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吴弘达之后的“劳改”(3)




挺吴去吴尖锐对立
2016年4月26日吴弘达在洪都拉斯突然去世。之后,关于他兼任理事会主席的劳改基金会和劳改人权组织未来的运作方式和方向,在仅剩的几名理事中立即产生尖锐分歧。
分歧首先出现在劳改基金会的两名原理事中。吴弘达去世前,理事会由吴弘达、杨逢时和安·努南3人组成。分歧的焦点是该组织是继续按照吴弘达的方式运作还是告别过去。双方各持一词、互不相让,最后发展到对薄公堂。
杨逢时指出(根据法院文件),吴弘达在世时“是该组织的唯一推动力。那时,理事会主要扮演支持角色。现在,他过世了,劳改基金会原来的运作模式已告结束。今后,理事会将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从支持变为领导。劳改基金会不再由单个人指挥,而应该从现在开始由一个真正的理事会来领导。”
杨逢时主张劳改基金会暂时停止运作、增补理事、修改组织章程,执行主任不再兼任理事会理事;任何理事不得兼任两组织理事会主席,理事会公开招聘执行主任和其他主要工作人员。吴弘达时期的组织章程规定,执行主任兼任两个理事会理事,实际上他一直以执行主任身份兼任两个理事会的主席。
但是,一直跟随吴弘达介入劳改基金会日常运作的安·努南则认为,吴死后的当务之急是立即召开理事会,增选一名理事或临时理事,构成法定人数,选出执行主任或临时执行主任,填补吴的空缺,以落实吴订下的2016年项目计划,使日常事务不致因他去世而受阻。努南说:“我们必须应付眼下的事情。”
安·努南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吴弘达追思会上(安·努南提供)
安·努南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吴弘达追思会上(安·努南提供)
她们两人在增补理事上没有分歧,但对具体人选和执行主任的产生争执不下。杨逢时主张让一位劳改基金会初创时帮助过吴弘达的劳联产联工作人员任理事,公开招聘执行主任;努南则提名劳改基金会华盛顿办公室主任戴安娜·刘为理事。努南认为,刘是吴弘达的选择,“吴弘达生前在很多场合,包括与国会议员南希·波罗西见面时都当面告诉她,戴安娜·刘是他的接班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争执——期间吴弘达追思会在国会山举行,杨因故未出席——仍无法达成共识。 6月14日,努南单独召集特别理事会会议,会上通过了原办公室主任戴安娜·刘为临时理事,她本人为劳改基金会的临时执行主任。
两天后,杨逢时指出,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努南召开的特别理事会和在会上通过的决定均为非法。努南强调其做法是合法的: “根据维吉尼亚州公司法,在紧急情况下一名官员(officer)可以被认为是理事。因此,已经构成法定人数。”
努南在采访中说,杨承认收到了会议通知,但没有出席;她只是行使作为理事的权利,“我可以,她也可以。她没使用她的权利。我有权召集会议,她可以拿起电话,说我不同意。吴弘达生前很多理事会会议她都没有出席,吴弘达去世后她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劳改人权组织方面指责努南有野心:在吴死后“把所有事情都揽起来,其他的成员也不知道”,她 “一直想做吴弘达的接班人,自己任命自己是执行主任,理事会不给她这权力,所以辞职了” 。
努南说,她只希望帮助过渡,“执行主任是领薪职位,需要一周五天在办公室,我做不到,我不要这个位子,我在纽约有家有自己的全时工作,但我可以帮助起个连接作用,把事情安顿好了,我可以离开理事会,如果你们不愿意我在那里,都没问题。”
劳改人权组织的匿名理事指出,努南的问题其实就是吴弘达的问题,“她们(努南和戴安娜·刘)觉得吴弘达完美无邪,攻击他的都是无稽之谈。”
劳改基金会前理事安·努南与劳改基金会原办公室主任戴安娜·刘在吴弘达追思会上 (安·努南提供)
劳改基金会前理事安·努南与劳改基金会原办公室主任戴安娜·刘在吴弘达追思会上 (安·努南提供)
矛盾激化、对簿公堂
努南的自我任命并没有改善劳改基金会的处境。从6月底到7月末,戴安娜·刘三次电邮通知召开两个组织的联合理事会,以通过第三季度预算。但都被劳改人权组织理事拒绝。劳改人权组织在吴弘达去世前由三名理事组成,吴弘达、章家敦、余茂春;努南为行政官(Administrator)。余茂春于2016年4月初辞去了理事职务,吴死后仅剩一名理事。
8月中,努南在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民事庭提出起诉,以劳改人权组织没有履行其唯一使命——资助劳改基金会——为由,要求法庭通过司法途径解散劳改人权组织,指派一名接收员接管劳改人权组织掌管的拨款权。
9月,劳改人权组织提出了要求法院驳回努南的动议。杨逢时以劳改基金会理事身份向法院提交证词,指安·努南从来没有担任过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她选自己为临时执行主任不合法。根据组织章程,努南也就不可能是劳改人权组织的理事(章程规定执行主任兼两组织理事会理事)。
