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

王天成、小乔:改变中国的时间到了——访宪政学者王天成 民主转型关键问题



小乔:你的专著《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这几天已经在香港出版发行,知道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这本书是你最近几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等机构专门研究民主转型的一个产物,是汉语界第一本在大量案例基础上系统讨论中国民主转型路径与制度设计的书。一些章节去年曾在《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国内不少人翻墙出来阅读,非常喜爱,我相信他们也在期待这本书的完整版的出版。

最近几年,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与过去明显有所不同的阶段。温家宝谈政革,吴邦国“五不搞”,“茉莉花革命”,乌坎抗议,以及最近的薄熙来事件,“平反六四”的传言,等等,等等。眼花缭乱,猜测、流言满天飞。当此“非常”时刻,想请你根据你的研究,谈一谈对中国民主转型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首先,可否请你谈谈民主转型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王天成:你知道,从70年代中期,也就是比中国的“改革开放”略早一点开始,到90年代末,全世界有约70个国家民主化。这一浪潮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就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崩溃的。基于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专家们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民主转型的发生以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为前提。

我在研究了一些转型案例后发现,分裂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决策层分裂,分化出主张停止强硬路线、进行政治开放的温和派。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共产党内分化出了波斯茨凯(Poszgay)为首的改革派,波斯茨凯1988取代了卡达尔担任了国务部长职务。1989年1月,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他与内政部长一起提出辞职,走出了会议室。只有到这一刻,其他人才认识到应该改变了。我们中国人对于政治决策层的分裂也不陌生,1989年,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与邓小平为首的强硬派分裂了。

另一种分裂形式是军队与政治领导人分裂。军队不愿意执行镇压。这样的案例也相当多,去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的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2011年1月13日,突尼斯的独裁者本?阿里下令镇压,遭到参谋总长拉奇德?埃马尔(Rachid Ammar)的拒绝,结果本?阿里第二天就出逃了。埃及军队在进驻开罗后,不久就发表声明表示不会进行暴力镇压。2012年2月10日,军方又发表声明表示将采取措施满足示威民众的要求,发出了要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在声明发表前,参谋总长深入到示威民众中去,说:“你们的要求今天晚上就会得到满足”。第二天,穆巴拉克离开了开罗。

突尼斯、埃及的军队这次表现出很高的职业化水准,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和荣誉。1989年,中国的军人则玷污了自己的荣誉。在未来,他们应该挽回自己的荣誉。

小乔:你提到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等待他们分裂了呢?什么时候统治集团内部会发生分裂呢?

王天成:上面强调了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对于民主转型发生的重要性,还没有来得及说明公民社会的抗争的作用。精英人物的选择对于民主转型至关重要,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坐等统治精英发生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统治集团内部也许会经常出现分歧,会有不同的派系,但并不会轻易发生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它内部的“团结”需要从外部去打破。简言之,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是民主转型发生的前提,外部的压力则是内部分裂的前提。

在统治集团没有面临足够强的外部压力之前,它会认为自己非常成功、自鸣得意,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改革。当它陷入困境,被迫要在改还是不改、镇压还是不镇压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才有可能发生。

民主转型可以分为常序性和非常序性两大类型。每一大类还可以进一步分为若干子类。常序性转型是政府正常全力秩序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型。它既可能是长期掌权的老独裁者放弃强硬路线而启动的,例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台湾的蒋经国,也可能是新上任的人背离前任的路线而启动的,例如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苏联的戈尔巴乔夫。

非常序性转型也可称为“突发性转型”。它是在民众抗议下——偶尔也包括军事政变,例如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导致最高统治者下台而发生的转型。取代最高统治者的既可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人,也可能是反对派领袖,而以内部取代最常见。

我在《大转型》中对过去数十年发生在南欧、拉美、亚洲、东欧、非洲的具有代表性的转型案例做过一个统计,其中非常序性转型的比例是57%,常序性转型的比例是43%,比前者低14个百分点。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统计。不过,我认为,它仍然是意味深长的。

需要注意的是,民众抗争在非常序性转型中的作用自不必说,在常序性转型中也是重要的。例如,韩国的转型是常序性的,但却是民众抗议直接导致的。1987年6月,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迫使军政府接受了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提出修改宪法和直选总统等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蒋经国在晚年主动推行了向台湾的民主转型。实际上,这样的蒋经国在台湾是不存在的。1986年9月,民进党在台湾园山饭店成立,一些与会者甚至写下了遗嘱,等待警察的抓捕,但是,出他们的意外,警察没有来,这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也就说,蒋经国并没有主动开启民主转型,他只是没有镇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国民党内部讨论是否要镇压的时候,蒋经国表示:世界上并没有永远在台上执政的万年政党。

从过去的历史看,绝大部分民主转型都发生在统治集团正在失去控制或已经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只有当社会控制的成本变得难以承受、对于保持控制失去信心的时候,统治精英内部才有可能发生分裂。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是在明显没有强大的社会反叛压力下选择政治开放的。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而且,还要看到,当时苏联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

小乔:从目前的情况看,你认为统治集团发生分裂的可能性有多大?换言之,中国民主转型的时机是否来临?特别是,你对温家宝最近多次谈论政改如何看?统治集团目前是否已经发生了分裂?

