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

张祖桦:我的“三加一”分析法



常常被朋友问起对中国政治局势与前景的看法,也每每接受媒体记者就中国政局的采访;为此,我对别人所作的政局分析亦比较关注,尤其是关注他们的分析方法,并且注意学习他们的优点和独到之处。影响中国政治局势的因素很多,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表象和线索中找出关键所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选择一种适当的工具(方法)可以使分析变得简明一点。本文介绍一种我总结归纳出的方法——“三加一”,希望能对关心中国时局的人士有所帮助。

一些论者在分析中国政局时从某一个视角深入开掘进去,如“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自由民主的中国希望在民间”,“中国政治变化的动因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观点鲜明,洞见锐利,能给人以不少启发,我将其称为“单要素分析法”。有的政治观察家则从社会政治矛盾、统治者的整合能力和经济三个主要变量及其互动关系来解析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势,亦给我以深刻启示,我称之为“三变量分析法”。还有一位朋友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治动力学原理,发明了一种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六分法”(自我命名),我觉得也有较强的解释力。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评介了。

我的“三加一”分析法与上述几种分析方法有同有异,所谓的“三”指的是“执政集团”、“民间社会”与“国际社会”,“一”指的是“经济”。为何叫“三加一”而不叫“四分法”?原因是其中的“三”侧重于政治,“一”则偏重于“经济”,因此也可以算做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是动态的分析方法,所以,内容是可以不断添加、常说常新的。

有了“三加一”分析法,遇到棘手的政治问题就不至于头大了。比如,过一段时间就会听到有人讲中央某领导人说了“中国要实行民主”、“要进行政治改革了”,云云。遇见这种情况,你听听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轻信。因为政治领袖常常会视政治需要发表一些“与时俱进”的言论,以博取舆论的同情,化解被动局面。此时,“三加一”分析法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下面我就用它试着为你分析一下,不涉“国家机密”,仅供“外部参考”。

A、“三”之一:“执政集团”

中国现时的执政集团就是中国共产党,准确地说是中共统治集团,与普通党员没有多大关系。
   
中共的本质是马列主义集权制的政党。所谓马列主义集权制的政党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二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垄断在一个人(如斯大林、毛泽东、铁托、霍查、金日成与金正日父子)或几个人手里(如政治局常委)。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有一段话堪称经典注解:“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如此,群众经过阶级和政党最后就被领袖“主持”或“代表”了。
   
显然,这种集权制政党的性质是与现代民主政党相背反的。你只要坚持这种性质,就不可能实行“党内民主”,也不可能转变成现代民主政党。如果你改变这种性质,就不再是马列主义集权制的政党了,或者说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譬如叫社民党或民社党)。
   
有人会说中国国民党曾经是一个集权制的政党,现在不是转变为民主政党了吗?不错!中国国民党确曾是一个集权制的政党,但它不是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政党,而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党,所以,它经过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包括失去政权)终于转变成现代民主政党。
   
反观那些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集权制的政党,如苏共、前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古共、中共、柬共(红色高棉)、北朝鲜劳动党,有哪个转变成现代民主政党了?似乎一个也没有。
   
越南共产党近来在搞政治改革,建立了党内质询和监督制度;通过新闻媒体提前两个月公布政治报告草案;中央委员会实行差额选举,中央规定得票率不到50%者,就不能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及由下而上地推荐和提名候选人(至于外界盛传越共总书记一职是通过差额选举产生的,是在原总书记农德孟和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之间竞选的说法,始终没有得到证实);信息公开化、加大透明度。但是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多少创新,党内民主的范围还很有限,更没有推广到社会领域,因此只能算是开了个头,结果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回过头来对中共作动态分析:中共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1921年——1949年中共从“山坳上的共产党”变成“庙堂上的共产党”,也就是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1949年——1976年,中共是毛泽东一人独裁的“专制党”,主导思想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直搞到毛去世。1976年至今,中共领导人虽换了几茬,除了华国锋搞“两个凡是”的一段时期,基本上推行的是邓小平路线,即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搞活”(民间简称“改开搞”)。
   
在坚持“一党专政”的条件下放开手脚“改开搞”的结果,使中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对此,万润南先生在《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一文中作了生动地描述:
   
