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8日星期三

消失的孩子:作为异议夫妻,我们为何无法选择生育


特约撰稿人 李长安

“那个女孩好小好可爱,才一岁多吧,但走路很老成的样子。”
“你看那个男孩子玩轮滑,摔倒了他妈妈都不看他。”
“小孩嘛,摔倒自己站起来就好啦。”
初秋的午后,我和丈夫坐在公园长椅上享受难得的轻松时光,看着来来往往的家长带着孩子游玩,我们又开始了最爱的消遣:看着聊着别人家的孩子,设想我们将来的孩子——虽然生孩子对我们来说是很多年内都不太可能的事。
我们两人都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异议者,这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使“孩子”成了“消失的选项”。无论我们多么喜欢小孩,都只能逗别人家的孩子,或者分享有趣的小孩视频来“解馋”,他看别的孩子的眼神总是快乐得让我难过。

用进口商品养大孩子,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内地很多人没有钱也养大了孩子,但有钱也不能保证孩子完全不遇到“危险商品”。
内地很多人没有钱也养大了孩子,但有钱也不能保证孩子完全不遇到“危险商品”。摄:Imagine China
作为异议者,我们的工作就是与被禁的信息和被体制伤害的人打交道。我们不仅会从“防火墙”外的互联网看到更多关于中国商品和食品的负面信息,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还有不少人就是“疫苗家长”——他们本是来自中国各地方各阶层的普通人,他们的孩子在公立医疗机构注射疫苗后终身残疾,他们开始上访讨公道,但屡屡被警方拘留,许多人甚至曾被判刑或劳教,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间崩塌。
这些信息自然让我们想到,如果有孩子,一定要去香港或澳门打疫苗,一定要用进口的奶粉、辅食、奶嘴、儿童用药……于是我们遭遇了第二个异议身份带来的因素:经济条件有限。
异议者当然无法在体制内工作,如果去商业公司上班,处境可能和维权律师滕彪的妻子王玲相类。她原在杭州一家LED公司的国际部门工作,由于当局持续向公司施压,她不得不离职,多年职场积累打了水漂。
如果去做小生意呢?2015年大陆当局打压维权律师和社会活动人士的“709”案中,被判刑的维权人士翟岩民就曾拥有公司,雇员十名左右,但办公室被警方多次查抄,翟岩民只好把公司转交他人打理,最终因经营不善结业。我丈夫也曾经营一间小公司,他第一次因参与维权行动与警方发生冲突后,投资人就终止了投资。
我和丈夫现在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境外媒体的稿费,以及非公开地为一些NGO做培训,这些不稳定的收入勉强能维持不算太差的生活水平,但若要用进口商品养大一个孩子,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可是穷人也可以生孩子啊,”丈夫有时会不甘心地劝我,我只能一再跟他沟通:的确很多人没有钱也养大了孩子,有钱也不能保证孩子完全不遇到“危险商品”,例如“毒跑道”,但相对充分的信息,配合较好的经济条件,应该能一定程度降低遇险的概率。我不愿因为经济局限而忍受更多的风险和焦虑,毕竟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一次中招就是100%的悲剧。

“我没有勇气在中国大陆养女孩”

