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日星期四

抵制乐天,网络时代下民族主义的进化



韩国乐天集团2月27日召开董事会,决定把地皮转让给国防部用于部署「萨德」系统。中方对此表示不满。图为中国游客过往于韩国乐天购物。
韩国乐天集团2月27日召开董事会,决定把地皮转让给国防部用于部署「萨德」系统。中方对此表示不满。图为中国游客过往于韩国乐天购物。摄:张和平/Imagine China
2月27日,韩国乐天集团(Lotte)决定将其拥有的一块高尔夫球场地和韩国军方交换,以便军方配合美军部署萨德系统(THAAD)。随即,在萨德问题上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官媒集体发声,以新华社一篇《中国不欢迎这样的乐天》为首,将乐天集团架上“中国国家利益”的审判台,扬言抵制这家在中国持有如零售超市、免税店、食品等众多业务的韩国企业。从共青团中央到《环球时报》纷纷跟进,各级党媒、官媒、新媒体层层浪浪,甚嚣尘上。
反乐天,乃至反韩浪潮澎湃汹涌,剑走极端。不过从当前局势出发,北京煽风点火把路走绝,似乎也有获利可言。
首先是北京在东北亚诡谲局势中面临的困局。朝鲜核问题一步步走到今天,并不意外。中国似乎在朝鲜半岛陷入“两面作战”:在朝鲜,金正恩政权和中国交恶,朝鲜报刊不点名批评中国,导弹试射不断,北京曾经试图庇护的金正男,也毙命海外;在韩国,总统朴槿惠不到两年前还亲临天安门城楼,观摩中国阅兵,今天两国却因为萨德问题而反目。

北京的外交算盘,瞄准韩国内政

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其庞大的国家机器在朝鲜面前可以算是相当透明。军事调动、战略筹备,朝鲜虽不能说完全掌握,也必定能摸个大概。而朝鲜这些年的政治清洗与极权建构,让中国掌握朝鲜的动向变得极其困难。更关键是:在中国高层中不乏同情朝鲜者,或至少为了韩战等意识形态资源,而不可能轻言割席。反过来,朝鲜高层还有多少人会听北京的话?是否还有人敢听北京的话?答案不难想到。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与其说是无法下定决心遏制朝鲜,不如说是根本缺乏遏制朝鲜的能力。朝鲜的核武器已经将北京纳入射程范围之内,金正恩到底打着什么算盘?北京恐怕比首尔更紧张,也更无力。如北京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所言,中国面对朝鲜,可出的牌已经十分有限:最终选项只剩下两个,要么是对华友好的拥核朝鲜,要么是与华敌对的拥核朝鲜。
中国事实上能希冀的,只有韩国不升级局势,然而从2016年至今,围绕“萨德”的部署,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让韩国部署萨德更加坚定,这一希望也转为不可能。
在这种局面下,韩国的内政麻烦,成为中国部署力量的最重要突破口。朴槿惠遭遇弹劾即将下台,而根据民调,对朝鲜更友好的在野党民主党,很可能在之后的大选中胜出执政。另一方面,韩国民众长期以来并没有对中国的强烈敌意。中国有反日、反韩、反美浪潮,韩国有反日、反美浪潮,而“反中”则不在其主流选项中。中国对韩国企业开刀,也正是看准了韩国民意较不反中的缺口,之后韩国政局可能调转风向,大概也在北京的考量之中。
这种抵制─扭转戏码之前早有先例。中国网民们上一次抵制的,是菲律宾芒果干,以抗议南海仲裁。然而菲国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中菲之间又迅速进入蜜月期,甚至借此机会,中国将东盟集体在南海问题上对抗的势态也予以弱化和拆解。针对韩国,这次是否又会是同样的戏码,耐心等待其内政上的转换?
而这些外交上的考量,基于中国政府更自信的内部基础:极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可以娴熟控制的政治力量。

08年抵制家乐福翻版?