今天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一方面,它还是原来的共产党,甚至比原来更共产党;另一方面,它已经彻底蜕变,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共产党了。套一句李敖堪称经典的流氓话来比喻今天的共产党,除了该硬的部分硬了,其余的部分都软了。该硬的部分,是指共产党镇压反对力量的意志和决心。因为共产党在八九民运和苏东波大潮之后,在面对任何反对力量出现的时候,镇压的意志和决心更坚定了。在这一点上,它更共产党了,该硬的部分更硬了。老江毫不犹豫镇压法轮功,说明第三代政治成熟、考试合格了。小胡关于要学古巴、北朝鲜的内部讲话,说明第四代也不负邓望,在思想上已过硬了。
   
六四之后,邓小平讲过三句话:一是“不当头”;二是“不争论”;三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三句话,高度概括了共产党的软。“不当头”是对美帝国主义输诚、服软。“不争论”是全面背叛共产主义之后的嘴软:“发展是硬道理”则是为新生资产阶级的成长扫除障碍、铺路架桥的身段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代表”的提出: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个代表是虚晃一枪,多头则无头,谁都代表就是谁也不代表。所以是一句空话。关键是前两个代表。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说穿了,就是要代表有钱人的要求;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讲白了,就是要代表权贵集团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在这里明确宣布了:今天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有钱人和权贵集团的政党。作为组织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宣布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最近,国内有关专家对中国富豪进行了一项摸底调查,发现,在平均身价达22亿的中国顶级富豪中,党员比例高达48.5%,即,近半数顶级富豪为中共党员。
   
中共转型的结果并不是如其智囊所说的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共在四九年就已成为执政党了),而是成为了“权贵党”,中共统治集团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的看守者和维护者,“双保”——保守现状与保持稳定成为权贵集团“压倒一切”的最高共识。
   
有一种说法或者说是善良愿望,认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有政治抱负、想留名青史,就应当效仿蒋经国或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改革,引领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道路。这种期望忽视了中共已成为“权贵党”、成为拥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的现实。正是如此,八九至今在中共领导层找不到主张政治改革的力量和代表人物,就丝毫不足为奇了。退一步说,假设中共最高领导人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真想搞政改与民主,也很难成为逾越权贵集团刚性利益的“超越者”(王力雄语)。因为正是这个垄断了权力资源的权贵集团构成了中共的统治基础,拆除或松动这个基础,势必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触发难以控制的统治危机。对此,中共领导者全都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在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谈保持党的先进性却绝口不提政治改革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共现时弊病缠身,如何任由贪污腐败发展下去,也会危及到自身安全,所以,政治改革又是想绕而绕不过去的难题。因此,我预测到2007年的“十七大”上,中共会学习越共在政治改革上做一些文章,比如重弹“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老调(不久前以“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名义公布的政改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公布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任期、交流、回避的三个文件就是信号弹),但肯定不会进行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原因上面已经分析过了。

B、“三”之二:民间社会
   
民间社会指的是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私人社群领域。它包括各种民间组织、私营企业、私立学校、民间教会、民办媒体、实行自治的社区等等。
   
我们知道,这样的民间社会在1949年以前的一段时期曾在中国存在过,比如斐声中外的南开大学和协和医院,就是私人创办的。但是,中共执政后通过残酷的国有化运动基本上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摧毁了民间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把民间社会从根子上铲除掉了,使得过去的“国家——民间社会——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执政党以国家的名义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全部掌控在党国手里,国家政权通过自上而下的统治机构对民间进行无孔不入地控制。执政党通过推行一元化的领导和准奴隶制的国有制与单位制把每一个个人管得死死的。
   
文革结束及其随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得意识形态的禁锢全面松动,“改开搞”则打破了经济领域的国家垄断,导致私有经济与民营企业复活,并进而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据不久前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内部逐渐分化,增加了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人员在内的新群体,他们被称之为“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在浙江、江苏这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比较集中和活跃的地区,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50%.中央统战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10年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近600万个,约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在中国7亿多就业者中,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的就业量(含农业劳动力)就占到90%以上;如果不含农业劳动力,吸纳的就业量为1.9亿人,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26%.