我们的公园时光在继续:“你比较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我为了好玩又问这个问过一百次的问题。
“男孩女孩都喜欢,”他又给了这个标准答案。
“随便说一下嘛,”反正短期内都不会成真,我想。
“那可能是女孩吧,”他说。
“我也是,”我笑着说。
但其实,相比养育男孩,我更加没有勇气在中国大陆养育女孩。
相比养育男孩,在中国大陆养育女孩更难。
相比养育男孩,在中国大陆养育女孩更难。摄:Imagine China
很多异议女性都有较强的女权意识,或至少是女性自主意识,我也不例外。如果我有女儿,我当然想尽量给她自由平等的成长氛围,我不会禁止她晚上出门,也不会警告她不要一个人穿街走巷,不会要求她减少跟男性单独相处,更不会建议她不要从事男性主导的行业,因为这些都是尊重女性主体性之基本。
我自己就是被无拘无束地养大的女儿,后来也主要在尚由男性主导的抗争异议圈子里工作,我很清楚中国的公共安全状况和社会文化对女性实在太不友善,我没有真正遭遇过严重的不幸,这仅仅是运气而已。我有两三次险遭强奸的经历,对方从学校保安、黑车司机到社交圈内熟人都有,工作中遭遇的性骚扰更是数不过来。
更悲哀的是,曾从事妇女权利工作的我深深知道,一旦性骚扰或性侵发生,我的女儿极有可能遭到整个社会男权文化的二次伤害,警察、媒体、网友,甚至她的老师和朋友都会说,她不应该穿太漂亮的衣服、不应该走夜路、不应该轻信男人,甚至可能说她明明就是半推半就……想到这些,我对顺利养大一个健全独立的女儿的信心就凉了大半截。
另外,女权意识带来的性别敏感,也让我难以接受中国公立医疗系统对女性尊严的漠视。做女权工作时,我曾认识一位妈妈,出身医疗世家的她,明白地给其他人建议:“进产房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半扇子猪肉,不要想着自己是人。”
我自己也在年少时做过人工流产手术,我至今记得,我两脚张开,被架在手术床上,在我下体正对着的一道内门里突然走出了一个陌生的男医生,他来到我身边开始注射,我惊恐地望着他带口罩的脸,然后就陷入了麻醉昏迷。这一幕直到现在仍是我的心理阴影。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都让我不愿再踏入公立医院的妇产科半步,然而要找靠谱的私立医院生产?这又回到了钱的问题上。

“我没有权力替孩子选择如此艰难的生活”

