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9日星期日

赵常青:我在89学潮前的忧患和思考



——纪念89学运二十八周年系列回忆之一
图书馆
1988年秋天,我进入省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后,我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的眼界、视域空前扩大,大脑里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量成爆炸状扩张。我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从图书馆、从报刊杂志阅览室、从电视及收音机里捕捉到我所需要的信息。
我上大学的1988年,正处于文化大讨论的高潮期。文化界、学术界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十分热烈。在军训期间我曾认真地读了三本书,一本是苏晓康等人所著的《河殇》,反思传统,主张走向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一本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润生所写的《我们性格中的悲剧》,是鲁迅、柏杨风格的,揭示民族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还有一本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及其夫人高翱合著的《文革十年史》——这几本书看得我心里十分的沉重,尤其是《文革十年史》让我第一次对这个国家、对领导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开始进行全新的审视和思考。我甚至不相信在我的祖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我曾就自己心中的失望和困惑向十连指导员黄和平做过书面请教,指导员就我的问题与我做了专门的约谈。他从历史谈到现实、从军队谈到地方,指出了现存中的种种不合理,他对我的思考和关注表示肯定,认为年轻人关心国家和社会是正确的,但要我不要太悲观,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指导员因此还与我结了一段时间的私人友谊,虽然我打靶的成绩是全连倒数第二(8发子弹打了25环),但军训结束后还是给我评了个“连嘉奖”,认为我军训认真,除打靶外,成绩都还不错。他来西安后,我还和他作了单独的合影以示纪念。
军训结束后,我便正式进入大学生活程序。在第一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中,只有一门课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马雪萍老师讲授的《世界上古史》,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在我看来则是古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从梭伦经克里斯提尼到伯里克利时期的民主政治让我十分的惊讶,我想不到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爱琴海旁边竟有一个国家是采取“公民大会”这种“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城邦所有重大公共事务的。无论是执政官还是四百人议事会中的“议员”都是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这不能不让我从内心里向古雅典人表示巨大的敬意。与此同时我的内心里又会常常生发出一种耻辱感,那就是在2500年后的中国,其政治生活的民主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古雅典人——我还能记得,当时好几个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都谈到古籍所所长黄某某是如何“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说是在黄某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上面”突然通知黄去北京开会——也就是说所谓的“人民代表”他不是由人民公选产生的,而是由“上面”指定或变相指定的,这样的“人民代表”,你能指望他为人民说话?包括马老师在内的好几个老师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虽然没做过多评论,但神态语气也多有讥讽和不满。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马雪萍老师,她在每次上课前,差不多都要花上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加以批判——我怀疑她是不是也刚刚看过严家其先生编著的《文革十年史》。
除了上课外,其余时间我大都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我看过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刘晓波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还读过北岛、杨炼、舒婷等人的诗歌。而通过报刊杂志的阅读,我发现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远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如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大陆也远不如资本主义的台港澳。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观照对比在我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我发现自学生时代以来的所有官方政治说教都与现实生活是相反的。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日渐充塞着我的胸膛,其结果88年冬我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写了一篇题目叫《危机!危机!!危机!!!》的文章(文长约24000余字)。我在文中全面分析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意识形态等方面所面临的危机,并分析了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以及解决危机的出路。根据当时的日记记载(我所有的日记及过去的文稿都在1998年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抄走——这里所说的“日记记载”是凭大脑记忆),我原准备将此文修改后上寄赵紫阳或邓小平的,以期引起他们的注意,但由于放寒假以及赶写其它文章,这事便耽搁了。