正是在经济社会大变动的基础上,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纳税人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悄然兴起。其主要标志就是民间社会的复兴;公共空间的逐渐扩大;国人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空前觉醒;民间力量的成长壮大;公民维权运动方兴未艾。
   
从政治发展和政治过程的角度看,中国的民间社会主要存在如下几种社会力量:

1、民主力量

表面上看,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似乎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但是实际上,中国人民对于民主的渴望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如果举行全民公决,让人民自主地选择“民主政体”还是“一党专政”,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把选票投给民主。随着公民社会的生长和公共空间的扩大,民主力量正在各个领域累积与发展,既包括体制外的草根阶层与民间精英,也包括体制内持亲民间立场与民主取向的人士。从农村“海选”到城镇竞选人大代表,从许多地方公民发起罢免贪官到“太石村”事件,从今年初的西山会议和《冰点》事件到关于改革的全民大争论,指向越来越清晰——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民主、法治、宪政、共和。尤其令人鼓舞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公民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民主队伍当中,并且开始成为民主运动的有生力量,使民主力量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执政集团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拼命打压民主力量,恰恰从反面证明民主力量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2、维权力量
   
零星的维权活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如发生在1993年上半年的四川仁寿上万农民抗税暴动),但公民维权形成全国规模与维权力量开始集结却是近年以来的事情。尤其是一大批草根精英的冒头,加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维权志愿者、NGO、维权律师的加入,使得维权力量得以快速成长。如今,从首都北京到东北边陲,从长江之滨到珠江三角洲,从黄河流域到武夷山下,到处都能看到维权者的身影,听到他们发出肺腑的呼声。
   
近期曝光的警察统计的数据记录了中国已经目睹了一个持续十年之久的、官员们称之为“群体性事件”(“mass group incidents”)的上升过程,“群体性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涵盖了所有群体抗议光谱概念的一个名词——包括了静坐(sit-ins)、罢工(strikes)、集体上访(group petitions)、集会(rallies)、示威(demonstrations)、游行(marches)、堵塞交通(traffic-blocking)、占领建筑物(building seizures),甚至还包括了一些公共混战事件(public melees),骚乱(riots)、民族间的纷争(inter-ethnic strife)。公安部报告显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1993年的8,700起,到1999年增加为32,000起,2002年为50,000多起,到2003年的时候超过了58,000起,2004年为7万4千多起群体抗争事件,参与者达370万之众;2005年,群体抗争事件猛增至8万7千多起。维权力量藉此荣升至“敌对势力”行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事件的增长率一直在稳步上扬。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指出,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年均增长率为17%,这些事件99%都是由百姓利益受侵害而引起,因此政府应以疏导为主、化解矛盾,以保持长治久安。

3、民间组织
   
“改开搞”以来,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与社会团体取得了较快增长,在短短的20年间,仅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社会团体的数量,就从6千多个猛增到20多万个,增长了30多倍。这其中大多是官办社团或以各种形式挂靠在官办机构的社团。民间组织则大多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如许多生态环保组织、公共卫生组织、民间研究机构、社会调查机构、慈善机构、企业家联谊机构、民间出版与发行机构等。此外,还有大量不进行任何注册的民间组织,如俱乐部、论坛、校友会、同乡会、读书会、沙龙、商会、书画协会、气功组织、宗教性组织等等。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网民的迅速增加,各种网络社区与虚拟组织开始流行,例如近年来发展较快的网络社区——中国泛蓝联盟,自认是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党员,据称有近2000名成员,是一群平均年龄二十五岁的青年,他们信仰民主自由,关心社会民生,平时在网上以谈天或发表文章的方式交换对时政的看法,网友们也偶尔聚会,或相约参加一些活动。最近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公开宣布“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克服了外界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中国泛蓝联盟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准备工作终于完成,本次选举人大代表,将有102名国民党精神党员自发参选。”
   
当局对民间组织的发展深感戒惧,想方设法地严加控制,对组织者更是极尽打击迫害之能事。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已呈不可逆转之势,连不久前出台的中央党校政改报告也主张认可与支持民间组织的存续。可以预期,一旦民间组织获得法治保障,其覆盖面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众多的公民将不再是被动的命运承担者,而会成为公民社会的积极建设力量。

