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5日星期三

介子平:“文革”没有完,只是潜伏了下来



 
 有类把戏史不绝书,那便是文字狱。徐一夔赞美朱元璋“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被朱认为是“光头之下,天生僧人,为世作贼”,徐被杀;周冕赞美朱“寿域千秋”,被认为是骂其“兽欲千秋”,周也被杀;吴宪奏章中有“天下有道”四字,被认为“天下有盗”在讽刺自己以前做过盗贼,吴仍被杀。

1959年,王洛宾创作歌曲《萨拉姆毛主席》,因谐音为“杀了毛主席”,被定为反革命罪,获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萨拉姆”为阿拉伯语,为“安萨拉姆,阿莱空木”的减缩,译成汉语即“愿真主的安宁在您身上”,为维吾尔人见面时的称呼。

此类把戏在后来的“文革”中演绎到了极致,早已超出了文字狱的范畴,操纵者由庙堂,扩散到了民间,受害者由士人,下放到了百姓。

“文革”时,有人将“茅房”写出了“毛房”,因此获罪。在银川有饮食名店“老毛手抓”,若在那个时代,吓死他也不敢悬挂,纵使你也姓毛。与毕星星先生扯起此话题,他给我讲到了段子,说大队召开学毛著会议,一人问另一人,“谁的语录本?”那人随脱口道“我儿子的”,因此获罪。

封佩玲《文革记忆:浩劫之后,谁为我“平反”?》载:“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

那时,毛作于196199日的《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人人能诵,有人在书写时,却将“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中的“仍”,写成了“忍”,一字之差,意思大变,于是被查处。粉碎“四人帮”后,此人要将自己树立为抗争江青的英雄,一时传为笑谈。

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技术员巫炳源、王永增因196811日散发油印小报《向北方》,被指“一心向往北方苏修”“恶毒攻击毛主席”,定罪为“反革命集团主犯”,45日宣判死刑。

新疆焉耆县回族文盲妇女马玉芳,家境贫寒。一天来例假,用不起卫生纸,为擦经血,顺手扯了一张旧报纸擦拭,并随手扔到了床底下。后被发现,指控其污染了报纸上的毛像,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处以极刑。19669月晚,19岁的某文工团舞蹈演员孟爽,演出归来摸黑开台灯时不小心碰碎毛泽东石膏像,在偷埋碎片时被人发现。文工团设专案组对其暴力审讯42天,吊打、大头钉扎脚、烟头烫腿肚、挨饿、强奸、灌屎尿致其昏死,熬刑不过,以垫床砖自砸脑袋而亡。

陈独秀的三女儿陈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五毛钱一个,太贵了”,便成了“反革命”。

揪斗人时,被斗者不许申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毛主席万岁来喊冤。某人斗人积极,每当被斗者辩解时,他即愤怒呵斥:“不许放狗屁!”一次,被斗者无奈之下只得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位积极分子仍习惯性地怒骂:“不许放狗屁!”革命群众立即对他拳打脚踢,勒令其站在被批斗者的位置上接受批斗。

一位小学老师,写得一手好钢笔字,无事时习惯在废纸上写写练练。一次,在纸上写了口号“打到刘少奇”,另一行则写了“毛主席”三字,后面的“万岁”尚未写,即被叫了出去。写者无意,观者有心,此时处处有警觉者,某来人随便一看,横着打倒刘,竖看即打倒毛,这不是“反标”吗?那可是天塌下来的大事,遂上报,写者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当场逮捕。1987年左右,我所在单位的男厕所里出现了“打倒邓某某”的“反标”,党委书记“文革”时是“支左”干部,此时阶级斗争的弦又绷,但方式方法也与时俱进了,其没有大张旗鼓,轰轰烈烈,而是不露声色地将单位里的怀疑对象一一招来,抄写一段文字,试图对照笔迹,秘而不宣自行破案。怀疑对象中自然少不了我,事后知详情,一阵恶心。此事不了了之,党委书记退休不久即癌症死。

党委书记虽癌死,但那时我已意识到“文革”还没完。后来听了陈丹青的表述,深以为然:“所谓‘文革’,就是恶的大规模释放。不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施暴(譬如纳粹时期),而是人们在彼此施暴,人人参与。最后,完全分不清你我。‘文革’没有胜败,十年期间,全国上下一塌糊涂。关于‘文革’,迄今没有全景式的、有穿透力的说法,历史不算账,就可能会重演。”处事无难了事难,其原因在于“文革”的土壤还在,种子还在,一旦雨润,便会疯长。山峦多变态,不及世人心,人性中蛰伏的恶成分,最易在专制的社会环境里打开潘多拉瓶盖。章怡和于2012319日访台举行读者见面会时曾警觉道:“不可低估中国农民的愚昧、官僚的贪婪和知识分子的堕落!”周孝正的“三个不可低估”言论与之似:“千万不可低估官员的腐败程度,千万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千万不可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谁是这号人,就在你我身边,他或许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或许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一旦风雷动,便会旌旗奋。沈从文19667月曾记述道,“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

此类故事,今天看似荒唐,当时却堂而皇之地正经。父子反目,夫妻告密,以邻为壑,人人自危,人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文革”结束,不管原因如何,给你平反,你就要感谢;冤假错案,不管何人制造,只要纠正,就是伟大;贫穷潦倒,收入低下,不要何人造成,只要政府关怀,去看望你,去送衣服粮食,就是正确。对此,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道:“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无论“文革”完否,应记住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这句话:“‘文革’确实是一场灾难。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文化劫难,但中国在破坏历史资料方面尤为严重。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很多人因为他人而死——中国人与中国人斗争、致死。”

“文革”是否还可能重演?土壤在,种子在,若遇适当湿度、合宜温度,即可发芽。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句意味深长的分析:“‘文革’不会重演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因为‘文革’时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来那么大的悲剧?”“文革”没有完,只是潜伏了下来。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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