王天成: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时机正在来临。尽管历史常常有曲折反复,但人们对于尊严、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挡的。

过去30余年,中国只进行了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公权力的不受监督、制约导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大家都能看到,这里不想一一列举。

想特别提到的是,在种种严重问题的背景之下,近些年来,中国公民社会获得了显著的成长。互联网的出现为公民社会提供了神奇的工具,它已经从交流的平台发展到了兼具动员功能的平台。为了突破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封杀,人们逐渐发展出了“散步”、“围观”这样富有弹性的社会运动方式。较大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社会又重新骚动起来。

这里还要谈谈经济危机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哈格德(Stephen Haggard)和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曾研究过27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发现其中有18个国家在转型前发生过经济危机、21个国家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在过去数十年中,每次经济危机都一批独裁国家倒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导致世界性经济衰退。第三波民主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开始的。苏联、波兰等共产国家在80年代末也陷入了经济困境或危机。突尼斯、埃及的革命也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2008年开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

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威权政体的首先反应是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或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在1985年经济整顿失败后,才提出以公开性为先导的政治改革的。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是在其1987年的经济改革计划得不到人们支持后,才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的。邓小平在70年代末推动的经济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这加强了他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抑制经济危机努力的失败会削弱政治精英中一些人对威权统治能力的信心。尤其重要的是,经济危机给人们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水准带来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通货膨胀也出现了。尽管最近通胀有所缓和,但经济增长速度是否短期内能回升、保持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依然成为严重疑问。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威权政府已经风光不再。它能挺过已经在发生的经济危机或者说困境吗?这不仅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办法扭转困境,更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态度和努力。

温家宝总理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发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这或许可以认为他对重新骚动起来的中国社会和目前在中国出现的经济困境的一个反应。他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说他是在演戏,有人说是真诚的,并据此推断高层已出现了裂痕。在此,我并不打算做这种那种推测,尽管我也非常关注。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假定温家宝是温和派、高层已经出现20余年不见的重大分歧,他的力量也太弱小。

从其他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看,如果温和派领袖不是最高领导人,除非通过“宫廷政变”、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抗议中取代最高领导人,政治变革通常不会发生。匈牙利的民主转型,是1988年5月盖达尔被党内改革派赶下台才开始的。1989年11月,保加利亚索非亚爆发游行,担任了35年总书记的日夫科夫在党内政变中被莫兰德诺夫(Mlandenov)取代,转型开始了。这种非常序性的转型模式,我称之为“内部取代”,它在我所区分的5种转型模式中占据着最高比例。去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的事件,也属于内部取代。

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不同利益派系,有时也会出现意见差异,但是,我的判断是,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目前还没有发生。不过,显然,中南海正在面临空前的压力,控制成本在迅速攀升,“维稳”预算已经超过了国防预算,他们能够撑多久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说到这里,需要重复一下,我们不能坐等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民主转型是否会在中国发生,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态度和努力。

去年由北非的抗议所激发的茉莉花行动,虽然在中国是一场“影子”革命,但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开端,标志着人们不再停留在呼吁统治集团改革的层面,而是开始采取集体行动结束专制。只靠不停的批评、呼吁,是不能终结一个独裁政权的。经验表明,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没有人采取实际行动。

刚才我提到,民主转型分为常序型和非常序性两大类型。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也就是说,转型既可能是统治精英在压力下相对“主动”地启动,也可能是在大规模抗议导致最高统治者下台的情况下发生。从当今中国的情况看,历史留给独裁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小乔:如果民主转型在中国发生,它会按什么方式展开呢?应该遵循什么步骤、顺序呢?

王天成:我先介绍一下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民主转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维度,也就是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化是民主转型的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大选之前所进行的政治开放。它是对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政治自由的兑现,要求开放党禁报禁、允许游行集会、释放政治犯、准许流亡者归国,核心在于容忍政治反对派。

民主化是指自由、直接选举全国政府,也就是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如果实行议会制,亦即行政首脑由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领袖出任,人民只直接选举议会议员。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人民不仅直接选举议会,还直接选举行政首脑——总统。

地方政府的选举如果先于全国政府,则属于自由化而不是民主化。民主化指的只是自由、直选全国政府。地方政府的选举并不一定要先于全国政府。在不少民主转型中,全国政府的选举先于地方政府选举。

所有的民主转型在民主化前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因为,自由、公正必须以开放言禁党禁、集会自由为前提。而且,在全国选举之前,需要有一段合理的时间让人们组织发展不同的政党参与政治竞争。

转型专家们认为,在民主转型完成之后,民主派也不能松懈下来,还需要继续努力,使民主能够稳固、持久。这个过程,被称为“民主巩固”。判断民主是否巩固的标准,并不像判断民主转型是否完成那样清晰。不过,实现政党轮替是一个清晰的标准,虽然不是惟一标准。

例如,台湾的转型是在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完成的,到2000年反对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接掌行政权,则标志着民主巩固了。

小乔:你在这里谈到的是民主转型的宏观过程。我们还需要更具体的操作方案。你在《大转型》中画了不少篇幅讨论具体的操作方案,尤其是选举顺序,可否介绍一下?

