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6日星期一

王军涛:政治博弈产生民主


中国研究院第26次研讨会:身处险境的习近平去向何方(5)


就在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再看好习近平的时候,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长篇专访中指出,目前有三条路摆在习近平面前,他被体制同化的可能性最大,社会条件不允许他成为独裁者,最小的可能却是最具历史意义的:彻底改革现有体制,让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

2016年3月12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第26次研讨会,专题讨论习近平的三条出路,以及他可能做出的选择。多位旅美学者、教授、律师和媒体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各抒己见。明镜记者贺兰若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了发言纪要,并经发言者审订校正,现全文发表於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


政治博弈产生民主

何频所说的习近平三条道路有许多讨论的角度。人们通常讨论的是哪一种最可能和哪一条路不太可能。其实,这些取决於许多偶然事件。我讨论习近平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是基於人类政治演进史的经验教训的。这些经验教训其实在学术上是常识,但是由於中国在这方面缺乏讨论,大众不太清楚,而专业人士没有以此加入到讨论。

何频列了三条道路,觉得最好的道路就是习近平集权完了搞民主。但是从政治演进史看,这是一条最不大可能走上健康民主化的道路。因为,个人独裁的极权专制进行民主或宪政改革,都最後更可能导致灾难。

欧洲封建制解体之後有两条路,一条就是绝对王权的道路——从王权搞宪政民主的都不太成功。真正民主道路走得比较好的国家是各种力量进行博弈,争权夺利,谁也吃不掉谁;之後逐步引进规则规范博弈,形成相互安全底线的制度性制约,这是宪政。另一方面,这些高层宫廷权争为了争取支持,向下形成政治动员,逐步让政治公开透明。从习近平继位时的中国来看,最好的道路是政治局九个常委争权夺利。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灰色的民主化》,讲的就是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逐步引进一些规则,规范行为,从而向下进行动员。这是一般渐进的民主,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都是这麽走过来的。

相反,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政治强人身上的民主制会带来灾难,法国就是个例子——托克维尔讲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的关系讲的就是这样的灾难,很多中国人没有读懂托克维尔的原因就在於不理解托克维尔到底在批判法国道路什麽问题?托克维尔说要参照美国的民主来理解法国道路的教训。美国的民主就是在民间的博弈中逐渐建立起规则,包括建立起联邦政府。
而法国大革命的全部灾难就在於法国国王在大革命前集中了权力想行使善政——革命想做的事情,革命之前国王都已经做了,而且比较欧洲其它国家做得还不错。但是由於国王集中了权力,导致各种社会力量不负责任,不懂得政治的现实感,因此革命发生时往往被一些理念和概念驱动。

法国大革命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而不像美国和英国革命是由现实的、负责任的各个阶层的社会精英主导。在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下,那些主张变革的人往往被一些不切实际的情感所驱动,这些情感在变革之後会导致长期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制度,以及政治秩序进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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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


政治转型时的偶然因素

前苏联也是一个例子。长期的极权使得人们不会独立理性负责地进行政治性思考、行事、选择和博弈。国家陷於混乱、失序、投机和动荡。当俄罗斯人民呼唤秩序和安全的时候,普京就是一个当然的选项。为什麽西方的民主到了俄罗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俄罗斯在长期的极权政治下,已经不太会负责任地思考自己的政治选择,基於自己的利益进行比较平衡的选择。

何频所主张的习近平集权然後搞民主,无论成败都是问题。比如他要搞宪政,就像之前德国皇帝和日本天皇那样——如果他本人是超越权力之上的,那麽即使这种宪政带来暂时的经济繁荣和秩序,但是会把国家带向危险的道路,这就是成功的危险。如果不成功的话,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在人们有了机会建立新秩序的时候,不再出於现实的考虑,而是出於情感的驱动。

习近平一个比较好的道路是继续沿着80年代胡赵的改革思路,进一步收缩党政权力,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社会产生出更多的、负责任的社会精英。他们在实践中,不仅保持了对宪政民主自由理念的追求,同时学会负责任的进行宪政选择;但是习近平完全相反。

现在谈论中国局势,政治在转型时有很多偶然因素。我曾经就美国革命的某个问题询问一位美国记者:你们的革命听起来好像一场事故。这位记者说,是的,你告诉我哪一场革命不是事故?一个国家到了要发生变革时候,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变革——如果大家都很紧张小心,严加防范,是不大可能发生变革的。

所以对偶然性因素,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大胆的推测,但是现在我们的信息还是不够充分。我们可以讨论何频提出的三条道路中的最佳道路,看看这条路是不是最佳的。如果不是最佳道路,中国应该怎麽走?

我之前在国内是非常强调顶层设计的,认为顶层设计不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人们说我是“新权威主义”,其实我是主张变革,主张精心的设计变革。但是到美国之後,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好的宪政是各方博弈出来的。与其让一个强人一次性创建出一个美好的秩序,还不如让各种力量在一个肮脏的相互博弈冲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些适用的规则,然後这些规则向着自由民主的方向演进。(未完待续。选自明镜出版社《中国未定之天》)

文章来源:明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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