还是很需要一个通道,帮助被迫害的异议人士和他们的家人,比如最近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和两个女儿,在对华人援助会(China Aid)的帮助下,经泰国来到美国。

问:“人道中国”为什么要设立“余志坚纪念奖”?

答:余志坚的思想和精神都是可贵的。中共宣传说他们是三个闹事的农民。实际上,他们的思想非常大胆也非常前卫。那个时候大部分学生还强调自己爱国,并不以直接推翻专制为目的,余志坚他们很坚决地认为这个政权是暴政,是没有合法性的,而毛是专制的代表。28年后,我们回头去看,便会更多地认同余志坚的思想。

其次,他的勇气和铮铮铁骨,和只身挡坦克的坦克人(Tank Man)一样,是非常可贵的。他们三人当时还不像学生,在社会上有着同情心,余志坚又是主犯,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活不了,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自己要死了。但他还在监狱的墙壁上题诗《仍然──我的五四宣言》:“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他的这个精神,和另一个湖南人李旺阳很相似,李旺阳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民主,砍头也不回头。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的地方: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单纯,为了理想可以付出一切,这就是“八九民运”的精神遗产。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波士顿。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