王天成:选举顺序是我在《大转型》中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你知道,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盛行渐进改革主义。渐进主义者们认为,改革应该按照从小到大、先外围后中心、先局部后整体的顺序进行,如果步子迈得“太大”、“太快”,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的动荡。根据这种思路,渐进主义者们几乎普遍主张,选举应该自下至上逐级开放,从乡镇开始、然后是县市、其次是省区,最后举行全国大选。这种主张完全是想当然的,包含着非常严重的危险。

在民主转型中,不同的选举顺序会有不同的政治后果,尤其是在具有分裂之虑的国家,错误的选举顺序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自由选举首先发生在地方,特别是省级区域,将出现省级政权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权却不是的局面。省级政权因此比全国政权具有更高的正当性(legitimacy),也就是比全国政权更受认同和支持。这种局面将损害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更有利于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民族矛盾、冲突可能会主导政治议程,会变得更加难以疏导、化解,从而导致国家的分裂和转型过程的复杂化。

而如果首先进行中央政府选举,则意味着全国政权的正当性将先于区域政权确立,将有助于加强全国政权、重建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有助于产生新的全国性政党。中央政权将会更可能拥有足够的正当性和权威来推行重大的变革,包括谈判、对话解决民族问题,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既满足较大的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又维持国家的统一,从而成功地完成整个国家的民主转型。

小乔:这个观点非常有趣。可否举几个实例?

王天成:我想特别提到前苏联的教训。中国国内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苏联的崩溃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太激进、太快。这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策略、步骤、过程缺乏认真研究,为了附和想当然的渐进改革主义而提出的想当然的看法。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改革太快,相反,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将全国政权的民主化及时提上议程。对此,美国政治学家、著名转型转研究专家林茨(Linz)和斯泰潘(Stepan)作过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戈尔巴乔夫所遵循的实际上是一种最有利于苏联解体的变革、选举顺序。

苏联第一次具有竞争性的选举是全国性的。1989年3月,苏联举行了首次联盟人民代表直选,但那是一次没有开放党禁情况下的选举,竞争性非常有限,实际上只有少数席位是开放选举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作为实际上的立法机构的最高苏维埃并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更自由、更具竞争性的选举发生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的加盟共和邦层面,不少加盟共和邦取消了那些使联盟人民代表选举声誉蒙受损失的限制。在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埃萨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联盟共和邦,主张独立的组织赢得了议会选举。选举产生的加盟共和邦新议会一就职便开始挑战联盟政权的权威。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决定设立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本来是应该推动总统直选的,但是他却让自己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总统。加盟共和邦再次走在了联盟前面:1991年6月后,叶利钦以绝对优势被直接选举为俄罗斯总统,构成了对非民选的戈尔巴乔夫联盟政权最强有力的挑战。面对经过激烈竞争选产生的加盟共和邦政权面前,苏联全国政权被迅速边缘化。1991年8月19日,一小部分强硬分子发动一场短命的政变,试图恢复控制,给了已经摇摇欲坠的苏联政权最后致命的一击。几个月后,苏联不复存在了。

南斯拉夫、清朝的崩溃也跟变革、选举顺序有直接关系。与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不同,同样存在严重民族问题的西班牙却成功地实现了转型。领导转型的苏亚雷斯将全国政府的民主化置于优先地位,凭借全国大选所获得的支持和权威,经过坦诚、广泛的沟通谈判,引进局部联邦制(federacy)化解了巴斯克、加泰罗尼亚两个地区的分离主义。假如苏亚雷斯错误地将区域性选举置于全国选举之前,西班牙的转型很可能会复杂化。

小乔:那么,你认为中国未来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选举顺呢?

王天成:根据对其他国家转型和我国自身历史、现状的研究,就选举顺序安排而言,我提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速度有所不同的操作方案。其一,像西班牙一样,首先进行全国政府的自由选举,实现全国政府的民主化,然后开放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选举(简称“第一方案”);其二,先开放乡镇或乡镇、县市选举,然后跳过省级,进行全国政府选举,再回过头来开放省级选举(简称“第二方案”)。两个方案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全国政府的选举不能滞后于省级政府。

对于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而言,第一方案即首先举行全国大选,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从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看,这是既快速又前景明朗的最佳方案。它减少了转型过程出现变数的可能,可以更快地稳定局势。全国政府可以运用其所获得的正当性和权威,更好地进一步推行重大变革,而且在一种民主的框架下,其他变革也有可能变得更合理、公正。我之所以还提出第二方案,一个原因在于过去20年来盛行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渐进主义,使许多人的心态都变得非常保守,对于优先举行全国选举非常惶恐。

前面提到,民主转型分为常序和突发性两大类。第一方案适用于这两种类型的转型,而第二方案则只适用于常序性转型,在突发性转型中是不适用的。因为,在突发性转型中,整个社会已经动员起来,需要通过迅速民主化稳定人心、局势。

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民族问题。当专制控制的纽带松弛、政治开放展开之时,也是民族主义最有可能高涨、最危险的时候。通过全国大选确立中央政权的正当性、重建国家认同、形成新的全国性政党,将有助于消解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共同努力建立兼顾国家统一和地区自治的制度架构。

我在这里强调了国家统一,有些人也许不理解,可能会误以为我对少数民族不友好,是大汉族主义者。有些人并没有认识到,当国家陷入分裂的时候,民主转型将会复杂化,并很可能会夭折。南斯拉夫解体后所发生的战争和种族屠杀,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假如中国解体,西部地区巴尔干化并非不可能。但是,假如转型的战略、步骤得当,是可以通过对话、谈判引进分权自治的制度安排而避免民族矛盾的激化的。

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应该享有真正的自治,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是否能通过制度的重构、是否能以自治安排来避免民族矛盾的激化,则与转型战略、选举顺序有重要关系。正如苏联南斯拉夫的教训所显示的,假如不先通过全国大选来确立中央政权的正当性和重建对国家的认同,而是让区域自由选举领先于全国选举,中央政权将很有可能丧失主动权。所面临将很可能不是应该有多少自治而是分离的问题。