有人会认为,抵制乐天,只是绵延多年的中国民族主义狂热的又一波浪潮。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后果可能会很可怕:2008年中国人不是抵制家乐福吗?2012年不是开展反日游行、打砸日本车吗?
可抵制乐天,也许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先看前两次事件。
第一件,2008年,在北京即将举行奥运前夕,拉萨发生抗议和暴乱、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会见达赖喇嘛、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遭遇抢夺等等事件,引发中国民族主义对抗西方媒体“假新闻”(如CNN的报导)。在中国多个大城市,游行人士聚集到家乐福超市门口抗议,焚烧法国国旗。
第二件,2012年,日本民主党政府为避免右翼购买钓鱼岛,准备将其国有化,引发中国数十个城市反日游行,民众上街抗议,呼喊口号,在很多地方打、砸日系轿车,攻击店舖,乃至打伤路人。
在这两宗事件中,中国中产阶级都绝非上街主力,而且可能深受其害。民族主义看似是政府煽动下,由底层延烧上社会的野火。尤其是2012年的反日游行,不少中产民众,不敢开车上街,日系轿车以其物美价廉而成为新兴中产的代步工具,而“暴民打砸”,则以“反日”的旗号展示出了“屌丝翻身做主人”的阶级暴力。这些游行抗议传递出鲜明的符号:反社会秩序。
2012年反日游行时,民间流行这样一种揣测:反日游行造成的混乱,是掌管政法系统的周永康等人的阴谋,旨在扩大自身权威,或是在权力斗争中营造筹码,给政治对手“添乱”。
且不论这一猜测是否合理。我们至少看见一种可能性:民族主义的火焰稍有不慎,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难以收放的幽灵,反噬中国的中产阶级,甚至吞噬政府。

官办激进民族主义成型

而到了抵制乐天,或早前抵制韩国明星时。民族主义情绪的调用方式和展示手法,已经迥然不同。
经过数年整顿,共青团系统已经由新技术官僚的上升阶梯,变成了面向青年人的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我在之前文章中已经说过,由共青团这样的新媒体平台,组成了文宣系统中新的板块:体制内激进派。
相比从前的乌有之乡、四月网等民间、半民间团体,今天的激进民族主义声音,直接由党、政府旗下的机构来宣扬。从前的民间激进民族主义力量,要么直接被收编吸纳,要么被党管新媒体的声浪直接盖过。在微信上,共青团中央、学习小组等等平台,甚至是《人民日报》的公众号,都分分钟可以达到10万+的浏览量。
“官办激进民族主义”的诞生,达到了两个效果。其一,原先调动民族主义的宣传机器更加听话,我们很难再将共青团这样的媒体造势视为“煽动民族主义攫取政治资本”的手法,其一收一放,都在统一的掌握之中,它可以扮演舆论先锋,最激进的角色,但该停下来扭转舆论的时候,也会一刹那刹车。
其二,借助新媒体平台的激进民族主义宣传得到官方背书,不再需要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原先在论坛、微博上聚集半地下组织的抗议和抵制行动,也由民间、半民间变为“官办”。

抵制乐天,新舆论模式试水

这意味着,在消费热潮更旺盛,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今天,激进民族主义由原先的小圈子、可控性低的激烈群众运动,变为更加个人化的抵制行为——如《环球时报》在其社评“打击乐天惩罚韩国”中所说:“没有必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抵制韩国货运动”。身为中国公民,你只需要以个人身份,避开韩国品牌,不去旅游,不搞代购,换个“替代品”就可以了。
激进民族主义不仅不再对中产构成威胁,反过来变成最适合中产使用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从前的抵制活动,是人们聚集到敌人面前,宣扬声势,彼此串联,齐喊口号。今天官媒眼中的理想抵制,是人们在家里上微博、微信发帖、转载,清空自己的淘宝购物车,取消携程上预订的济州岛来回机票、把“欧巴”换成国产“爱豆”。
于是,正如中国政府可以“将互联网的果冻钉在墙上”,用防火墙、网络评论和引导控制住中文互联网,民族主义的野火,也可以在新技术时代转化为打火机里的燃料与燧石。党管新媒体代理激进民族主义的结果便是:激进民族主义不再代表某种和体制的沉闷惯性相抗衡的东西,它变得像是中南海的理性官僚们放出的回旋镖,脱手而出,声势振振,从容完成目标,最后稳稳抓回自己手上。
只不过,这把回旋镖,并不直接击倒外交上的对手。在眼下,半岛的政局让北京决心拿乐天开刀,局势判断已经做出,天朝正押下手中能用的筹码,加入一场赌局。而按照目前开出的戏码,天平似乎暂时倒向了北京一边。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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