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8日星期三

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五):浙江群英



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上,浙江一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在近几十年的民主运动中,浙江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998年的时候,王有才、王东海、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和他们的战友们又再次发出了国内公开组党的先声,掀起了“八九”民运之后国内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高潮,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中国民运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我与浙江的民运朋友建立联系始于1995年。那一年是“国际宽容年”,许良英老先生发起了一次《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政治签名活动。与此相配合,为了纪念“六四”六周年,刘晓波、王丹等人也组织国内民运界发表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公开信。在这次活动中,浙江方面表现得很突出,王东海、陈龙德等人都参与了签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五月镇压”之后,浙江方面的朋友不畏当局的高压恐怖统治,继续大力声援王丹、魏京生等人,坚守言论自由的最后底线,在中国的东南之角撑起了国内民运的半边天空。
在整个九十年代中期,浙江、西安的民运状况最让我佩服。正是从1995年开始,浙江、西安和我们四川方面经常就国内各方面情况进行沟通交流,并常常一起共同做事。1996年初,由于李登辉访问美国和在诸多政策上显露出台独意向,台海局势骤然紧张,中共当局竟然在台湾海峡开展“飞弹演习”,双方剑拔弩张,一时间台海上空阴云密布,两岸的和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纷纷对此予以强烈关注,国内民运界也忧心忡忡。这个时候,浙江的民运朋友决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提出了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的主张,并对中共对台的武力威胁政策进行了质疑。在发表这封公开信之前,陈龙德与我进行了联系,希望我们四川方面的朋友能参加这次签名,随后他就把这封公开信传了过来。我看了这封公开信之后,立即表示同意,并马上赶往成都征集朋友们的签名。然而我们此举已经受到了当局的注意,他们对此深感恐惧。因此我在成都的过程中一直受到警方的跟踪,我根本就无法与朋友们见面交流,这样四川的这次签名活动最终就被当局破坏了。后来浙江方面的朋友还是在这年3月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压力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久,陈龙德就被当局处以三年劳动教养。
正是由于我们与浙江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在1998年6月浙江开展组党活动之前,他们向我们通报了他们准备公开组党的想法,我记得是王有才亲自打电话告诉我的,他当时还希望我们四川能够与他们一起去冲击党禁。我与陈卫立即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浙江方面的组党行为并不妥当。陈卫是“九二”组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我也曾经涉足这个事情,我们对“九二”组党活动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记忆犹新。在我们看来,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反对派,中国民运早晚要进行组党,但我们认为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如果我们贸然组党,肯定会遭到中共的严厉镇压。我们认为,目前国内民运最主要的任务是积聚力量,时机一旦成熟,宣布成立政党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广交友,缓结社”乃是我们的基本主张。这个时候,西安、北京、湖北方面也知道了浙江准备组党的事情,杨海、徐文立、秦永敏就此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我们都不赞成浙江的想法,并将我们的意见告诉了浙江方面的朋友,但他们没有接受。6月25日,他们选派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三人为代表,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公开到浙江省民政厅进行了登记注册,从而掀起了九八组党运动的浪潮。
虽然我已经提前知道并反对浙江组党的事情,但是当他们真的付诸行动时,我还是感到特别振奋。浙江的公开组党行动仿佛就像一声惊雷,震动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对中共当局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出现公开组党的事情,所有的组党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对于这种秘密组党行为,中共历来的态度就是进行严厉的镇压,那么对浙江的公开组党行为,中共当局会如何应对呢?他们还会像过去一样进行严厉的镇压吗?我相信当时海内外大多数民运人士都在对此进行密切的关注。
中共当局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而且在此之前克林顿访华时,江泽民承诺中国将马上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也规定签约国的公民享有结社的自由。如果中共当局对浙江朋友的这一履行自己公民权利的行为进行镇压,那么他们一定会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指责,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虚假承诺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如果他们对浙江的组党行为进行宽容,那么这势必引起各地的连锁反应,中国的民主变革就会由此拉开序幕,中共的专制统治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浙江的公开组党行为不仅显示出了他们的勇气,而且显示出了他们的智慧,他们不仅掌握了道义的制高点,而且还将中共当局置于到了一种既想镇压又不敢随便镇压的二难境地。这和“八九”民运中的绝食活动一样,让中共当局既感到害怕,又感到无从下手。因此虽然我对浙江的组党活动一开始是持反对的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切关注,我最后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勇敢之举的重要意义。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甚至感到这场组党运动有可能会撕开专制统治的壁垒,从而创造出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我深知这种历史性的机遇不多,我们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中滑过,我们必须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后来改变态度转而参与组党活动的重要原因,我想这可能也是徐文立、秦永敏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吧。