4、功法力量
   
功法力量在上世纪80—90年代兴盛于一时,其中影响较大的如中功、法轮功、香功,都号称有上千万信徒,在党政机关中也不乏支持者。但是在1999年中共将功法组织定性为“邪教”之后,其领导人及骨干或被判处徒刑,或被收押劳教,或者流亡海外,其所兴办的实体或企业也被取缔,财产被没收。功法组织在国内的力量大不如前,中功与香功几乎消声匿迹,唯独法轮功一直在艰苦撑持,顽强地以各种形式抵抗打压。法轮功通过自身努力在海外和国际上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创办了自己的媒体,开展了国际司法救济,撰写了“九评”,发动了“三退”,发明了许多突破网禁的工具,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广泛同情。尽管知识界对法轮功现象的看法存在一些争议,但对法轮功及功法组织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恐怕没有什么异议。

5、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是指在官方控制之外的宗教群体。近些年来,几大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国均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尤以基督教的发展最为迅速,今天已遍布全国城乡。据《耶稣在北京》一书的作者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说,在中国有大约七千万新教徒和大约一千二百万天主教徒,其中许多基督徒还属于精英阶层,如作家、科学家、律师、知识分子,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各自所在的地方教会、社区教会和家庭教会。
   
当局对民间宗教的政策是一方面尽可能将其纳入到官方的管辖之内,另一方面则无情地打击那些坚持独立立场的民间教会。对华援助协会获知,从2003年以来,仅在浙江一省,就有300余间教堂被警方拆毁。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今年7月29日下午,当地政府动用几百辆汽车,四台大型挖路机,数千名武装警察,对杭州市肖山区党山教会的新建会所,进行武力拆除。当时约有几千余基督徒在会所现场,警察用武力强行驱赶抓捕,20多名基督徒被打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50余名基督徒遭拘捕。之后,100多个家庭教会的数千名教徒参加禁食祷告。中共的《探索》杂志今年初指出,肖山共有6万4千名基督徒,并警告说,一些党员政治立场不坚定,信奉了基督教。
   
虽然大多数基督徒不主张参与政治事务,但他们非常渴望能够自由地生活,希望当2008年中国主办奥运会时政府会大幅度改善中国的宗教生活环境。许多中国新教徒希望能在2007年有机会公开举办首位西方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传教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众多中国基督徒相信基督徒的增多将会保证中国能没有暴力地成功转变为民主政治。艾克曼认为,虽然中国的亲民主人士大多是世俗的,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到西方后接受了基督教,并将信仰融入到政治理念中,从而深刻了原来的民主诉求。另外,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他预测,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
   
上述几种社会力量虽不无交叉重叠部分,但总起来说仍处于离散状况,彼此之间尚存在一些矛盾甚至紧张关系。主要问题在于民间社会力量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在现代社会中,组织是一种最重要的政治资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最后一节“组织的必要”中指出:“弗赖在1966年说,‘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但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存在的权力和权威真空,可以暂时由具有能引起大众狂热拥护的特殊气质的领导人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要长期填补,就只有靠政治组织。要么是由既定的上层集团通过现有政治体系相互竞争,以组织群众;要么就是由持不同政见的上层集团组织群众,来推翻现有的政治体系。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
   
现代政治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的政治,无论是选举,还是其它政治表达;无论是群体参政,还是议会政治;都需要组织的整合。中国现行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但迄今没有相应的《政党法》和《结社法》加以保证;虽有《社团登记条例》,却没有政治性社团申请设立方面的规定;公民申请成立政党或政治性社团不仅得不到准许,还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使得宪法中的这一条文形同虚设。显然,不改变这一状况,就谈不上政治现代化,也不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争取落实宪法中已载有的“结社自由”应成为中国今后宪政民主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

C、“三”之三:国际社会
   
许倬云先生在《万古江河》一书的“后言”中讲道:“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加速进行的时代。世界各地区之间,将难有区隔。”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正在加速走向世界。因此,国际因素在中国政治转型中所占权重只会愈来愈大。从民主化的角度看,国际因素有利有不利。
   
有利因素如:
   
1、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得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构成人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主流。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自由民主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大批国家加入了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行列。在东欧诸国,民主政治已经取代了极权政权,站稳了脚跟。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大洲;除个别专制的飞地外,南美洲已经成为民主化的半球;非洲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民主改革的时代;随着东亚、东南亚前威权国家的逐步民主化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权性质的改变,整个亚洲的局势大为改观。连我们的近邻越南也在开始搞民主化改革。所有这些均构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

