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4日星期五

余杰:肖建华、孔庆东与王丹:三个北大人的人生歧路



肖建华、王丹、孔庆东
六四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四之后,肖建华、王丹、孔庆东(由右至左)3位北大人走的便是一条完全不同之路。图:新头壳合成照/翻摄网路
肖建华的红顶商人之路
鸡年春节前夕,“金融大鳄”肖建华在香港被神秘人士带回中国大陆。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中国相关人员到香港四季酒店探访肖建华,劝其与北京合作,但没有强逼。报导指出,肖建华事件涉及2015年有人操控中国股市,最终导致市场崩溃。另外,这次调查也涉及此前落马的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而马建的的后台是前国家副主席、有“造王者”之称的曾庆红——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左右手,据说也是习近平上位的推手,但习近平执政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
中共宁可践踏香港基本法、掀起轩然大波,也要带走肖建华,可见肖建华已经成为最高层政治斗争的关键棋子。肖建华被胁迫回到中国“协助调查”,是否标志着习近平与曾庆红、江泽民之间的矛盾加剧,甚至有可能在中共19大之前发生一场更大的火并?
如果抓走肖建华的是习近平的人马,那么是不是习近平要杀人灭口呢?据《纽约时报》报导,肖建华联合创立的一家企业曾收购习近平姐姐和姐夫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换言之,肖建华参与习氏家族的理财,是其幕后的“钱袋子”。在党内斗争剧烈之际,习近平先下手为强,将肖控制在手中,使敌对势力无法从其口中撬出对己不利的信息。
如果抓住肖建华的是习近平对立派系的人马,那么至少说明习的权力并不如北韩金三胖那么稳固。习近平的把柄若被其他派系所掌握,他在19大上的“话事权”必将大大受限,突破两届任期的企图也可能受挫。
在富比世杂志公布的财富排行榜上,肖建华拥有41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但据说他能调动的资金超过万亿,连马云这个级别的人物也受其操控。肖建华的“明天系”已形成以明天科技、西水股份、华资实业、爱使股份等上市公司和交通、能源、媒体、影视、机场、飞机租赁等为核心的实体产业横轴,以恆泰证券、新时代证券、包商银行、哈尔滨银行、潍坊银行、天安财险、天安人寿、生命人寿、华夏人寿、新时代信托等为核心的金融产业纵轴,确立了产融结合的构架。据《新财富》调查,“明天系”掌控9上市公司,控股、参股30融机构。肖建华及“明天系”长期隐形存在,神秘而低调。
近年来,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清洗,都是从官商勾结的线索展开:先是巨富被抓,然后是高官落马。跟清末的胡雪巖一样,肖建华靠官商勾结而富可敌国,常年在水边走,不可能不湿鞋。据香港端传媒报导,2013年传出肖建华遭到中国相关部门通缉后,他避居日本,后来又回到香港,以50万元的月租长期租住香港四季酒店服务式住宅四季汇单位,足不出户,5名保镖寸步不离。
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次北京动用香港黑社会,成功将肖建华带回内地“协助调查”。消息传开,“明天系”的股票应声而倒,其商业帝国土崩瓦解并非耸人听闻。如同在孤寂潦倒中惨死的胡雪巖一样,肖建华的未来不容乐观。
肖建华的事业始于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名出身贫寒之家、刻苦己身、15嵗考上北大的少年人,年仅18岁即已是北大官方学生会的主席,可见其不仅成绩优秀,且性格早熟、心思缜密。学运高潮期间,肖建华审时度势、紧跟官方,受同学之唾弃,一度心灰意冷,躲入图书馆苦读。
当邓小平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之后,全国的媒体铺天盖地地发布21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他们指控的罪行是煽动反革命暴乱。位列名单之首的是跟肖建华同龄的王丹——王丹成立了一个与肖建华领导的官方学生会对立的学生自治组织,以便动员同学参与民主运动。
学运期间,王丹万众瞩目,肖建华默默无闻。但事后肖建华却因祸得福,其忠诚表现受到北大校方的赞赏。依照惯例,北大或清华的学生会主席在毕业后会上调共青团中央工作,为日后的飞黄腾踏奠定第一块基石,胡锦涛、李克强等人的仕途就是如此展开的。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原本可以在仕途上顺利发展的肖建华偏偏弃政从商,是不是六四屠杀的鲜血让他深感政治的险恶?