中国有句老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在许多事情上,其实当局者比旁观者更清醒,比如两个高手对弈,那些旁观者就往往不如对局者考虑得更深,往往要在几步棋之后才能看出对局者的深谋远虑。我曾听陈卫说过,他在“秦城一期”时与王有才是同室难友,在他的印象中,王有才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却特别聪明。我还听西安朋友说过,王有才的围棋水平很高,他是一个业余三段棋手。难怪他刚提出公开组党的想法时,我这个业余初段棋手还真的不能很好理解他的用心何在。按理说,王有才等浙江朋友都是身经百战的民运老将,他们不可能不会考虑到他们的组党行为会受到当局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明知会这样却还要固执地坚持呢?原来他们就是想借克林顿访华这个机会对专制壁垒发起主动出击,希望通过履行自己的结社权利来实现国内民运的重大突破。而且据我了解,浙江的朋友们并非暴虎冯河的有勇无谋之辈,事实上他们对组党活动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准备。浙江公开组党之后,吴义龙与上海的姚振宪曾一起来到四川,吴义龙特别向我谈到,在公开组党之前,他们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对组党行动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制定出了具体的应对方案。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党的过程中浙江方面并没有一哄而上,而是保持了梯队形状的有序跟进,当王有才等九人被抓后,浙江的后援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迫使当局最后不得不放人。吴义龙甚至还谈到,在组党之前他们对这个政党的名字也经过了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为“中国民主党”这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如今“中国民主党”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中国民运的代名词,我相信,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以及民主社会里,中国民主党必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为自己曾经参与中国民主党的创建活动感到无比骄傲。
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三人被当局重判后,浙江乃至全国的组党运动并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浙江的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等人与各省民主党的负责人继续推动着组党运动的深入开展。1999年1月,为了与各地朋友商量组党方面的事宜,我先后来到了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当我来到杭州的时候,我受到了浙江朋友们的热情接待,他们让我住在王荣清的家里。王荣清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当时他开有一家美容店,经济情况比较好,外地朋友到杭州一般都住在他家里。但王荣清当时并没有走到组党运动的前线,我估计他被安排在第四乃至第五梯队,所以直到2008年我出狱后他才因为组织领导浙江民主党的事情被当局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在王有才进去之后,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马上就接了上来。我与吴义龙比较熟悉,他当时还是浙江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因为参与民主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吴义龙是“八九”之后国内民运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民运战士,他不仅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而且理论水平也相当高,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民运振兴的希望。一开始吴义龙并没有站在公开组党的第一线,但他却肩负着更加艰巨的一个任务,那就是“神行中国”、推动各省组党。他本来身有残疾,但是在1998年夏天,他却以一只病腿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份,他的坚强意志让全国各地的民运朋友见了都深受感动。后来浙江方面又创办了一份《在野党》的刊物,吴义龙和祝正明是这个刊物的主要负责人。我记得当时我从这份刊物上看到过吴义龙写的一篇批驳李鹏言论的文章,他写得既有逻辑又有文采而且很有战斗力。吴义龙的大局观念和团队意识也特别强,与他合作让我感到非常舒服,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所以时隔十年之后,我仍然时时想起我与吴义龙愉快交往的各种场景,中国民运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战略家。
祝正明也是浙江民主党人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家,言谈举止间自带几分儒雅。他当时已经写有一本关于宪政民主的书籍,我在王荣清家里看完了这本书,这使我对民主理念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收获。可能是受到王有才的影响,他也喜欢下围棋,但他的水平与我差不多,我在杭州期间与他交过手,不知现在我是否还是他的对手。朱虞夫也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当时浙江方面想安排他出国,让他在外面做国内组党运动的策应,但他可能后来没有去成,所以最后他也因参与组党而被捕入狱,并且在出狱后不久又被当局劳教一年,直到今年4月才出狱。
我在浙江还见了许多其他民主党人包括吴义龙的未婚妻子单称峰,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在吴义龙家里聚会,有天晚上单称峰亲自为大家煮了一顿水饺,气氛非常活跃,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对当局的恐惧。由于在杭州行程安排紧张,我整天都与吴义龙他们商讨民运方面的事情,居然没有时间到西湖去游玩,与我同行的成都女记者袁亚娟只好一个人去领略西湖的风景。不过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我只是很遗憾在杭州期间没有见到我所敬仰的王东海先生,他一直是浙江民运圈里一个十分活跃也十分理性的民运战士,他当时已经从组党运动中退了下来,我估计这也许是他们从长计议的故意安排。临走的时候,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等人亲自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我们依依不舍,挥泪而别。总之,浙江之行给我留下了特别难忘的美好印象,如果各地民运力量都能发展到浙江这么高的水平,我相信中国的自由民主理想一定能更早实现。
不过,浙江的民主党人也为组党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继王有才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之后,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高海兵、吕耿松、来金彪、陈树庆、王荣清等人先后因为组党而被当局判刑入狱,直到现在吴义龙、陈树庆、王荣清等人还在监狱里服刑。虽然十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国内民运力量却实现了很大的发展,我认为这与浙江民主党人的一贯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还记得,当浙江的朋友们公开组党之后,全国各地有许多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找到了各地的民主党人,例如在我们四川,当时就有李作、冯达勋、王森、鲁登川、李志等人汇入到了民运队伍之中。而且经过组党运动的洗礼,各地许多民主党人都受到了锻炼,这为未来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今后几年之内,狱中的民主党人将陆续出狱,我相信那个时候国内民运局面一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组党运动一直受到许多朋友的指责和质疑,但是这场运动毕竟公开亮出了中国民主党的旗帜,我相信在未来的民主变革中,中国民主党一定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到那个时候,人民和历史将不会忘记浙江民主党人的卓越功勋,就如同我们今天还记得辛亥革命中的徐锡麟、秋瑾一样。
写于2009年10月26日
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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