这里还想特别谈谈优先进行全国选举的一个好处,就是会围绕竞选先形成全国性政党而不是地方性政党。全国性政党是促进统一的粘合剂。在接下来的区域性选举中,就会有全国性政党的参与,这将对区域性政权的选举过程和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所以,正确的顺序是先实现全国政权的民主化,然后举行区域选举。接下来,国会、行政部门与新选举产生的区域议会就自治安排协商、谈判,并根据协议由国会正式颁布相关自治法律。

达赖喇嘛已反复申明自己的中间道路立场,也就是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热比娅的立场似乎没有达赖喇嘛那样明朗,但也多次表示争取的是民族自治,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新疆问题。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中央政府应该不失时机地与达赖喇嘛、热比娅等少数民族领袖对话,就民主转型的步骤及建立真正的自治真诚沟通。

小乔:你刚才谈了为什么全国自由直选先于省级自由直选。民主政府实行分权制约的,它有议会、总统、法院几个部分。那么,是先直接选举总统还是议会呢?

王天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应该是先直接选举议会还是总统,首先要明确中国未来是实行总统制还议会制。我认为中国未来应该采用议会制而不是总统制,因为议会制更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和持久。为此,应该先直选议会,然后由议会选举总统。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议会制和总统制。在总统制政府中,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人们要进行两次直接选举才能产生一个民主政府,既要直接选举议会也要直接选举总统。总统与议会各有固定的任期。总统不对议会负责,与议会相互独立。美国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总统制国家。议会制又称为“内阁制”,人们直接选举议会,然后由议会决定行政首脑,也就是总理。议会与内阁相互依赖。内阁对议会负责,议会有权对内阁投不信任票,如果通过不信任投票,内阁必须辞职。总理也可以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在议会制政府中,国家元首不执掌行政权,是虚位的。国家元首可以是世袭的君主,例如英国的国王、日本的天皇,也可以是总统,例如德国的总统。总统由议会选举。

为什么议会制相对于总统制更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和持久呢?这是因为总统制有一种内在的僵硬性。在总统制政府中,总统所在的政党可能经常不是议会中的多数党。这意味着总统与议会之间可能会经常发生分歧、冲突。而当分歧、冲突发生的时候,也没有相应的宪法渠道可以化解,因为总统与议会彼此独立、互不依赖。如果总统与议会之间不能妥协、合作,发生的将不止是政府危机,也是政体危机。总统可能会谋求扩大自己的权力、甩开议会进行统治。总统与议会不能合作也会损害民主制度的声誉,为军事政变制造条件。拉美国家普遍实行总统制,所以在那里过去经常发生军事政变。今天,拉美国家民主的前景仍然因为总统制而经常蒙上阴影。

与总统制不同,在议会制下,行政首脑是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或占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领袖出任,内阁、议会之间出现不一致的纪律要小得多。而且,当议会、内阁之间出现分歧和冲突的时候,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票倒阁,内阁也可以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因为有宪法渠道化解冲突,发生的通常不是政体危机而是政府危机。

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制同民主崩溃、民主持久性的关系,从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进行过大量的探讨。虽然像社会科学的所有问题一样,学者们会各执一辞,但主流的看法是,议会制更有助于民主的稳定、持久。这并不意味着议会制民主政体不会崩溃,但相对于总统制,崩溃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在考虑未来中国的政府制度选择时,许多人首先想到可能是应该实行总统制。因为,他们的直观反应是,中国是个大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在议会制国家,比如日本,总理经常换,政府不稳定。实际上,以为实行了总统制行政部门就会强有力,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总统所在的政党可能经常不是议会的多数党,因而可能会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并不比议会制下的总理强有力,情况恰恰相反。台湾的陈水扁在任8年,但政绩不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控制的立法院几乎封杀了他的所有提案。

至于在议会制下,可能会发生议会频繁倒阁、政府经常更换的情况,这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设定一些限制而改变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借鉴德国的经验。德国实行的也是议会制。它为了提高政府的稳定性,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一是“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要求议会在进行不信任投票时,必须能选出一位新总理,否则,不信任投票不能成立。这对限制议会中的反对党不计后果地发起不信任投票有重要作用。二是,提高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规定一个政党必须在大选中至少获得5%的投票才能获得议会席位。这样便减少了进入议会的政党的数量,避免了议会中小党林立的情况,提升了出现议会多数党的机率。二战后,德国的政府相当稳定,与这两项革新有直接关系。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开始的时候,假如先自由、直接选举了总统,那么,总统制将会成为定局,未来将很难改行议会制。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的案例,但却几乎没有总统制改成议会制的先例。在职总统会利用自己的权势、资源阻扰这种变革。

当转型发生的时候,强势的、认为自己可以成为首任总统的人,可能会竭力主张总统制并谋求让自己先当选为总统。当选总统后可能会以改革需要的名义,谋求修改宪法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摆脱议会的束缚。俄罗斯已经倒退回威权主义,其民主制度的被侵蚀、破坏,要追溯到叶利钦在1993年炮轰议会大厦、通过全民公决扩大总统权力、建立超级总统制。

小乔:有不少人认为,在启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时候,需要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一部新宪法,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王天成:红色中国的所谓“宪法”,是从苏联抄袭过来的,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权体系。它关于政府制度的规定并不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原理。它虽然有一些宣示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的条框,但是,大家知道,那些不过是做做样子的点缀而已。从总体上看,现行宪法是乖谬的,必须推倒重来。