2、苏联、东欧、南非、韩国、印尼和台湾的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政权的解体与政治民主化,昭示着中国大陆的明天。苏联、东欧国家在二十世纪末发生的巨变,影响至为深远,它明确地告诉世人:实行一党专政和极权式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须改弦易辙;舍此没有别的出路。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宪政民主变革与和平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在争取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中国公民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
   
3、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宪政民主而进行的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许多国家政府的普遍尊重和同情。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与宪政民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一本论述中国民主化的书中写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探寻一种政治形式,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没有这么痛苦和残酷。”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争虽屡遭挫折,但并没有付诸东流。国人所作的牺牲,足以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关注和尊重。
   
4、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与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地球村时代的临近,使得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今天传媒与信息的穿透力极大地削弱了边界的藩篱,人类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了解、沟通与共同感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一国发生的事情不再是孤立的、与它国无关的事件。中国政府之所以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因为不能无视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新鲜的信息;而这些新鲜的信息,同时就是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它会促使人们不满足于现状,向着先进看齐,追求高质量的、自由的、更加符合人性的生活。想禁闭人们的思想,已无法做到;封锁信息,也难以奏效。外部世界的各种变革信息都会鼓舞我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信心和决心。
   
5、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力度在加大。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写道:“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统治。”可以说美国是对中国民主化支持最多的国家。欧盟国家近年来也在调整政策,加大对中国民主化与人权事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德国近来已采取一些实际举措加强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关注。
   
不利因素为:
   
1、当今世界上仍存在着反对宪政民主的势力。一些国家仍然是由奉行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政治势力掌握政权。这种势力不仅在本国极力推行专制统治,而且在国际社会极力推销自己的货色,拼命抵制宪政民主潮流。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专制行为制造理论根据,利用各种场合极力鼓吹“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生存权优先论”、“主权高于人权论”等谬论,顽固抵抗以人权、自由、宪政民主为基本价值的世界文明主流。同时,在本国国内残酷地迫害持有不同政治见解者,压制各种与之不同的力量和声音,箝制要求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舆论,践踏人权与法治。
   
2、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应该看到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和自身的难题,都有自己的国际战略。尤其是“911”以来,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大为上升。此外如伊朗核武问题、北韩核武问题、中东问题、能源问题、国际紧张形势、经济贸易与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国际重大事务也都需要国家间的协力合作。在上述问题上,美欧日韩诸国又有求于中(比如中共乘机将北韩核武问题当成对美的高价筹码),或希望通过谈判与交易求得与中国合作互利,其结果往往导致对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的实际关注度下降。
   
3、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对后进国家(指后进行政治变革的国家)来说,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使象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的执政集团从中看到了对自身不利的结局,进而变得十分害怕政治改革和宪政民主;并从中吸取了不少消极的经验教训:如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坚决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决不放开言禁和党禁;加强军警宪特与防范体系;严格限制民间社会尤其是民间组织的发展等。
   
4、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是非不明的思潮和情绪,因为它常常被政治阴谋家调动起来盲目排外、转移民众的视线和对抗民主主义的发展。在持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人看来,只要是本民族的东西,那怕再不好,也不允许他人反对和批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卖国贼,就得打倒、斗臭,甚至于取消其生存权;而国外的东西即使再好,也是有害的,也要加以反对和排斥。这种思潮本质上和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因此,极端民族主义或激进的、偏激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大敌。

D、“三加一”之一:经济
   
之所以要在“三”上另加上“一”经济,一是因为政治与经济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二是因为八九以来中共的极权统治越来越依赖于经济增长;三是从大趋势看经济发展会促进民主政治的进步。
   