然而,在中国经商,官商勾结是唯一的终南捷径。中国出不了比尔?盖兹和巴菲特这样靠自己的技术和能力致富的商人。所以,肖建华还是无法绝缘于政治。他虽为寒门子弟,却成功打入太子党集团,帮助多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大人物的子女经营财产,自己也积攒了惊人的财富。
如同电影《无间道》中的台词,“出来混,总要还的”,知道太多秘密的人,最后无法全身而退。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聪明如肖建华,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或许他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此时此刻,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中《好了歌註》的诗句:“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孔庆东的卖身文痞之路
六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四之后,那一代的北大人和所有的大学生的人生之路迥异。如果说肖建华走的是一条红顶商人之路,那么孔庆东走的便是一条卖身文痞之路。
我与孔庆东相识,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北大攻读硕士学位,孔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我听到不少有关孔的故事: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孔曾当选北大研究生自治会主席,但很快淡出学运核心圈。在网路上还可查到一张王丹在演讲、孔庆东在旁边倾听的照片。尽管如此,六四后孔庆东还是遭到清算,被剥夺念博士的资格,发配到北京郊区的一所中学教书。几年后,才重新考博士、回北大。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的处女作《火与冰》几经周折后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我将孔庆东的文章推荐给书商,孔的处女作随后问世。我们成为大学生追捧的青年才俊和敢言知识分子,曾结伴赴十多所大学演讲和签名售书,在八九之后沉寂许久的中国文化界掀起几许波澜。
然而,我很快发现,孔庆东的身上有着强烈的功名利禄之心,民主自由只是他利用的旗帜而已。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剧烈转型中,孔庆东猛然发现,惟有摇身一变为左派才能将自己卖与“帝王家”。之后,我们便疏远了。再后来,孔庆东不仅肉麻地歌颂毛泽东以及“唱红打黑”的薄熙来,还对金正日和卡斯特罗佩服得五体投地——金正日和卡斯特罗死掉的时候,他悲痛欲绝地前去两国驻华使馆弔唁。
左派的“斗争对象”当然是右派。孔庆东进而攻击倡导法治的北大教授贺卫方,秽语辱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由此赢得“三妈教授”之绰号。他变得越来越有名,越来越有钱,职称由讲师而为教授,连妻子也换了好几个。我痛心地写下了给孔庆东的绝交书,如同昔日嵇康给山巨源的绝交书。
孔庆东最出格的言论是骂香港人是狗。有中国游客在香港港铁车厢内吃东西,几位香港本地人警告他们违反了港铁附例。陆客反过来辱骂港人,进而在网上引发一场骂战。孔庆东在名为《第一视频》的网络电视台评论说:“很多香港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总是开口就说我们香港啦,你们中国啦……这种人给人家英国殖民者当走狗当惯了,到现在都是狗,你们不是人。”
此后,香港《明报》登载孔庆东的一篇专访,孔修正说,他是说“香港有一部分人是狗”。他又反问,他说过不少地方的人“有一部分是狗”,都没事,为何香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又指责说,“部分香港人拥有殖民地优越感心态”,缺乏国家意识。
这段言论已经超过了言论自由保护的范畴,是公然宣扬仇恨和歧视。虽然香港各界纷纷谴责孔庆东的言论,但他拒绝道歉,北大亦未对他作出任何处罚。这不仅因为北大校长自称孔的忠实读者,更因为孔的想法代表了中南海里习近平的想法。孔庆东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而是“奉旨骂人”。作为俾倪天下的中兴之主,习近平对不驯服、爱捣乱、闹独立的香港人心存厌恶。在习心目中,港人就是英国人豢养的“走狗”,虽已被收归中国,却不肯为新主人服务,而眷恋旧主人,这样的“狗”,不使劲敲打行吗?孔庆东投其所好,说出了习近平的心里话,应当重赏,岂能惩罚?由此,习近平原谅了此前孔庆东为薄熙来辩护、称薄被捕是“反革命政变”的出格言论;而孔庆东也从薄家的家丁,转换为习家的家丁,正如鲁迅所说“城头变幻大王旗”,奴才不愁无主人。