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先选举、召集一个制宪会议制宪,然后才可以进行全国政府的自由直选。我主张先根据议会制的原则修改宪法,由人民直接选举议会,然后由民选的议会、政府承担重新制宪的工作。

在转型开始后,如果先选举制宪会议制宪,则意味着民主化被延迟、民主转型的过程被拉长。选举制宪会议的目的在于制定一部新宪法,而不是产生一个民主政府,这意味着将面临民选的制宪会议与非民选的过渡政府并存的局面。非民选的过渡政府并不对制宪会议负责,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没有宪法渠道可以化解。

但是,如果先选举议会,并由议会产生政府总理,以及制定新宪法,情况就不一样了。它意味着政权被民主化了,而且行政部门在法律上是对议会负责的。

不过,在中国,当我们谈到“选举议会”的时候,并不是指简单地将人民代表大会改为直接选举。现行“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方法,将人民代表大会改为直接选举并不需要修改宪法。问题在于:1、为了标榜“民主”,那个叫做“宪法”的文件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绝对权力,它可以监督政府、法院,罢免国家主席、总理、法院院长,却不受其他任何机构的制约,例如,总理并没有提请国家主席解散人大的权力。尽管到现在为止这些都不过是纸上画饼,但是,在将来,如果人民代表大会真的享有这样的地位,将会出现议会的专权;2、具体从事立法工作的实际上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而是它“选举”的、100多人组成的人大常委会。如果只是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则仍然意味着立法机构并不是民选的;3、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数近3000之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适合于辩论、审议的机构,而是一个适合少数寡头操纵的大型集会。

所以,我的主张是,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制定一部“民主建构法”或“国家改造法”对宪法作出修改,将人大常委会改为参议院、人大改为众议院,代表的数量降到一个合理的数字,既赋予议会倒阁的权力也给与政府解散议会的权力,确立现代议会制的框架,然后举行议会大选。“民主建构法”还可以对民主转型的其他一些问题作出规定,并交全民公决以凝聚共识和人心。

无论未来中国的转型是常序性的还是突发性的,这一方案都是可以适用。当民主转型是突发性的,尤其是在大规模民众抗议导致现政权垮台、由反对派而不是统治精英内部力量取代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下,接掌政权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召开立宪会议制宪,然后进行全国大选,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最佳选择,它会导致全国大选的延迟、拉长转型的过程。而在社会已经动员起来、人心浮动的形势下,快速举行全国大选将有利于稳定局势。

小乔:你能否预测一下中国民主转型要经历多长时间?你在《大转型》中专门讨论过民主转型的速度,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王天成: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关于民主转型速度的比较研究。我对从70年代中期左右到90年代末发生在南欧、拉美、亚洲、东欧、非洲的重要民主转型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可以将民主转型分为快速、中速、慢速三种类型。

我根据从自由化也就是开放言禁党禁等到第一次全国大选的时间跨度(简称L-D跨度),来衡量民主转型速度的快慢。其中,L-D跨度在2年10个月以下的归为快速转型,2年10个月以上至5年10个月为中速转型,5年10个月以上为慢速转型。我国台湾的转型属于慢速之列。
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国民党默认其存在,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其第一次大选是1992年12月的立法院选举,L-D跨度为6年3个月。

只有少量国家属于慢速、中速转型。统计发现,慢速、中速、快速转型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4%、14%和72%.这样的数据分布表明,慢速、中速转型为特例,快速转型为常规。绝大多数民主转型的L-D跨度在10个月左右,快速转型的平均L-D跨度为11个月。L-D跨度最短的国家是希腊、蒙古,它们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全国大选只经历了4个月。

转型速度的快慢与转型的启动模式有直接关系。如果转型是由颇为成功、自信的威权政体在相对较小的社会压力下启动的,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全国大选即民主化的间隔可能会长一些,而如果转型是由群众运动、反对派所强加的或发生在对外战争失败、军事政变的情况下,自由化向民主化过渡的时间可能就会短些。

民众抗议对于快速转型的启动起了更大的作用,但是,抗议的高潮通常在转型开始后很快就过去了。在慢速转型中,民众抗议对于其启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然而,由于民主化的前景不确定,转型过程中却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抗议。例如,1986年,巴西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总统直选。

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自由主义名义登场的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几乎普遍主张渐进改革主义。他们认为只要小幅度、慢速地推进,才能平稳地实现转型。这实际上是一个想当然的设想。我的发现是,转型开始后,转型过程L-D越长越有可能发生更多的抗议、冲突。有限的开放会激起更高的期望,如果不加快改革的速度,将会导致不稳定甚至暴力冲突。在有民族分裂问题的国家,如果转型徘徊在自由化阶段而不及时、果断地实行民主化,尤其危险。

当然,也不是速度越快越好。应该留出一定时间给反对派发展自己的政党、为参与竞选做准备。不过,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反对派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必要的准备。总体上看,转型的过程越慢、越长,变数就越多,快速转型则有助于遏制纷乱、减少变数。

顺便说一句,谈判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转型,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谈判。例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都进行过圆桌谈判。真诚的沟通、谈判,可以减少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

小乔:你在《大转型》中对中国思想界的状况非常不满,对流行的渐进改革主义以及其与有密切关系的、9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里我并不打算与你讨论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但是,可否请你谈谈,中国的民主转型面临哪些主要思想障碍?