政治学者何增科先生指出:“经济发展是民主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它促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通讯的便捷、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收入水平的提高等。经济发展缔造了现代的工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要求产生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管理模式,传统的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管理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源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推动政治发展与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经济发展提高了大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提高了公众的组织能力和行为能力,经济发展也为政治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发展还加速了社会动员,后者是指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并开始逐渐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城市化的发展,识字率的增加,大众传媒的商业化,交通通讯技术日益发达,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人们开始告别传统,逐渐接受现代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并用现代价值观来评判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和积极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社会动员所造就的新的政治生态,为政治系统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基础、契机和动力。”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测算,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早在今年1月26日英国发布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时,根据中英两国发布的经济总量数据,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英国。世界银行表示,按照其官方测量方法,中国2005年GDP达到了2.263825万亿美元,比英国多9400万美元,高出0.004%.这一数据是世界银行按照其“Atlas”测量法计算得出的,这种方法采用三年平均的汇率水平,将各国的GDP数据转化为美元,然后进行比较。
   
今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达到去年全年三分之二的水平。国家发改委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时披露,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10.9%,比去年同期加快0.9个百分点,增幅为近10年最高,同时经济效益大幅提高,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200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9144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快0.9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9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797元,实际增长11.9%,增速回落0.6个百分点。
   
如果仅看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经济似乎是到处莺歌燕舞,一片繁荣昌盛的图景。可实际上,问题并不少。比如房地产泡沫化、金融风险、财政困境与能源紧张等。
   
到2004年期间,中国商品房平均价格成加速增长势头,有些地区和城市的房屋价格涨过了两倍,甚至三倍,远远高于同期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近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不断走高,在上海、北京等房价高的城市,房价已经高到了连白领阶层都买不起的地步了。一般房价冲到户均收入6倍左右的区域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泡沫区。著名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最近指出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0至20倍。国际上信贷资金中地产贷款的最高占比是 10% .而据经济专家潘泰博的研究显示,如果在统计中记入“隐身贷款”部分,地产贷款其实已经占到了银行贷款总量的 30% .显然中国远远超出了安全的范围,国内银行资金正承受着巨大的风险。2004年中国政府采取加息和收紧房地产贷款的政策,但并没有能够抑制住全面上涨的房价。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初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2004年中国土地交易价格、房屋销售价格、房屋租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0.1%、9.7%和1.4%.
   
国家统计局最新资料显示,截止2005年10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1.12亿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空置面积6204万平方米,商业地产空置面积上半年也达2878万平方米。目前全国空置率已达到26%,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10%的警戒线。目前上海商用和住宅楼的空置率为30~40%,北京商用和住宅楼空置率更高达60%。近期不断有经济专家发出房贷金融危机的警告,明示高达60%-70%的商业银行贷款与房地产有关,一旦“泡沫”破裂将导致万亿级的坏帐。
   
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虽然历经调控,房地产仍然上涨,价格居高不下,带动金融危机的蠢蠢欲动。温家宝近日再次严重警告警惕金融危机。据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至今年3月底,上报不良资产达23.500多亿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8.670余亿元;中国银行,5.450余亿元;中国建设银行,6.830余亿元;中国农业银行,2.540余亿元。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在今年年初竟高达26.17%.
   
中国金融系统经营状况不良的主要标志有两个,第一个是坏帐比率,第二个是自有资本充足率。从2002年开始,国有银行一直向外发布各种利好消息,宣布通过银行上市、政府注资、坏帐剥离等手段,银行业改革即将大功告成的消息。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率一直在下降,2004年,中国银监会公布,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低于20%.但这一说法甚至没有得到中国经济研究者的认同,不少研究者指出,官方的这个数据具有不可比性。一是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没有包括已经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5888亿元不良资产,如果加上这一块,估计不良贷款率就得修正为35%;二是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逾期贷款)二呆(呆账)」的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这也使得名义上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因此,国际金融界对于中国国有银行的坏帐比率的估计,比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要高许多。

特华投资公司董事长李光荣指出:目前中国金融领域有突出的九大风险。第一、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持续升高。统计显示,到2004年国内M2/GDP已经达到了185.48%,大量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集中。第二、中央银行资金运用财政化。据统计,到2005年,央行难以收回的再贷款已高达1.8万亿元。第三、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占GDP的10%.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第四、正规金融部门的低效率导致金融体系“体外循环”严重。目前中国大量存款人正在逃离正规的银行体系,转而把钱投入到收益更高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中,并威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据估计,中国地下金融规模大致接近正规金融规模的1/3.第五、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严重弱化。目前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几乎难以监管,中国资本流动的其他渠道也没有明显障碍,特别是房地产领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外资化倾向比较严重。在贸易和直接投资方面,表面上是贸易或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用来购买人民币资产或者房地产进行投机。第六、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据央行发布的房地产金融报告显示,在房地产开发性资金中,近55%来自银行信贷。此外,中国还存在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失衡和金融“拉美化”风险之虞。
   