王丹的民主自由之路
肖建华出事之后,因为《纽约时报》在一篇报导中提及六四期间肖建华与王丹同在北大念书,便有人找在台湾任教的王丹询问肖建华的“尘封往事”。王丹在脸书上说:“我要说明的是:第一,我在北大的时候,肖确为学生会主席,但是我跟他是敌对双方,素无来往。事实上,我还曾经试图发动学生会改选,把他拉下马,可惜功败垂成,八九民运就爆发了;第二,事后至今,我也跟他没有任何往来。”
中国人太重视同学、同乡关系了,各种同学会、同乡会数不胜数。即便身在海外的华人,也忘不了参与同学会、同乡会。其实,同学和同乡不是自我选择的人际关系,而是被动的、由偶然因素形成的某种微弱的关联性。即便北大有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北大人与北大人之间,照样天壤之别。北大毕业生中,有在共产党体系内熬成宰相的李克强,有熬成封疆大吏的陆昊、李书磊,有肖建华式的超级富豪,也有王丹、许志永、滕彪那样的抗争者。
经历过六四的学子之间的分化,以及一个人身上“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当年通缉令上的21名学生领袖,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有的重新投向共产党的怀抱,写下悔过书,回中国淘金;有的在国内生活,长期受到打压、监控,郁郁不得志;有的放弃政治理想,改为追求学术之不朽,在书斋中其乐融融;有的转换人生跑道,被上帝呼召成为牧师,传扬福音;有的继续从事民主和人道事业,捐出薪水帮助国内异议人士及其家人……他们的故事足以写成一本精采的“合传”。
其中,王丹是少数仍然走在民主自由之路上的天安门一代,正如他在脸书上的自我定位:“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致力于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期待未来的中国,能够重建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他逃亡、被捕、入狱、被迫离开中国,甚至连累母亲也入狱,他是政治流亡者,他永不放弃。
1989年的民主运动悲惨地失败了,但参与那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并非一无是处的失败者。在肖建华出事之前,很多人或许会认为,如果拿肖建华与王丹相比,顺从共产党的肖建华是成功者,反抗共产党的王丹是失败者,当然要以成功者为榜样。而在肖建华出事之后,更多人猛然发现:原来,肖建华拥有的金山银山,包括加拿大护照,都不能保有他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他在共产党面前只是一只随时可以被捏死的小蚂蚁;反之,王丹在中国之外的土地上,活出了精采的人生——教书育人(任教于多所大学),出版杂志(《知识分子》),组织论坛(“中国沙龙”),运作NGO(华人民主书院)……件件都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王丹在帝国边陲的台湾慢慢积蓄力量,终有一天,他和他的学生们会对中共暴政发出正义的反攻。
从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到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王丹或亲临现场,或隔海观察。他的学生陈为廷等人成了太阳花学运的先锋,他也与学生们一起出现在被占领的台湾立法院的议场之内。我想,在王丹和他的同道人心目中,六四不是过去式,当年那些死难的学生和市民仍未瞑目,继续为民主自由而奋斗,是唯一可以告慰死难者的好消息。而比王丹稍稍年轻两岁的我和王丹都坚信,民主和自由之花必将在中国绽放。
最近几年,我每年都有机会到台湾访问,王丹通常会邀请我去他的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来听课的大部分是台湾学生,也有少许陆生。我们跟年轻学子之间,有坦诚的辩论,思想火花的碰撞。我相信,启蒙的种子由此播下,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
3名当时北大学生的不同选择,亦象征着那一代中国青年以及此后更多的中国青年的不同选择。肖建华的红顶商人之路遭逢了灭顶之灾,孔庆东的卖文为奴之路宛如漆黑的隧道,而王丹的自由民主之路即将迎来灿烂的黎明。
文章来源:新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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