王天成:我也不打算与你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对你所提的问题,我只想谈谈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在中国走向民主,必须克服对于民主转型的想象的恐惧。

在当代中国,一方面,人们渴望民主、自由,另一方面,许多人又害怕民主政治、民主转型。一提到民主转型、民主政治,许多人立即想到的是可能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动荡、纷乱。他们担心一旦一党专制的纽带松弛,人们就会不受约束、社会就会解体;担心人们长期积压的不满、愤恨会爆发出来,而发生无法无天的抗议、骚乱;担心全国直选、多党竞争会导致社会的分裂、恶性冲突,等等。

由于这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担忧和负面看法,许多人裹足不前。它构成了许多人忍受、屈从甚至支持一党专制的重要心理基础。当代中国盛行的、只主张小改小革、不要求开放党禁和全国直选的伪渐进主义,也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对于民主转型、民主政治的这种惶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总是倾向于持某种怀疑态度。长期以来,国人习惯了专制制度下依靠高压控制维持秩序的经验,而对于民主制度下如何维持秩序却没有体验,所以,一想到放松控制便失去了确定感。

官方的宣传对于灌输、强化这种惶恐也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365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有些人,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也许对于官方的宣传并不认同。然而,非常明显,许多人都受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只要一谈到民主转型,首先冒出的一个反应,就是“会不会乱?”你读一读那些渐进主义者的文章,就能看到他们对于民主转型是多么没有信心、都有一种莫名的惶恐。

实际上,充斥在许多人头脑中的惶恐主要是一种想象的恐惧。在表达这种恐惧时,几乎没有人说清楚过危险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如果放眼看一看过去数十年发生的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你就会发现转型并不那样可怕。

我并不是说民主转型不会有任何风险。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转型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民族问题。如果能够通过恰当的战略和广泛、坦诚的沟通谈判成功处理这一问题,其他问题都相对更好应对。

世界各国的民主转型大都是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发生的。在“风调雨顺”的好时光,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统治精英也觉得不需要改。民主转型是作为摆脱危机的出路而被选择的。

那些宣扬民主转型会乱的人,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假设中国现在是稳定的。他们在思想上还有一个混乱,就是在潜意识里还是认为专制更有助于维护稳定。在他们看来,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更需要压制性的政权,如果放开,矛盾就会爆发。这是一种想象的恐惧。

有些人害怕游行示威。的确,游行示威对于专制政府是可怕的,因为任何游行示威的发生,如果不迅速压制下去,都有可能发展成颠覆性的、反对整个制度的。但是,在民主政府下,情况却很不相同,游行示威将针对具体的问题、政策,而不是反对整个制度的、颠覆性的。

在民主转型开始后,有利于稳定的新的因素会出现。例如,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会缓和,只要政府真诚改革,它将获得广泛支持。如果转型是在大规模民众抗议导致最高统治者下台的情况下发生的,当转型开始后,抗议的高潮通常就过去了。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有明确、合理的民主化时间表。

顺便说一句,独裁者们总是将民众抗议称为“政治动荡”,但是那些争取自由的人们理解却不同,他们会称之为“人民革命”。如果革命成功了,后世将年年岁岁纪念、庆祝那些成为国家转折点的日子。

应该对中国人民有信心。尽管现在社会矛盾尖锐,有许多问题需要未来的民主政府去应对,但像许多国家的民众一样,中国的民众也是有理智的,会懂得并非所有问题都会随着民主政府的建立而一夜之间消失,民主只是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而已。民众也会忍耐暂时的困难,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在这里,我着重说明了许多人对于民主转型、民主政治的恐惧,主要是想象的恐惧。还要补充的一点是,民主转型是改变一个国家的大变局,我们不能指望它会悄无声息地发生,也需要有相应的心理准备承担一定的震荡。其他国家的人民能够承受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可承受。如果没有承受任何震荡的勇气,我们就不可能、也不配得到自由。

小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转型正义。如何处理独裁政权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否会审判独裁者?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谈论和解,对此,你如何看?

王天成:和解在将来是必要的,但和解是有条件的。有的人只是简单地呼吁和解,主张不追究侵犯人权的行为,对此我并不能赞同。他们的本意是不要让统治集团有后顾之忧,寄希望于统治集团能因此而启动民主转型。但是,他们是在释放错误、片面的信息。如果独裁者们不必担心会为自己的暴行负责,他们便会继续无所顾忌地实施暴行,而无限期地拒绝民主转型。

根据我对其他国家民主转型的了解,是否审判独裁裁者,是否追究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多大范围、以什么方式追究,主要取决于转型的模式。人权侵犯行为的严重性、转型后政治力量格局等因素对于转型正义也有影响,但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转型模式。

大致而言,如果转型是政府在相对主动的情况下选择并主导的,或者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达成协议而进行的,统治精英还有足够能力设定转型条件,独裁者及其某些帮凶受到审判的可能性将很少。而如果转型是突发性的,独裁者被大规模民众抗议赶下了台后转型才得以启动,审判通常是很难避免的。

台湾的转型是政府在相对主动的情况下选择并主导的,所以,我们没有听说任何人为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姑且不论台湾的转型模式是否有助于人们原谅国民党过去的行为,仅从国民党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依然在政治上强大有力,即使要求实施转型正义,相关提案也不可能通过。