如果说,以上种种问题都还算通过努力“可能可以解决”,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则属于“不可抗力”:安全风险。这也是我与丈夫无法选择生育的最主要原因。
最近的一两年,王宇、朱小梅这两个名字,让我一想到养育孩子就心惊胆战。
律师王宇在“709案”中被捕时,她的儿子包卓轩才16岁。登上出国读书的航班前,包卓轩与同为律师的父亲包龙军一起被截留。王宇和包龙军被捕后,包卓轩被警方送回内蒙古老家严加看管,他曾在维权人士协助下潜逃到缅甸,却被大陆当局抓回。到2016年8月“709案”开庭前夕,过去被誉为“战神”的王宇突然在电视上认罪,许多人都认为,包卓轩的处境是迫使她配合的最重要原因。
较少人知道的朱小梅,是2015年底被抓的劳工维权人士之一,当时她的女儿刚刚一岁,仍在吃母乳。因女儿被强行断奶又吃不下辅食,朱小梅的丈夫写下令人心碎的日记:“宝贝女儿又哭了,我也只能给她喂香蕉(因为别的还是不吃)。吃了三分之一个后,喂了点水,宝贝睡着了。睡到快四点,宝贝又醒了,又是在哇哇大哭,这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个这么小的婴儿现在靠吃香蕉来维持身体成长,但没有办法,为了她填饱肚子,我又喂了香蕉。”
我的一些年轻的女性抗争者朋友也说,王宇和朱小梅的故事让她们对养育心生恐惧,但男性抗争者们似乎共鸣不强。一名有两个孩子的男性维权律师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对我说:“这有什么大不了?包卓轩可坚强了,朱小梅进去一两个月不也出来了吗?反正都会过去的。”
他的看法让我一时语塞。
后来我想,或许一方面,大部分男性没有经历过多数母亲对孩子的日夜关注,难以体会母亲的焦虑——小小疏失就可能对孩子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另一方面,抗争圈里,很多男性都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孩子心理这种“后顾之忧”,更多属于女性的责任范围。
男性抗争者们也经常告诉自己的伴侣:“如果我出事了,你只要带好孩子,不用管我。”然而许多抗争者的妻子都曾向我倾诉,这种说法在情感上伤她们最深,似乎她们只是家中保姆,责任是理所当然,感受却不在被照顾的范围。
而且,男人们的计划未免过于理想化了。“709”之后,被捕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说:“我可以不管吗?我们作为李和平的妻子和孩子已经被打入另册,我们不管就会有好日子吗?”王峭岭的女儿李佳美,当时6岁,因官方的种种阻挠而无法入读小学,王峭岭被警方逼迁,小佳美跟着妈妈四处借住,居无定所。
另一“709”被捕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2016年8月带着3岁的儿子王广微去幼儿园报名入读,警察强行跟着上了她们的出租车,李文足担心吓到孩子,忍住了没跟警察吵架。在幼儿园报名成功后,王广微领到了午休用的小被子,一脸兴奋蹦蹦跳跳。然而警察去跟老师交涉了几句,王广微随即被拒收,小被子也被收回。面对挫败又迷茫的儿子,李文足止不住地流泪。
孩子与母亲在打压中遭到“连带伤害”的例子不甚枚举,这经常比打压本身更令人难以承受。
方言,2014年因“六四公祭”被抓的“郑州十君子”之一,同时是一名单亲妈妈。她在深夜被警察撬门带走,当时正上初中的女儿独自在床上坐了一整夜,一动不动地盯着那扇被撬过的门,后来大半年,女儿都极少说话。
何晓波,2015年底被抓的劳工NGO工作者,他的妻子杨敏,曾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3、4个警察进驻她家,读小学的女儿每天都被警察“接送”,更有一名女警每晚睡在她女儿的上铺。
异议者胡佳,2008年奥运前夕被抓,当时他与妻子曾金燕的孩子才一个多月,曾金燕正在哺乳时大批警察突然破门而入,这个场景成为她后来多年的梦魇。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异议者,“孩子”成了“消失的选项”。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异议者,“孩子”成了“消失的选项”。摄:Imagine China
这些真实的故事每每让我哽咽,我无法想像这之中的任何一件发生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然而,我和丈夫都清楚,只要还在中国从事异议抗争的工作,我们确实没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孩子免受这些伤害。而且我们都心知肚明,作为异议者,必须尽量减少自己可供威胁的弱点——孩子的健康、快乐、安全、教育、前途,哪一个不是父母的弱点呢?
我与丈夫有不少或近或远的朋友,都曾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坚定抗争者,但随着孩子出生和打压加剧,许多人为保护家人选择了流亡海外,比如律师滕彪、公民记者温云超和古川、学者张大军和余杰等等。若设身处地,我想自己也会做同样的选择。对于异议者,被边缘化、遭遇打压、失去自由等等或许都是早该想好的代价,然而即便作为母亲,我恐怕也没有权力替一个新生命选择如此艰难的生活。

生在国外,可行吗?

我与好几个“709”律师的妻子是好朋友,我曾跟她们讨论过自认为安全的生育方案:去国外生孩子,把孩子在国外养到6、7岁大,我就回国,让我的丈夫留在国外照顾孩子,因为到时他可能已年近退休,而相对年轻的我还不愿意放弃中国大陆的工作。
“709”妻子们一听就“哄”地笑了:“你到时绝对不舍得离开孩子!”的确,我也担心自己无法做到如此决绝。我知道有一些抗争者将伴侣和孩子送出国,自己在中国大陆坚持,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例子都是男性。
那怎么办呢?我与丈夫无数遍地讨论尽了种种可能的方案,只要不流亡或移民,只要仍是异议者,只要中国一日不民主化并形成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孩子”似乎就永远不是属于我们的选项——但我们目前仍不愿放弃“坚守在场”的意义。
夕阳西下,我们恋恋不舍地结束公园里的浮生半日,回去面对苦难的故事和残酷的现实。柔和的阳光将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只有两个人,相互扶持,不知何时才能再多一个小小的影子?希望我们看得到。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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