10月18日,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法官史蒂芬·艾尔派林接受被告方动议,驳回努南上诉。理由是申诉人努南并不是劳改人权组织的理事,没有解散该组织的资格。法庭接受了杨逢时提交的证词。当天,劳改人权组织新理事会主席Jeff Feidler写信通知努南,她的行政官职务已被解除。
但努南说,法官的判决是“不影响实体权利的驳回”(dismiss without prejudice),不妨碍原告以后以同样诉因再次起诉。不过努南说,“我用自己的钱雇律师,花了很多钱,”再次起诉要花更多钱,“这使我非常悲哀,我没有20万来打这个官司。另外,我坚持越久他们的律师就赚得越多,而这些钱应该用在异议人士和人权项目上。” 努南与11月2日辞职
努南告诉美国之音,“我只是希望有谁能继承吴弘达的使命。这很重要。一个79岁的老人,仍每天都工作,不是一个星期5天而是7天,为其他人发声。以一己之力可以做这么多事,我不认为任何人可以挑战他的贡献。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纪念馆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那些受劳改折磨而死的人。”
但劳改新理事会成员也称他们是“为着数百万在中共的劳改营里丧生的中国人,继续让世人了解中国人权侵犯的情况,”区别在于他们主张“必须不仅以合法方式行事,并且以道德上正确的方式行事。”
劳改纪念馆与我们血肉难分
劳改基金会和劳改纪念馆在资金中断的情况下于11月1日宣布关闭。前面提到的一些劳改幸存者和劳改纪念馆的捐赠者对此表达了深度关切。前“现行反革命分子” 、齐氏文化基金会创办人齐家贞说,劳改纪念馆的关闭让她心痛不已、深受伤害。
齐家贞在劳改纪念馆(博讯提供)
齐家贞在劳改纪念馆(博讯提供)
齐家贞说:作为被劳改了23年的历史、现行反革命分子齐尊周的女儿,以及作为自己也因现行反革命罪坐牢10年的幸存者,她可以代表曾经提供给吴弘达劳改名单上的许多活着的和死去的人,“劳改基金会与劳改纪念馆的建立是吴弘达两大标杆性功绩,我们深表敬意,深深感激。”
齐家贞说:想不到吴弘达去世后的今天,“他一手创建的劳改基金会和劳改纪念馆随之关闭,对于我们这些劳改幸存者,这无疑是件痛心疾首难以理解的事情。”
齐家贞表示,她向劳改纪念馆“提供了父亲和自己的照片及40万字关於父女坐牢真实故事的自传体书《自由神的眼泪》,在劳改纪念馆裡展出。我也為劳改纪念馆收集了几个犯人的证物与资料。”
其中,“重庆蒋文扬先生的一顶劳改草帽和一根劳改扁担,兜了北半球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一圈,最后到达华盛顿,其中中国、深圳、香港、澳洲、美国十四个人参与。”
四川原劳改犯蒋文扬(齐家贞提供)
四川原劳改犯蒋文扬(齐家贞提供)
“毛贯一,二十五年劳改营用过的灰毯,坐飞机到了西安机场,我女儿从墨尔本飞去西安机场接到毛毯,带回墨尔本,再寄去华盛顿。深圳狱友监狱裡拍的数张照片,劳改队裡抄写的歌本等资料送至华盛顿纪念馆,其中又是一番艰辛。”
齐家贞表示,“我们劳改倖存者逝去的青春生命,我们刻骨铭心的记忆已经与劳改基金会和劳改纪念馆血肉不可分离!”
前劳改犯、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表示,她参加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民主墙运动,在中共镇压后通过天主教神父逃到澳门。1985年回去探亲时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后又因逃跑罪加刑2年,被送往贵州女子监狱羊艾茶场二大队劳改5年。
她表示:“当时我才20出头。如果没有劳改纪念馆,我受的这些冤屈可能要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什么叫劳改?什么叫强制劳动?谁知道啊。”
张菁在贵州女子监狱劳改的照片(博讯提供)
张菁在贵州女子监狱劳改的照片(博讯提供)
她提供的穿着劳改服的照片和出口茶叶罐的照片陈列在劳改纪念馆里。她对劳改纪念馆的关闭和两个劳改基金会网站的消失感到无法理解,“一个纪念馆、两个网站,这个需要调查吗?很显然,就算你调查,你也可以找一个人,每天把纪念馆开了,找一个人每天看着网站,甚至都不需要每天看着,这个是举手之劳,可这么长时间过去都不做。”
张菁对吴弘达之后的理事们是否仍珍惜吴弘达的事业表示怀疑:“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对这段历史真正有兴趣或者是珍惜一样东西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做的。”
安·努南说,上星期到华盛顿出差,顺便到劳改纪念馆去看看,租用这栋楼一部分做镜框生意的店员说,她认为劳改纪念馆会永久关闭。
如果“劳改就是吴弘达、吴弘达就是劳改”确切描述了吴弘达与揭露劳改事业之间的关系,那么当两者难分难割的时候,吴弘达去世一年后的这些变化是否预示着在吴弘达的负资产遭剥离的同时,他的劳改遗产也流失了呢?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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