南非的转型采用了举世闻名的“真相与和解”方式解决转型正义,那是一种在彻底忘记过去与实施审判之间的中间选择,也是其转型模式所决定的。德克勒克政府释放了曼德拉,并与其领导的非洲人国大党之间谈判达成了转型协议,包括通过“真相与和解”方式了结过去。

匈牙利的转型虽然是在遍布全国的抗议中改革派逼退保守的盖达尔后启动的,属于非常序性转型,但是,政府依然比较强大,与反对派之间有圆桌会议协议,所以,也很难启动对过去暴行的起诉、审判。

捷克斯洛伐克的转型是连续10天的大规模抗议导致政府瘫痪、胡萨克下台后启动的,所以,此后不久就通过了“清洁法”。阿根廷的加利铁里兵败马岛,在民众的抗议中迅速倒台,留下一个虚弱的看守政府,转型过程中军方要求赦免过去践踏人权的罪行,但是,被反对派拒绝了。

突尼斯的本·阿里狼狈出逃异国他乡,但是他腐败的家族已经有人30多个人被捕。他本人是否最终会被遣送回国接受审判,我们将拭目以待。埃及的穆巴拉克已经被送上了审判台,最终会受到什么惩罚,也有待观察。

中国的独裁者未来是否会被送上审判台呢?根据上述分析,何去何从,将主要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我的主张是,只审判一小部分领导、实施严重反人权犯罪的人,多数其他有污点的人应该赦免,只要他们讲出真相,人们应该重新接纳他们。至于是否审判独裁者,主要应该视转型模式而定。假如统治集团在仍然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情况下相对主动地选择与反对派达成协议转型、仍然有足够的能力对转型过程施加条件,可以也应当采取一种谅解的姿态

台湾著名民主人士洪哲胜先生最近在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共产党今天的情况实际上比当年国民党更好,他们控制着大量财富、占据着种种人脉资源、拥有许多人人才。洪先生不太明白,为什么共产党不愿意在明显对自己还有利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改革。

然而,问题在于,共产党是一个习惯了极权控制的集团,没有丝毫政治开放的经验。不仅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很不相同,它现在的领导人也没有蒋经国那样的生活阅历(蒋经国经历过民国时期虽然谈不上民主但却有相当程度自由的生活)。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心胸和气度。他们本人及家族的腐化,也使自己更加贪恋现制度的“优越性”、不敢放弃对现制度的坚守。所以,他们的信条是,将一切“不稳定因素”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前面我们谈到,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铲除政治“异端”、维持集中统一,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实际上,如果共产党内及时分化出温和派,并且取得主导地位,是共产党之福,而不是其祸。否则,等待它的很可能是在大规模抗议面前分崩离析。

独裁者们总是相信镇压的力量,他们从镇压中获得过好处,因此也更加容易到了最后阶段仍然执迷不悟。

在任何专制国家,反对派都是少数。但是,反对派的力量并不能以他们的人数来衡量。他们的力量就在人们普遍的不满之中。一旦某个导火索事件暴露出专制政权的虚弱,人们就会起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也正是许多貌似强大的独裁政权在“一夜之间”崩溃的原因。

历史常常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开辟自己的道路。当年苏联东欧的快速崩溃令人震惊。最近突尼斯、埃及的事件也令人震惊。当民主转型在中国发生的时候,也会令人震惊。刚才说过,最近几年中国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社会又重新骚动了起来。种种迹象表明,留给共产党的时间似乎不多了。

小乔:最后,还要请你谈谈革命与改良、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你的书中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论述,最初发表在去年5月19日《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2期上,从中可以看到,你是主张革命的,对于改革并不乐观,但是你反对暴力。此后,在中国发生了乌坎时间,在北非发生了利比亚革命;今年年初,韩寒的三篇博文引发了一场争论。你对这些如何看?

王天成首先,我想介绍一组统计数据。总部设在纽约的的国际著名智库“自由之家”,2005年做过一个统计,发现过去30年近70个政治转型中,绝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在67个人口100万以上、发生了转型的国家中,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达50个、多于70%;由掌权者自上至下的改革所推动的转型只有14,还有3个则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下开启的;反对派没有或几乎没有使用暴力的占40个,诉诸过暴力但对转型的发生没有起关键作用的有20个。

这个统计还发现,非暴力抗争对于转型起了关键作用的国家,也比通过自上至下的改革转型或反对派诉诸过暴力的国家,享有自由度更高、更稳定的民主:在14个发生过自上至下改革转型的国家中,到2005年,只有2个变成了自由国家,有8个是部分自由国家,有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反对派使用过暴力的20个国家中,只有4个成了自由国家,12个部分自由国家,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

多年来,中国知识界许多人一直将希望寄托在统治集团主动改革上,不断鼓吹渐进改革是走向民主的“最现实”、“最稳健”、“代价最小”的路径。然而,上述数据表明,经由改革实现转型是小概率事件,而且由于自上至下改革的局限性,也更少可能获得和保持充分的自由。

自上至下改革的一个局限性就在于,旧权贵集团没有受到足够冲击,改革往往不会彻底。出于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需要,统治集团会设定许多限制。当进行了有限的开放后,他们便宣布“民主已经足够了!”结果便是可能是长期的停滞甚至倒退。

由于自由、民主相当有限,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值,不足以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社会、反对派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时候,统治集团就有可能加强控制、打压。而由于已经进行的改革幅度较小,也更容易倒退回去,虽然不一定能完全回到原点。