虽然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但不幸的是我在文中的“危机”预言四个多月后便演变成了大规模学潮的现实……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的思想异常活跃,其最典型表现是热衷于校园文化活动。88年冬为响应校教务处“教学改革”征文活动,我写了一篇《呼吁成立大学生文化交流协会》的应征文。内容则是受“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启发。大概是88年秋,陕西师大一些中青年学者酝酿成立了“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该“中心”的文化活动举办得非常好,黄新亚、欧阳康、叶舒宪、尤西林等老师的文化演讲非常受广大师生欢迎。但遗憾的是那只是老师宣讲的平台,而没有我们学生的一席之地。因而我呼吁在我校成立西安“大学生文化交流协会”,该协会将为学生提供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不仅本校学生可以参加,而且允许外校学生参加,试图通过演讲、辩论等校园文化活动调动起广大同学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现实的积极性。呵呵,该文只获得一个三等奖。由于我在作者署名中不仅署上了我自己的名字,还编造了一个名叫“叶青”的名字,表示这文章是我们两个人写的,结果,领奖时,奖励了两个大影集,我很尴尬,不知该不该退一个影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代“叶青”领回了另外一个影集,并将这个影集送给一个女同学了。
而最能反映我思想变化的一篇标志性文章则是《西化与现代化》一文的写作。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校团委与《大学春秋》编辑部共同举办了以“五四精神与现代化”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征文活动中。通过半个月的努力我撰写了长达12000余字的论文《西化与现代化》,文章较详细地考察了从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到曾(国藩)李(鸿章)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运动;从康梁维新派的体制改良活动到孙黄革命派的“共和”制度创新运动;考证了从陈独秀等人的民主启蒙经陈序经的“全盘西化”到胡适的“充分世界化”主张。最终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比较中得出了结论:即“西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特别是我在文中一改高中时代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批判,我第一次对方励之等人引导的“自由化”思潮表示肯定,认为这是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西化”思想在当代的表现,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接受“西化”的道路。我在文中还第一次试探性地提出了“多党政治”立论。尽管后来因学潮爆发,校团委与《大学春秋》编辑部取消了评奖活动,但在后来退还给我的文稿后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专家评语:全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太长,可作毕业论文入选。”
我之所以对这段评语记忆深刻是因为我当时仅是一个入学还不到一年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如果后来不爆发学潮,或者说学潮不被当局野蛮镇压的话,按照我大学一年级的写作惯性走到今天,我想我早已成为自由派学者或作家了。但是由于学潮被野蛮镇压,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创伤,我的心率和时代主旋律再也合不上拍,因而写作的冲动从此再也提不起来——这是后话,后面再说吧。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在这里也提一下,那就是1989年春天的读书活动及其相应的心理思考。8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年。说不清是巧合还是必然,反正在89年春天一开学之初我就投入到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中去了。我读过《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中西文化争论史》等书文,陈独秀关于民主、科学与人权的大声呐喊,鲁迅对传统礼教“吃人”主义的控诉与批判,胡适、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毛泽东、周恩来在五·四前后的出色表现,张国焘、罗家伦、傅斯年等北大学生领袖在五·四运动中的壮举真是感天动地、激动人心。我那段时间关于五·四运动的读书常常读得我热血澎湃、仰天长啸,甚至有好几次读得我心头哽咽、泪流满面。因为我内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特别严重,看到现实社会中严重存在的官倒、腐败,经济生活中的通货膨胀、农业发展的困境、生态环境的被破坏,尤其是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信仰危机,让我从内心里为我生存的国家十分担忧。我记得我在当时的日记中曾这样呼唤说:我多么希望我能象五·四学生那样走上街头向国民们宣传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巨大危机,甚至我在与一位高中女同学的通信中谈到了自己内心的巨大危机感。我在当时的日记和通信中都十分强烈地表现出一种空前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并由这种意识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希望中国学生界应该以五·四前贤为榜样,勇敢地站出来,挽救新的社会危机!而这也是我后来积极参与学潮并被捕入狱的心理基础。
说心里话,在后来的若干年里我都十分惊异于自己在二十岁时对于时代脉搏的准确感知,从88年冬天的《危机!危机!!危机!!!》一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我当时的危机感是多么的强烈。而这种危机感发展到89年春天则直接演变成一种挽救危机的心灵呼唤了,而且我所呼唤的挽救方式便是五?四学生界的街头运动方式——想不到时间不长我的感知与呼唤便迅速演变成了全面学潮的现实。
2017.4.6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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