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也指出:“隐性财政赤字问题。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地方政府债务等形成的隐性财政赤字可能向金融体系转移,影响金融稳定。”
   
财政困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7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三倍,但是财政赤字增长了六倍,财政赤字的增长率是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两倍!按照国际惯例,GDP的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超过警戒线,则有可能引发财政危机。1997年,中国财政赤字为560亿元,财政赤字率还不算高。但当2003年和2004年,中国财政赤字维持在3198亿元这一建国以来的最高位的时候,很多学者对接近3%的财政赤字率警戒线表示了忧虑。经过“宏观调控”,大量发行国库券和长期国债,到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降至2080亿,中央政府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地方和基层财政赤字问题并未得到缓解。据新华社3月4日题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绊脚石”》电文报道,中国国家财政部早在2002年统计,在中国2860多个县级政府中,财政赤字县比例高达73%,赤字问题占县级财政支出总量的77%;而全国县辖乡、村债务总规模更是高达5355亿元,乡、村两级公共债务平均每个县高达2.55亿元,暴露了中国县级政府辖下,巨大的乡、村财政黑洞。“国家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这是在基层公务员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形象地描绘出目前县乡财政的窘境。
   
能源紧张。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的经济专家茨马拉克。沙利兹指出,中国目前能源需求开始超过国家的供给能力。在今后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可能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但能源的消费也翻了一番。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9.5%,但就在同一年,中国煤炭产量超过19亿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三大石油进口国。短短1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但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现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中国主要油田的开发已进入成熟期,未来年产量难以增加,因此战略石油储备将主要来自进口。统计表明,2004年以来,全球增产原油中的1/3被中国消费,到2004年底,中国每天进口的原油数量将增加到240万桶,而去年每天仅进口大约180万桶。历时近三年打造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近日出炉,报告指出,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以及社会保障三大领域潜在的危机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尤为突出。分析家预计,为完成30天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2006年至2010年间,中国每天必须额外购买35000-65000桶原油。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认为:衡量一个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标志是本国能源供应是否依赖外国以及依赖程度。一个国家如果要保持石油供应安全为主的局面,石油净进口率绝对不应超过50%,超过50%就属于石油供应不安全,理论上应该控制在30%以内。然而,中国自1993年以来净进口石油依赖度从0.45%飙升至11.5%.而且,按照中国进口石油的速度预测,到2010、2015和2020年,中国石油净进口率下限将分别达到54.4%、57.4%和59.7%.能源危机可能随时爆发。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7月26日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坦承:“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也很突出。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呈加剧之势,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上述问题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并不那么稳固,任何一方面爆发大的危机都有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甚至崩解。况且,经济发展总会有自身的周期性,不可能直线地高速增长下去。一旦由于内外原因导致增长减缓、停滞甚至衰退,政府将很难应付。有人说,出现经济危机不要紧,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但是,这条路到时很可能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发行国债须要政府信用作担保,而政府信用连带出现危机的话,谁还会买国债呢?
结语

我的“三加一”分析法中的四个要素分别以A、B、C、D标注,故亦可称为ABCD分析法。四个要素之间的互动与不同组合可以产生多种可能性。概要地说,中国的和平转型或政治改革或发生革命的前景端赖这四个要素的排列组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执政集团的分化与抉择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变量。随着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此长彼消,民间力量的权重会逐渐加大。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推动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中国太过巨大,外部因素始终难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经济高速增长既是执政集团施行政治统治的主要支撑,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同时,经济发展受到各种相关因素影响,会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一旦出现无法控制的危机,经济就将转化为难以抗拒的解构力量。历史经验表明,当社会政治危机以分散的形式一个一个出现时,执政集团可以运用其拥有的国家机器和庞大资源加以有效控制,将危机化解掉。不过,当有一天由某个无法预知的导火索引发经济与社会、政治综合危机时,执政集团的豪华方舟恐怕就难逃没顶沉船之命运了。

2006年8月订稿

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blog.boxun.com/hero/z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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