埃及的穆巴拉克80年代初上台后,也宣称要逐步建立民主,并且真的进行了部分政治开放:反对党曾赢得议会20%的席位,全国迅速出现了1000来个非政府组织。但是,这个时候,穆巴拉克加强了打压,改革陷入停滞、倒退。直到去年,在经历了一场非暴力革命之后,埃及才重启民主转型进程。

当然,停滞、倒退并不是惟一的前景。慢速、不彻底的改革,对于有族群分裂之虑的国家,也是危险的。刚才曾谈到前苏联,它是自上至下改革失败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以国家分裂告终的。从前苏联的崩溃中独立的独联体国家,都经历了向威权主义的回潮。所以,后来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乌克兰发生了颜色革命。独联体国家的经历和现状,也显示自上至下改革的局限性。

非暴力抗争在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国家,人民之所以能享有较高程度的民主、自由,秘密就在于人民学会了组织自己、经历了锻炼,人民、社会的力量强大起来了。非暴力抗争对于转型发生的关键作用,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社会的反叛、自下至上的压力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改革派取得相对的优势选择改革,这种情况是革命和改革的混合,可以称之为“革改”,波兰、匈牙利等都属于这种模式。另一种方式,是威权政府在突发性的大规模抗议中崩溃,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那种天鹅绒革命。

我主张的是温和革命,也就是非暴力革命。之所以不能认同暴力革命,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权利,而是因为,暴力革命在当今的时代既不现实也未必是好的选择。在当今的时代,人民没有足够有效的武器进行暴力革命,以暴力行动对抗政府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暴力行动会给政府提供镇压的足够理由,由于其你死我活性质,也会促使统治集团、军警更加团结。暴力行动如果成功,也很可能造就军事强人,妨碍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结果是以专制取代专制。

非暴力抗争并不需要人民所不能合法拥有的枪炮,依靠的是人民自身的力量和资源。镇压非暴力行动会使统治者陷入道德上困境。与暴力行动不同,非暴力抗争更可能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军警的分裂。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依靠的主要是非暴力抗争,这充分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在我看来,那些今天仍然相信只有暴力才是力量的人,由于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进行暴力革命,不过是在日复一日地谈论暴力革命的必要、不断散布对于暴力行动的不信任、削弱人们对于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已。

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推翻了卡扎非独裁政权,一些人似乎找到一个发生在“眼前”的案例,据此说明“还是暴力革命管用”。在此,我想提醒那些暴力革命论者不要忘记以下事实:1、利比亚革命的开端是民众走上街头和平抗议;2、正是卡扎非对和平抗议者残暴的镇压导致了军队的分裂;3、正是因为最初发生的是和平抗议,从政府军中分化出来的“叛军”才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4、由于国际社会的武装干预、支持,反叛的军队才免于被消灭的命运。

广东陆丰乌坎村民由于土地问题而走上街头,在经过近3个月的抗争后,广东当局与村民谈判、妥协,包括承认了村民选举产生的自治机构。在抗争过程,当面临大批警察围困的时候,村民们曾拿起菜刀、棍棒守卫在路口和家门,以阻止警察进村。一些人也截取这一片段,用来论证应该采取暴力行动。在此,我想向这些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村民们一开始就拿着菜刀、棍棒走上街头,结局会如何?还想提到下列事实:1、林祖鑾等抗议领导人反复强调“不来粗野的”、要“文戏”而非“武戏”、“以理服人”;2、当大批警察要强行进村的时候,村民拿起棍棒守候在路口,是防卫性而非攻击性行为;3、整个抗争过程是和平、有序的。

客观、周到的人会为村民们运用非暴力抗争的水平、技巧所鼓舞。村民们的组织性、团结性、纪律性,以及对于条幅、旗帜、媒体等信息传递手段的娴熟运用,给人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经常有人说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乌坎抗争是对这种论调的一个驳斥。还经常有人说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乌坎抗争也是对这种论调的一个驳斥。当然,在整个国家的专制制度没有改变的大环境中,乌坎一个村庄能否保持抗争获得的某些果实,有待观察。

今天,摆在中国有志之士面前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应该超越被动反应、自发性的抗争方式,走向有计划的非暴力抗争,也就是“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是温和的,但决不是软弱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柔道”。

关于什么是战略性非暴力抗争、如何开展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我要特别推荐非暴力抗争研究专家基恩?夏普的《从专制到民主》、《自我解放》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有中文译本,可以在网上找到电子版。基恩?夏普的著作对于一些国家的反对运动的成功起过重要指导作用。

韩寒反对暴力革命,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他说民主并不是当今中国的急需,这显然是荒唐的。他对于天鹅绒革命的消极态度,也是我所不能认同的。现在,围绕韩寒三篇博文引发的争论已经平息。不过,这里要特别提到到的一点是,韩寒的总体思路,即一点一滴地渐进改良,实际上是过去20余年来知识界的主流思想,韩寒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虽然那场争论表明一种革命的文化正在中国兴起现在,但矛盾的是,在那场争论中,渐进改良主义并没有得到足够反思。

刚才曾说过,渐进改良主义构成了当代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历史将证明,“党内民主”、“先法治后民主”之类的渐进主义,不过是一些人的痴人说梦。渐进主义将开放党禁、全国大选等民主转型的关键性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渐进主义也让人们满足于呼吁、劝说,坐等变革的发生。必须摒弃这种已经在知识界盛行了20余年的、与民主转型其实只有想像联系的渐进主义,才有可能在中国成功实现民主转型。

2012-5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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